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19年1月。
［创办地点］北京。
［创办背景］
《新潮》是月刊，为北京大学新潮社刊物，罗家伦、傅斯年、周作人先后任主编，曾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支持和指导。前期积极倡导新文化。
1920年8月，新潮社正式扩充为学会，出版《新潮丛书》，有《科学方法论》、《迷信与心理》、《点滴》、《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等。
“新潮社”的第一批成员有毛准、汪敬熙、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25人，北大教授周作人等也加入其间。《新潮》刊名为蔡元培所题，由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等先后主编。该刊在“五四”前以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文学为主，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主力军。出版后，引起了一部分守旧人士的不满，他们指责该刊“非圣乱经”、“邪说横行”。“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受到冲击，该刊停办了一阵子。10月复刊后，基本上被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的分子所控制，专门鼓吹各种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920年5月再次停刊，1921年9月又复刊，1922年3月最后停刊。
［作者罗家伦小传］
罗家伦（1896—？），字志希，笔名毅。原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西，父亲在该地当过知府。三岁时，就由母亲教他读写，五岁时，父亲就教他做诗。1904年，他母亲去世，由父亲抚育他和四个姐妹。1912年民国成立后，罗到上海进新式学校复旦公学。他接触了新思想和上海的新出版物后，开始在学校出版的刊物上写文章。
1917年夏，罗家伦考上了在上海招生的北京大学，秋季入学，主修外语和外国文学。1919年1月1日和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1920年秋，罗家伦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历史及哲学。1922年他在英国进了伦敦大学，以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两年。1925年去法国进了巴黎大学。1926年夏罗家伦回国，受聘在东南大学教书。不久，投奔蒋介石，任蒋介石军事司令部编辑主任，准备北伐的工作。1928年3月，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科主任，随同北伐军到了北方。1928—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1941年任中央大学校长，以后又任新疆监察使，1946—1949年任驻印度大使。1952—1954年在台湾任“行政院”副院长，1953年负责主编《革命文献》，这是国民党及历史研究院文献的多卷纂编本。1954年出版了他的《六十年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1964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七十年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后又任《国父年谱》主任编怿。1958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罗家伦还写了一些旧体诗和新体诗，他还是一个书法家。
［创刊词原文］
发刊旨趣书
《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日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日《新潮》，其义可知也。
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今试问当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国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国人正复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之厚也。其敢于自用者，竟谓本国学术可以离世界趋势而独立。夫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更不以方土易其性质。今中国处于世界思想潮流，直不啻自绝于人世；既不于现在有所不满，自不能于未来者努力获求，长此因循，何时达旦。寻其所由，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夫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于人于己两无所知，因而不自觉其形秽。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段？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于恶劣习俗，若于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要不忍弃而弗论也。此本志之第二责任也。
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度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而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是好苦恶乐，异乎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此本志之第三责任也。
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途径，尽力研求，喻之于众。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其他更有专文论次。
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同人浅陋，惟有本此希望奋勉而已。此本志之第四责任也。
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径途，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此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
既以批评为精神，自不免有时与人立异，读者或易误会，兹声明其倡。立异之目的若仅在于立异而止，则此立异为无谓。如不以立异为心，而在感化他人，但能本“哀矜勿喜”之情，虽言词快意为之，要亦无伤德义。同人等所以不讳讥评者，诚缘有所感动，不能自已于言。见人迷离，理宜促其自觉之心，以启其向上之路；非敢立异以为高。故凡能以学问为心者莫不推诚相与；苟不至于不可救药，决不为不能容受之谦让。然而世有学问流于左道，而伪言伪旨足以惑人者，斯惟直发其复，以免他人重堕迷障。同人等皆是不经阅历之学生，气盛性直，但知“称心为好”；既不愿顾此虑彼，尤恨世人多多顾虑者。读者想能体会兹意。鉴其狂简也。
本志虽日发挥吾校真精神，然读者若竟以同人言论代表大学学生之思潮，又为过当。大学学生二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自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急进之词，自是社中主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发刊伊始，诸待匡正，如承读者赐以指教，最所欢迎。将特辟通信一栏，专供社外人批评质询焉。
［焦点评论］
“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
究其刊名《新潮》，重在于新字。这新字体现在“见人迷离，理宜促其自觉之心。以启其向上之路”。
这些年不逾二十的同人，发此刊物的意义和旨趣确是新，而且新意盎然。然而。怎样才能“促其自觉之心，启其向上之路”以换救“中国群德堕落”的局面呢？作为行将在五月之后便成为五四运动的一名领袖人物，作者罗家伦在这里却谦恭卑让、笔墨点点。文章本可以说得更加明白透彻一些，然而他似乎犹抱琶琵半遮面。可是不然，如他说“犹之不举，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的确，在办《新潮》之前，他曾和另二位学生运动领袖傅斯年、段锡朋一起去请教过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胡适，而且该刊物的创办还是经过与胡适再三讨论后问世的。他不过是个热血青年罢了。
毕竟是不经阅历的学生。如果顾虑太多，谦卑过头，就有点婆婆妈妈，词不达意了。不过，在创刊号中，有十篇文章出于傅斯年，三篇出于罗家伦。杂志所信守的三条原则仅仅是：批评精神、科学思想、改革文风。但罗家伦在主办该刊并为该刊撰写文章的同时又是《东方杂志》的经常投稿人，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所译易卜生的一个剧本。
1919年4月底，北京得悉巴黎和会上准备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予日本的消息；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集会，决定翌日游行示威。罗家伦是二十名学生代表之一，他们负责与各校联系发动游行示威；5月4日，各校代表集会准备向各国外交官员发表声明。学生群众在是日下午集合，不理军警和教育部的劝阻开始游行，在使馆区（东交民巷）入口处为军警所阻不能前进，乃派罗家伦等三名代表去英、美、法、意公使馆，这一天正值星期日，公使们不在，而由四使馆人员接见代表。罗家伦等宣读了书面声明后，即赶往游行队伍，是时群众队伍已表现得不耐烦，拥向亲日官吏曹汝霖住宅，企图加以捣毁，于是同军警发生冲突。军警逮捕了一批学生，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学生的游行示威遂发展成为一次全国性的爱国运动。
罗家伦在这次运动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1919年5月26日，他用笔名“毅”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在印刷品中采用了“五四运动”这样的用语，以后就成为这次运动的正式名称了。他在文章中指出：5月4日的事件，表现了中国学生的牺牲精神、中国社会的团结御敌精神和中国民族的自决精神。1920年5月他又在《新潮》上发表《过去一年中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和我们未来的方针》一文，这篇文章主张将运动引入学术研究的正道，并且致力促进民众的福利，该文在上海《申报》上转载后广为流传。罗家伦到底是罗家伦，他在创刊词中，居然把自己比作是“狂简”者，而所谓“狂简”则出于孔子语，孔子说过：“吾党狂简。”那么，罗家伦到底是把胡适当导师呢？还是把孔子当先师呢？纵观他后来的行为，不过是个特立独行的文人政客而已。然而，他早期的思想却颇有新意地贯彻到了新文化的运动之中，形成了新潮之新潮。这却是不用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