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18年12月22日。
［创办地点］北京。
［创刊背景］
《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前期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后期由胡适主编。辟有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等栏目，讨论战争、和平、道德、法律等重大政治、思想问题，重要文章有蔡元培的《劳工神圣》、陈独秀的《尊孔与复辟》、李大钊的《新旧思想的激战》等。后期刊登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8月被北洋政府查封，共出37期。
1918月11月24日上午，胡适接到母亲病逝电报后，到北大红楼向蔡元培请假，顺便到文科学长室和陈独秀打招呼。听说胡母去世，陈独秀说：“啊，这实在不幸！后天讲好商议创刊《每周评论》的事，你是参加不上了。”“回头你和守常、作人说说……”胡适喉咙有些嘶哑了。对于陈独秀等人热心办《每周评论》，胡适似乎没有多大的热情。他尤其对李大钊写《Bolshevism的胜利》不感兴趣。胡适曾和陈独秀说过，《新青年》应该坚持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办是有尊重胡适主张的成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政治有很浓的兴趣，为了尊重胡适的意见，也为了自己政治上的兴趣，所以办了这张小报，专门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但陈独秀不希望胡适站在《每周评论》的外面，叮嘱说：“如回家有诗作，望尽快寄来。”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的意见，得到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加上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支持，最后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参加的人交5元大洋。做开办经费。经取得的利益受到损伤，因而无理拒绝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4月29日，控制巴黎和会的“五强”正式决定把战前由德国掌握的胶州湾及其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1919年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民的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3000多人，分别从沙滩红楼等处汇集天安门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游行队伍准备进入东交民巷向外国使馆表示抗议，却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挡。游行群众终于忍无可忍，遂经过东单、东四，来到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曹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陆宗舆（都是段棋瑞对日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是社会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学生们不顾军警阻拦，冲进曹宅，把正在那里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顿，在曹宅放了一把火。大批军警赶到，逮捕学生32人。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罢课。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邓中夏被推举为联合会总务干事。5月中旬，北京政府一方面发布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一方面又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19日，北京各大中学校再次实行罢课，组织了学生讲演团，深入大街小巷进行爱国宣传。并发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6月3日，北京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参加讲演的多位学生被捕。
尽管慌乱的政府下令释放32名学生——这些学生在13辆载有学生的汽车护送下凯旋般地回到校园——但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这场急速发展的运动，特别是一名在示威游行中受伤的学生死去之后，更是如此。在其他城市中，更多的学生会成立了，这些组织开始与其他经济和社会团体合作。在上海，6所院校派代表参加同一个联合会，并同商人和工人联合，准备联合抵制日货和罢工、罢课；在学生们为联系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劳工部”后，他们吸引了10万多人参加了5月底的一次集会。中国码头工人不卸日货，商店不卖日货，杭州的黄包车夫不拉日本人，教师们也很快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北京高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教师在5月中旬成立了一个教师联合会。
兴奋的情绪因国立北京大学这所最有声誉的大学的校长蔡元培突然辞职而高涨。蔡一直支持学生的自我表达权利，并且在32名学生被逮捕时向政府提出抗议，但他也一直坚持认为大学是文化和研究中心，学生必须学习。他辞职信的开头是一句令人不解的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知道，蔡是引用一个古老而又动人的寓言，说是一位官员夸耀一匹难得一见的骏马。路边的孩子一见到他就兴奋地鼓起掌来，于是他骑着这匹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直到马累死。这句简短的话是否意味着蔡元培认为他是那匹马，他的学生是那些孩子？或者像一些人认为的，那匹马是那些中国总统不愿在公众抗议面前解除其职务的不得人心的亲日派部长呢？也许按鲁迅当时辛辣的说法，蔡元培不愿像1907年的秋瑾那样去“击节而死”，也许他不愿站在他认为必须完全服从的政府一方镇压学生。在武汉三镇，亲日的督军已经对示威学生表现出严厉态度，他命令军队驱散一切大型集会，几百名学生遭到士兵的殴打，至少一名学生被枪杀，他下令学生如再发表反日讲演将格杀勿论。此后，所有公开的抗议活动都停息了。
民国总统徐世昌一直认为学生会回去上课，中国将像往常一样批准凡尔赛条约。徐世昌是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的多事之秋就任总统的，他曾是袁世凯的密友。和蔡元培校长一样，他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他们是清朝在知识界很有名望的翰林院的翰林，也是少数在民国任高官的两位翰林）。他迷恋于传统的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也反对研究当时在北大正在盛行的社会理论、现代法律和社会科学。所以他继续支持亲日阁员，拒绝命令中国参加凡尔赛和会代表不在条约上签字；当学生以全面罢课对此作出反应时，他下令拘捕所有再次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
学生的反应是相当成功的。他们不畏恫吓，十几人一组十几人一组地走上街头，在公园、街头向人们讲演，呼吁人们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反对批准条约，继续抵制日货。他们根本不怕政府的拘捕。“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而在北大红楼中的陈独秀（编辑，当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长）推波助澜，写道：“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
由此，也足见他“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坚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