著名学者姜彬先生的《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获最高荣誉奖。这部学术分量沉重的著作，从稻作文化入手，把江南民俗的核给剥出来了。其实也把自河姆渡文化以来7000年的中国文明的一个裂变式的基因给揭了秘。中国稻作文明曾经影响了整个世界，对它的文化研究虽然晚矣，但终于可以与之相匹而无愧于古人了。获特别奖的刘魁立的《民俗学论集》，记录了一个民俗学者勤奋开辟民俗学理论的学术历程；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是中国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奠基之作；宋兆麟的《中国生育信仰》则是作者半个世纪田野调查材料的新成果，熔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为一炉。一等奖中的《中国灵魂信仰》把研究目光锁定在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上，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打开了一扇久闭的门窗。《中国虎文化研究》并不限于将虎视为一种图腾而论，而是全面梳理了形形色色的中国虎文化，考辨其源流与演变规律，加以典籍与田野的互证，有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突出个性。《中国神源》将中国神的起源、神话、历史、宗教、文化性质加以整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诸神的传播源流，有很强的社会功用，体现了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价值。《敦煌民俗学》勾沉敦煌学中的民俗资料，系统分类，竟成洋洋大观，为敦煌学开一新天地。《（荆楚岁时记）研究》侧重于历史民俗学的透视，代表了当代学人对学术传统的反思。此外，二、三等奖中的《中国城隍信仰》、《中国庙会文化》、《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东巴祭天文化》、《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观音——神圣与世俗》、《中国女神》、《民俗语言学》、《回族民俗学概论》、《中国的门文化》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民俗学是一门范围特广、内容特丰的学科，以一人之力，绝不可能穷尽其方方面面，人才辈出、百花齐放才是民俗学科学的春天。获奖民俗学著作既有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也有学科史和民俗史研究，还有典型民俗事象的个案和综合研究，以及方法论研究，涉猎范围之广，开创领域之多，发现珍贵民俗事象之繁，为此前历史所罕见，显示出强劲的学术发展势头。
民间艺术研究日渐崛起
民间艺术种类繁多，过去对此研究多分散地纳入戏剧研究、音乐研究、舞蹈研究、美术研究之中。但由于民间艺术特殊的民间文化背景，上述研究均有不足。本次评奖特设了民间艺术研究的类别，就是要鼓励和提倡将民间艺术置于民间文化的背景中加以研究，提倡用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研究民间艺术。获特别奖的《意匠文字》（吕胜中）堪称在这方面具有独创性的著作。作者首次把学术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投射到民间艺人的花鸟文字上，对这种一向流落街头、为文人雅士不屑—顾的民间美术，进行了出人意料的发掘。作者认为，这种类于文字游戏式的民间美术，是中国文字文明的重要一脉，隐含着深邃的文化价值和巨大的美学价值。作者的思想烛照，让人耳目一新；并且启迪我们对民间艺术的各形态加以特别的关注。同获特别奖的《中国原始艺术》（刘锡诚）也是有着特别的学术分量。它也是我国首部运用文艺学、考古学、民俗学、艺术史等学科手段和成果，系统全面审视中国原始艺术的著作。获一等奖的《中国民间美术造型》（左汉中）、《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分别是民间美术和音乐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图典》、《艺术民俗学》、《傩俗史》、《江南民间社戏》、《从图腾到图案》等，不仅涉猎各种民间艺术种类，如戏曲、舞蹈、音乐、秧歌、傩戏、手工艺、美术、服饰、建筑、游艺等，也各有学术特色。
田野作业更具科学深度
本次评奖中颇具民俗学、民间文化研究特色的类别是田野调查的科学成果。田野调查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民间文学、艺术、文化研究的学术基础是否扎实，而田野调查本身又是自有其特殊的规范和规律的。比如民间文学的采录、整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几十年来一直在全国贯彻、执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的要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采录也始终坚持“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要求“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近些年来，民间文艺、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也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和不少突出成果。田野记录的广度覆盖全国各地各民族；专题性田野作业愈来愈具备专业性；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并出现专家更直接深人、群众中则成长起一批更具专业水平的人才；一大批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又善于采风、专业素养扎实的田野工作人才涌现出来，一大批专家的专项田野考察也得出了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学术眼光，沉入深处；人文关怀，蕴藉深厚；立体采掘，生动记叙；由表及里，科学判断，是这一时期田野工作的突出特色。获一等奖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张晓）、《中国巫蛊考察》（邓启耀）是这方面的代表。前者以真实的口述采录和历史文化的实地调查相结合，又对民间文化现象加以理论升华，形式独特，角度新颖，观点深刻。后者考察的是一种神秘的文化现象，作者历经艰险，深入其中，进行科学研究。二等奖《乌拉手记——东北民俗田野考察》的作者踏遍白山黑水，访遍三教九流和引车卖浆者，尝尽民间疾苦，看尽民间百态；这是—部非亲历田野、不深入民间便无以描述的东北民间文化录。《山东民俗》则是地方民俗志的代表作。此外，《红头巾下的村落之谜》、《格萨尔——考察纪实》、《都市里的杂巴地》、《寂寞的山神》、《樟树药俗》、《民间称谓》、《马帮文化》、《天葬》、《中国苗族巫术透视》、《民间食俗》等，均显示出田野作业不仅广及各地区民俗志、专题民俗、重点事象，而且向着更科学、更深入、更具学术性专业性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由于本次评奖对近20年来出版但现已故的学者专著、用少数民族语言著述的作品暂不纳入，加之评奖公告力度有限，故尚有遗珠之憾，有待于今后弥补。但总体上说，通过评奖看到的我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的业绩是令人兴奋和自豪的。本文所述，挂一漏万，不过以管窥豹而已。本次评奖在全国各地也引起了积极的反响，相信对促进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也是会有推进作用的。人们也有理由期盼把这一评奖坚持下去，并且一届比一届评得更好。
（本文刊于2001年11月《中国艺术报》）
17．论口头遗产的价值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管窥
一
在钟敬文的学术视野里，有三个相关的学科：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俗文化学。它们的学科地位通常处于相提并论的程度。笔者认为，这是钟敬文先生学术思想或学术体系的一个统一的域界，三门学科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世界和学术体系，涵盖着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层面和重要范畴，即民间文化研究。三个学科既互相关联、互相补充，又各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不可替代。钟敬文先生在这三个学科里都奋力开拓，极力呐喊，成就卓著。民间文艺学、民俗文化学是他创建，民俗学虽系外来他却有首功和头功。
