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19年8月1日。
［创刊地点］上海。
［创刊背景］
《建设杂志》1919年8月1日创刊于上海，是孙中山先生指派廖仲恺、朱执信创办的一份大型理论刊物。为该刊撰稿的大部分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汪兆铭（精卫）、吴敬恒等。该刊宣传、研究了不少思想学说，其中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就有20余篇。1920年12月1日停刊，共出2卷（每卷6期）零1期。后来国民党又在广州创办《新建设》，属于该刊的继续。
［作者孙中山小传］
（略）
［发刊词原文］
孙文
我中华民国，以世界至大之民族，而拥世界至大之富源，曾感受世界最进化之潮流，已举行现代最文明之革命，遂使数千年一脉相传之专制，为之推翻，有史以来未有之民国，为之成立；然而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兹当发刊之始，予乐而为之祝曰：建设成功！中华民国之建设，迅速成功！
［焦点评析］
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并辅以武力的民主人士，终于将腐朽的清帝国的封建专制推翻，使中国迈出了具有历史转折性的一步。
孙中山先生亲自为该刊撰写“发刊词”，称“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共识”。孙中山的目的，即是传播民生之思想，阐明民生之原理，使之成为民众之常识，明白建设民国之重要性，万众一心，共同建设为民所有，为民所治的国家而努力。
辛亥之后，清政府被推翻，民国政府业已成立，然而“人民流离者”比比皆是。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但“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早在1912年9月，袁世凯举行宴会饯别即将返沪的孙中山，席间问孙中山道：“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孙中山则莞尔从容回答：“满清幸已推翻，如云国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袁世凯闻而失色，孙中山却态度坦然。
但就当时孙中山的思想而言，这只是要进一步推展民生主义之革命。后来，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以及军阀们的反动统治，又使孙中山投入到现实政治斗争中，组织和发动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北伐革命”，并筹划成立“中华革命党”和改组国民党等等，但其思考重心则始终在于如何进行社会革命。著于1919年的《建国方略》，孙中山制定了极为详尽的经济发展计划。涉及的范围包括港口建设、内河大江运输体系、铁路建设、蒙古和新疆的发展、铁矿和钢铁厂、服装工业、居室工业、教育等各个方面。
这一思想当然可归之于近代中国追求富强的时代主题，但与前人相比，如洋务运动时期那些改良思想家，以及此后的康有为、严复等人，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并没有刻意凸显富强于反对侵略、洗刷国耻的总体意义，而是强调满足普通人民食、衣、住、行的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这一思路正与儒家经济伦理相吻合，先贤们向来认为养民之政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即水、火、金、木、土。只有当这些称之为“六府”的物质资源被充分开掘和利用时，然后方有正德、利物、厚生“三事”，也就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这在孙中山那里，就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
孙中山究竟怎样实现自己思想的又一次创新呢？在1905年孙中山最早提出民生主义时，主要是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切。如以最为富强的英国为例，资本主义的发展虽使社会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但人民的贫穷超过前代也不止数千倍，以致某大地主的地租占伦敦城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竞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可见，那时孙中山强调要在实行民族、民权革命的同时，也要实行民生革命，还多从政治家的角度考虑，他预言欧美工人罢工、无政府主义、社会党人的兴起，社会将其不远。中国如能将这三大革命同时进行，“还视欧美，彼且睦乎后也。”毕竟，在他看来，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伤国民的元气。因此“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辛亥之后，现实政治变革面临着诸多困窘，孙中山转向了更深层的文化思考，意识到政治变革必须要有道德重建作为支撑。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重要理论著作，如《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大都写于这一时期，而且在思考中国问题时更多地转向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智慧。如他多次强调欧洲驾乎中国之上的只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自有其政治哲学之真谛。
首先，孙中山的社会改造思想已植根于儒家思想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如他认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斗争，而是互助。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虽然，俄国社会思想家克鲁鲍特金的《互助论》完成于1900年，其中也谈到人类社会、氏族、部族的组织及其风俗习惯与制度都是建立在人类互助的基础之上，并以此反驳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把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原则应用到历史社会上去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对北京学界讲演《学生应主张社会道德》中，就以另一条思路明确表示不同意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优胜劣败之说，主张用以有余而补不足的学说重建社会道德。就如《诗经·大雅》中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指出人们秉执的常性，都是美德。孟子则更为明确地论证每一个人都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此之上，儒家又有博施于人而济于众的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孙中山从人性之善，而不是人性之恶，演化出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认定社会进化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的调和。非因大多数经济利益的冲突所致。具体言之，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日见激烈，资本家在中国却寥若晨星，且仅见于通商口岸，进而提出“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