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新闻评论的生机与活力，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在这方面，《南方周末》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该报有两个重要的评论栏目，一个是头版的“周末茶座”，由报社内外的评论家轮流撰稿，一个是“时事纵横”版的“纵横谈”，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每期都由鄢烈山执笔。编辑《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的同时，撰写每周一篇的纵横谈，是鄢烈山的半职务行为。《南方周末》为鄢烈山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鄢烈山也以个人的努力为《南方周末》增添了光彩。报人与报纸的关系是互动的。优秀的报人要以优秀的报纸为舞台，优秀的报纸又要靠优秀的报人作台柱。王芸生与《大公报》、徐铸成与《文汇报》，都是如此。鄢烈山原先在武汉一家报社供职，《南方周末》为引进人才，专门把他全家调来广州。这时他已人到中年，身体又不好。他觉得，报社器重他，就要对得起报社，于是拼命地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使自己主持的“时事纵横”版在读者中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但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终于病倒了；前年他来北京求医，我见到他，见他脸色很不好，劝他先放下公事，练练气功，先把身体调养好。他表示想放也放不下。
是啊，对于习惯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来说，心忧天下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让他超然世外，简直比死还痛苦。我还能说什么呢？
鄢烈山笔下的纵横谈。虽不同于过去年代报纸的社评，却是最接近那种社评的文字。他表达的是个人见解，谈论的却都是当今比较重大的问题，文风堂堂正正，庄重严肃，单刀直人，一语破的。他不以杂文家的机巧和油滑取胜，也不像发号施令的官员那样盛气凌人。这些时事评论之所以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可能有这样几点：一是强烈的平民性。鄢烈山出生在农民家庭，年轻时种过地，当过民办教师，大学毕业后，又从事过基层工作，所以他深知老百姓的疾苦，思想感情根植于泥土之中，自觉地为平民百姓代言，为弱势群体代言。这些年，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分化。各个阶层都要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官员阶层、企业家阶层，不缺少自己的舆论代表。我经常遇到许多杂志声称自己是要面向企业家。面向白领之类。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工人、普通农民，反而缺少舆论喉舌。王小波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其实也不甘沉默，只好编些顺口溜来表达心声。《南方周末》是为数不多的以为平民百姓代言为己任的媒体。它设立了“百姓茶坊”这样让老百姓七嘴八舌直抒胸臆的专栏，同时拥有像鄢烈山这样自觉为平民代言的评论家。鄢烈山评论当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依靠“尚方宝剑”，而是来自平民百姓的痛痒，自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共鸣。
二是独创的勇气。人云亦云是时事评论的大忌。许多报纸的评论家并非不想发出独特的声音，往往是因为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所限，使国际国内近期发生的大事成为新闻评论的盲点。能不能率先把人们在客厅里议论的大事见诸报端，需要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比如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去世，全世界议论纷纷。但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却不见评论。鄢烈山的那篇《“波尔大哥”，永别了？》，竟成了国内填补新闻评论空白之作。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四年。弄得民不聊生，使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国家非正常死亡超过一百万人，退守山林之后。他仍然残忍地翦除异己，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而这一切，又是在最最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中国曾经支持过他，更需要清理和反思。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很多。但公开说出来的，却只有鄢烈山一个。前几年以一本“说不”的书为代表，一股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陡然增高，率先发表评论，为之注射清醒剂的，也是鄢烈山。
三是学理的背景。时事新闻谁都看得见，谁都有看法。评论家和读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何才能建立自己的公众信誉呢？就得比常人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对于专职的时事评论家来说，就比较难。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时事新闻随时可能发生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这就要求评论家兼具杂家的视野和专家的深度。而具备这种能力，除了读书，没有别的捷径。鄢烈山曾经跟我说过他的苦恼，报纸周期短，节奏快，在版面的压力下，没有时间潜下心来读书。但我知道，在国内的新闻工作者中，他是爱读书、读书多的一个。他的时事评论，往往不限于就事论事，而是尽可能地将事件与背景，观点与学理，融会贯通。这就使他笔下的许多文字不但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同时产生了开人心智的魅力。
我有一种预想，随着社会的开放，21世纪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时事评论家英才辈出、大显身手的局面。也许，到那个时候，鄢烈山不再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这样受人拥护，也招人忌恨。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新闻就成熟，社会也就成熟了。
丁东这篇文章是为鄢烈山的一本书作的序，这自然是受鄢烈山之托。而鄢烈山在其自序里又是如何自道的呢？且看鄢烈山如是说——朱子庆先生热心地怂恿我，把1996～1998年三年间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时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近年来常有读者来信来电话，问我的专栏文章出了集子没有，我只能告诉他们在我的某个集子里收过一部分、又在某一个将出版的集子里也有若干篇；何况我的专栏已停开，自己当然愿意有一个阶段性总结的专集存世。另一方面，我又时常感到自卑，觉得这些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所谓时评文章，思想含量还远远比不上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的文章，文学价值又近于零，那点可怜的认识价值恐怕也似是而非，何以使读者掏钱而不致有上当受骗之感呢？作为专栏文章的反馈，我收到了大包的读者来信，他们有的支持我的观点，有的提补充意见，有的反驳我，也有人借题发挥。更多的是提出话题或提供事例材料让我把文章触角深入下去。如果能够像龙应台、敬一丹出书那样，把这些读者来信附于专栏文章之后，这本书就有看头——有编头了。但是我怀疑那些口无遮拦的来信能否原汁原味地印成白纸黑字的合法出版物。我既无兴趣给那些来信“整容”，也没有精力干这种活计。那就留待以后再说。现在，朱子庆先生让我安心养病，不必操编辑出版的心。我相信他的处理，会对我负责，也会对社会负责。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在花城出版社工作多年，而且我是将他引为知音的——他曾在闲谈中不经意地说起我的杂文与时评的特点，往往是向那些似是而非的社会观念挑战。虽然我不是做得那么到位，但我确实是在追求文章的思辨性，希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至少是为读者提供另一种思维的可能。
关于杂文与时评，香港作家董桥有一段貌似幽默实则刻薄的评说。他说：对于男人来讲，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于女人来讲，政治评论、时事杂文正是外国酒店房里的一场春梦，旅行完了也就完了。（《藏书家的心事》）他的话是实话，但是，在这个“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成为时髦的时代，“春梦”也许是人们回味最多的呢！报刊短章（时评、杂文、随笔等）应快餐文化流行应运而生，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必然，连董桥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也在为报刊写短小的随笔，而不去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就是明证。其实，诗词、小说、戏曲这些今日被视之为文坛正宗的东西，当初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野花”，跟青楼姑娘一样卑贱。借用体坛一句套话，叫“重在参与”。今天，还有什么文体比时评、杂文的参与性更强呢？至于什么“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如果是就个人功名来讲，在电子传媒时代的人看来，完全是梦呓，是做春梦时流出的涎水。
宋人黄庭坚有一首感慨王安石遭际的诗。道是：
“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乐观的人们通常名之日“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不同声音相激相荡，固然不需要真命天子出世来一统天下，但人间总有一些基本的准则需要我们来申明来维护吧？总不能听任一些人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吧？宽容不应当成为同流合污或苟且偷生的藉口。
总有人夸奖我敢讲真话，我实在愧不敢当。我忘不了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写于1960年的《一个美国作家的独白》：
人们对我说：
“你是个勇敢的人。”
不对。
我从来就不是勇敢者。
我只不过认为卑躬屈膝
乃至同行的胆小，是不体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