从研究对象看，我们可以把这三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统称为广义的民间文化。钟敬文对文化分类分层一直持一种三分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①民俗文化学研究的是民俗文化，即民族文化中的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也会涉及上层文化中的民俗性，是民俗事象与文化视角和结合。民俗学则研究下层文化及其民俗事象，包括物质民俗、制度民俗和精神民俗。民间文艺学，按照学界“文艺学即文学原理或文学理论”的使用惯例，其实是指民间文学理论，它的研究重点是民间文学（亦可含民间艺术的文艺原理、美学研究），而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又是民间文化、民俗事象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观念形态、行为文化和精神产品，是精神文化的一类或几类。由此可见，在研究对象上，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或多级文化圈模式。但显而易见，这三个层次或范畴的研究对象，因为并不是进化的等级或自闭的模型，研究方式也无需逐级展开，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存在，各自都需要特定的研究，形成独立的学科，并获得特殊的人文研究成果。钟敬文学术研究的杰出贡献，也正在于全力推进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民间文化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俗文化学既三足鼎立又在一定条件、情况下三位一体的学术建构，促使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达到了世界现代文化学或民间文化学发展的前沿，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我以为，明了此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钟先生的民间文艺学思想，把握其中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反过来，从钟先生的民间文艺学思想的独特学术内容和理论范式，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钟先生学术贡献的特色和重点。
二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艺学，若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大致可以看出有以下若干历史时期和学术思想的源头和汇入。首先自然是80多年前的北大歌谣运动。这次学术运动，不仅把民间文学研究置于很高的文化地位和学术地位，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人关注其事，并带来和运用了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知识、方法，并且一开始就在搜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出版《歌谣》周刊，使现代民间文艺学发轫之时，既处于一个极高的起点，为这门独特学科的独特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娄子匡等建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间》、《孟姜女》等刊物和丛书，这是民俗学研究和民间文艺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开始，也是国外民俗学理论系统地渗入到学术深处的时期。第三是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导下的新中国新文艺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学术发展有过重大的偏差和曲折，但也有更重大的学科建树；如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普遍确立和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的掌握，人民的立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大规模的民间文学采集，研究机构和教育体制的初步建立等。第四是改革开放时代。在时代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开放、大活跃、大繁荣之际，民间文艺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借鉴外国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广泛地采录、出版民间文艺资料的成果，还是人才培养、学科理论建设、学术活动的全面开花，都硕果累累，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值得注意的是，钟敬文在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史上，是在以上各个时期都充当着参与者、施行者、组织者、中坚者的惟一一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充分地体现在他个人的学术历程中；他个人的学术生涯、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也正是一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史的缩影。在北大歌谣运动中，他是一参与者、响应者、学术受益者；在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交融的时代，他的杭州9年及其学术活动，是北大歌谣运动最重要的学术延续和此一时期学科发展的主干；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民间文艺学发展阶段，他的学术思想与时俱进地丰富自我，吸纳先进思想和科学理论，日趋成熟，经受了时代考验和历史的检验；80年代以来，民间文艺学学术繁盛之时，也正是钟敬文学术思想定型、成熟，并终于体系化、科学化的时期，他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规范和引导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历程。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钟先生1997年时在《钟敬文自述》一文中说了一段感慨颇深的话：“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经验的结果。”②话说得平和、朴素，但这是一个世纪老人的学术自白，也是他学术生涯的夫子自道和真实写照。
三
在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发端和发展，也融注着这一强劲的时代精神。发掘民众文化，从人民文化中获得健康、素朴、清新、简明的风格，获得人民评价历史的立场，张扬人民文化的创造伟力，勾沉人民文化中保存的久远而珍贵的历史文化材料，托举民众文化独特形态、载体使之与典籍、上层文化相提并论，从而，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和民族精神的真谛，这就是五四以来民间文化运动的主旨。这样一种学术运动，无论是从文艺和文化发展史上看都是破天荒的，在现当代社会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顺乎历史潮流，为加快历史进程推波助澜的伟大意义。由此看来，现代民间文艺学兴起的意义，是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好好的写上一笔的。
民间文艺运动的兴起，虽然有以上种种影响和历史意义，但它最初并没有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获得独有的评价。对民间文艺的发掘和研究，就像鲁迅说《红楼梦》研究一样，历史学家从历史需要出发，文学家从文学价值人手，政治家从政治立场着眼。是钟敬文先生最早响亮地喊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口号，把它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加以理论设计和学术实践，把它的各种价值和意义综合在一个统一的范畴里。现在看来，钟敬文发表于1935年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的确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檄文。钟先生不仅首次使用了“民间文艺学”的概念，而且鲜明地指出这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从此以后，为确立、完善、传播这一特殊的学科，钟先生开始了艰辛而坚定的学术跋涉，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学科构想，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学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