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84年2月11日。
［创刊地点］广州。
［创刊背景］
《南方周末》由南方日报社创办，每周五一期，这原是作为《南方日报》的补充。并希望它能既有“南方”的色彩，又有“周末”的特点。《南方周末》的出版迅速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和欢迎，同时也成为其他周末版和周末报竞相借鉴的对象。在创刊后的8年时间里，《南方周末》迅速发展为一张具有全国影响的综合性大型周报，期间曾三次评选“全国十佳报纸”，而《南方周末》三次入选，并两次名列第三。
［作者小传］
不详
［创刊词］
将思想性、地方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于一炉，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
［焦点评析］
看上去，这发刊词像是套话，是官场上的套话，也是普通期刊都要表明的话。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十分普通的创刊词。
然而，《南方周末》从创刊之日起，从来未偏离过这个办报的初衷抑或方针。
从寥寥几字的内容来看，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创刊词近似肤浅流俗、缺乏深度和穿透力，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南方周末》已开始强调自己作为时政类报的性质。
《南方周末》的新任主编向熹认为：“眼下《南方周末》的转型是冲着‘严肃大报’的目标去的。《南方周末》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底层民众和精英群体两大读者群，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社会若干年前‘哑铃型’的社会结构；而近年来，‘哑铃’的中间杆在变粗，这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精神层面的，人们越来越呼唤理性的成分。面对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是从经营自己的人生，关心会对自己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的角度来观察。《南方周末》也因此提出使报纸的性格丰厚起来。让舆论监督型报道与建设性的报道齐头并进。
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我们会和所有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一起去推动和争取。在此过程中，当面对黑暗的时候、当公众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南方周末》绝对不会缺席。但《南方周末》也想通过自己的发展、通过自己的深入采访，帮助人们认清社会的每一分变化，传达建设性的信息，这是‘哑铃杆’们最需要的。这也是这个时代媒体的本份”，“和《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报道的出发点一样，建设性报道也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他的建设性体现在帮助读者（无论读者的身份是学者、市民还是政府官员）认清社会的每一分变化。《南方周末》（2002年）3月28日改版后创立的时政板块就是这类报道比较集中的刊发区，选题如‘总理最头痛的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公安部有关官员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社会问题）、‘中国外交的春天之旅’（外交问题）……这样的报道视角和胆略都是超越同侪的，在中国新闻发展历程中也是有开拓意义的。只是囿于旧有印象的读者一时不能都体味它们的价值罢了。目前，媒体能做的是在允许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做自己能做的事。”
那么，“在允许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做自己能做的事”的话，也表明了隐忧意识。
很明显的例子是：2003年，《南方周末》围绕某一重大事件，一连做了三期的“癸末施政”，结果受到批评，另一家（《中国新闻周刊》）则被要求整顿。
从这个意义上讲，报人报道新闻，仍然要有对政治的敏感性，不可忘乎所以。尽管事物在不断变化，但你的职能并没有变化，如果你超越了职能。便意味着要犯错误。
《南方周末》经此教训，稍有收敛锋芒，从这个意义上讲，由冷静稳步到急进再回到稳步，是《南方周末》的三部曲，或日交响曲。
曾经有人比喻《南方周末》的精神特色为“愤青”型。一位曾在《南方周末》的记者这样描绘《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一看就知道是一群愤青在办，不遗余力揭内幕挖弊端，为弱势群体代言，很像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同人办报的方式和思想启蒙的作用。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入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庸俗、有一点显得有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有的社会责任，他无法忘记，虽然自己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但是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尿泥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这样的人，是新闻人中的儒家——千百年来，儒家的理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这些人来说，新闻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显然，他们对所谓的“愤青”，无疑是拔高了的。
所谓，“愤青”，是我国1980年以来“知识型”读者的一种较为持久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有其深远的文化传统。然而时下大多“愤青”却是非传统型的，他们从“伤痕文学”中一度变为玩“存在主义”或“过把瘾就死”的心态。一度主掌“时事纵横谈”的鄢烈山，正是因此而导致“纵横谈”停刊的。而且该报总编也几番换人，究其原因，实因今代报人，虽有秉承“五四”新文化之志，却缺失梁启超之学养所致，任何时代的报人，都不能把自己扮演成魏晋竹林七贤那样，既然作了政府的喉舌，就是一种合作，就要负起合作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拿梁任公的话说叫做“公允”。因此，“愤青”不是一种新的受众面目，仅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与时代不和谐的“复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愤青”的“知识型”读者是一个成熟度非常高的群体，依靠着对这个成熟度非常高的受众群体的“复活”，《南方周末》迅速获得了社会影响力。
正是意识到一个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的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政治潜力，《南方周末》在悄悄地强调它“知识型”读者的“占有社会资源、影响中国发展”的特性，向读者的“中产阶级”面目暗渡陈仓。
《南方周末》从“谈天说地”到谈时事政治，是一个巨大的转向。尤其是它那特立独行的人文景观的精神，无不处处流布开来，形成了一个街谈巷议的风景，这其实也真正体现到了与“谈天说地”名符其实的创刊初衷。同时，也是《南方周末》报人回归母腹的正常现象。
［附］丁东论《南方周末》的报人鄢烈山
马莉来电话，说鄢烈山在《南方周末》的专栏文章“纵横谈”要结集成书，让我写一点想法。其实，鄢烈山这些文章的价值，用不着我去评说，千千万万普通的读者已经给他投了赞成票。如果中国的新闻评论能设一个类似《大众电影》百花奖那样的奖项，这个奖杯得主非他莫属。实际上，《南方周末》中缝里经常刊登的读者来信就是选票。《南方周末》受到读者好评的专版专栏很多，但作为个人，被读者提起名字最多的就是鄢烈山。特别是他去年住院作手术之后，天南地北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为他的命运而焦虑，以至于报纸只好两次发布他的健康信息，以解读者的悬念。《南方周末》发表读者来信是不付稿费的。所以读者来信比正版文字更见真情，丝毫不掺杂其他功利目的。读者如此珍视他的声音，作为一个报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奖励呢！
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不下几千种，专职的新闻评论工作者更是数以万计。但在新闻评论活动中表现出自己个性，并且以这种个性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威信的人，却实在不多。
本来，新闻评论是报纸的灵魂和眼睛。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凡属有影响的报纸，评论都是重头戏。当时这种文字叫社评。像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著名的报人，主持一个报馆的笔政，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社评。哪个编辑有了执笔社评的资格，就说明他成了报馆的台柱。这种社评，既代表报社发言，又显示执笔者的个人见地。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报纸成了执政党的喉舌，具有个人色彩的社评被阐释官方意图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所取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党报社论作为发布阶级斗争动员令的主渠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报一刊”社论一度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声音，新闻评论的信誉在读者心目中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