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道学范进守孝】鲁迅说：“等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问世，才能出以公心主持公道，批评时政的弊端，笔锋所指，主要还是在于知识分子阶层；小说文字在忧愁伤感中又能出语诙谐，文笔曲折而饱含讽刺。因而小说中才开始有够得上称讽刺的书。。鲁迅先生举小说中范进为例，指出：“范进家里原来很穷，因为乡试考中暴发，之后老母去世，他小心翼翼守孝，尽孝子之礼。这些地方小说对他没有一句贬词，但是范进的虚伪道学面目终于暴露，这些地方的描述，的确是精选的尖锐批评，犹如击中要害的狙击一般。”他引了以下一段：“两人（张静斋与范进）进来，先是静斋谒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拦进后堂，摆上酒来。……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著。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槽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皇后悲哀怎能“助”？】林纾说《史记·窦皇后传》记窦皇后和兄弟广国失散后又会见，悲伤极了，旁边侍候的人此时都趴在地上哭，帮助皇后悲哀。但是悲哀怎能帮助呢？可是除去用‘助’字，又好像没有别的合适的字可以替换，如果让窦皇后看到，想到这个‘助’字的妙处，也要破涕而笑了。寻求幽默风趣的人能从这种地方留意，才能了解内容真正的意思。■／林纾《春觉楼论文》：如哎史记·窦皇后传》叙与广国兄弟相见时，哀痛迫切，忽着“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悲哀宁能助耶？然舍却“助”字，又似无字可以替换，苟令窦皇后见之，思及“助”字之妙，亦且破涕为笑。求风趣者，能从此处着眼，方得真相。
【果戈理的“快乐的笑”】1831年，果戈理的《狄亢卡近乡夜话》出版。这是一部以传说和童话、奇闻轶事和“逗趣的玩意儿”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这里面代表恶势力的巫婆、妖怪是可笑的，他们被铁匠、庄稼汉以神话式的手段制伏了。这本小说集首先把排字工人“逗得哈哈大笑”。然后是普希金。他给文学编辑的信里说：“读罢《狄亢卡近乡夜话》，我惊叹不已。这是真正的快乐，真挚而自然的快乐，没有虚套而毫不拘泥的快乐。有的地方是多么富有诗意啊！是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尸5年后，他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就这小说集（主要指它的第二部）又说：“我们对这部俄罗斯著作惊叹不已，它使我们开怀大笑，从冯维辛（喜剧家）那个时候以来，我们还未曾这样笑过！”■／事见〔苏〕伊·佐洛图斯基《果戈理传》
【果戈理的“含泪的笑”】1835年，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和《密尔格拉得》出版。这两部短篇小说集取材于现实生活，作者从童话世界转入现实世界，但又力图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它们合并起来，因而他的“快乐的笑”转变为“含泪的笑”。例如，《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很可笑的故事，一个在部里负责削鹅毛笔的小公务员，竟然糊里糊涂地爱上了一个将军的小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便在幻想中与小姐所爱的小狗通信。小公务员在信里怨恨他的同僚和上司是无赖、猪猡、狗崽子。他想摆脱不幸的处境，要在物质方面、等级方面实现飞跃，于是要给自己挑选一个封号，以便为自己复仇，于是他居然一跃而为当年王位空缺着的西班牙国王。……他的悲剧是从最深刻的现实中产生的，但只是意识的悲剧，是他个人内心的悲剧。他既是一个患单相思而神经错乱的病人，又是一个梦想升官而失去理智的发疯的小公务员。这个短篇与过去一样可笑，但又不那么可笑了。喜剧变成悲剧，小公务员这类人物扮演着双重角色，时而似乎在迎着读者的喜剧兴趣，时而又对抗它。笑容从这些人物的脸上消失了，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欢笑的弦绷断了，发出的是悲伤哀怨的声音。普希金在读了《密尔格拉得》中的引口式地主》后说：“这是“一首使我们情不自禁含着忧伤和感动的眼泪而发笑的田园诗”。这两部小说集的其他各篇，也都是使人“含着忧伤和感动的眼泪而发笑”。别林斯基发表长篇论文，他看到了果戈理的笑声中那令人忧伤的方面，指出了果戈理的笑的性质：“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之感压制着的喜剧性的鼓舞。”他认为《狂人日记》包含了“无比深奥的哲学”，他的这些小说都是“这样一些可笑的喜剧：它们以蠢事开头，以蠢事继续，而以眼泪结束，这样的喜剧归根结底就叫做生活”。■／事见〔苏〕伊·佐洛图斯基《果戈理传》
【《死魂灵》可笑的源泉】果戈理具有洞察现实生活可笑事物的才能。在他创作成熟期，他已把“笑”作为与社会丑恶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一个不是否定的人物，都是他讽刺的对象。苏联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在他论《死魂灵》的专著中指出：果戈理作品“可笑的源泉是人物特有的生活实践，并且首先是人物的真实的渺小与他们所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是权势与精神空虚之间的对照，是外表的富丽堂皇、矫装美德与道德上的丑态百出之间的对照。”例如，玛尼罗夫这个贵族地主，他自己装做文化、教养、崇高精神和人类美德的楷模；但到近处察看一下，他只不过是多情善感的空谈家，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他糊里糊涂地把大骗子乞乞科夫当作贵宾与挚友，热情接待他，并附庸风雅地讲究礼节，在客厅门口，他们互相谦让着请对方先走，客套了好几分钟，最后，这两个大块头竟然侧着身子一道挤进门去。这个典型的细节，充分揭露了他外表与实质、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参摘〔苏〕赫拉普钦科《果戈理的〈死魂灵〉》
§§§第十节 个性
【“妙龄女郎”与“关西大汉”】北宋时，词坛异常活跃，词人迭出，柳永和苏轼是其中的佼佼者。根据艺术风格的不同，评论家一般都把宋词分“婉约”与“豪放”两大派，把柳永归为婉约派，把苏轼视作豪放派。基于这一共识，《吹剑录》还记叙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苏轼在翰林院里与幕僚们闲聊。他发现有一个幕僚乐理精通，善于演唱词曲，就问他：“你精于此道，我倒要向你请教请教：依你看，我写的词和柳永写的词相比较，如何？”这位幕僚一听，连忙答：“柳郎中的词适合让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拿着红牙板唱他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先生您的词，那就一定要让关西大汉拿着铜琵琶、铁拍板，一边弹奏一边高唱您的‘大江东去’，才显出气势呢！”苏轼一听，哈哈大笑。（“大江东去”的词牌是《念奴娇》，有固定曲调。念奴，是唐玄宗时的歌女，应是妙龄女郎。如今却要关西大汉来唱，可见苏轼填词，只是当诗写，并不注意曲调。）■／宋·俞文豹《吹剑录》：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固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入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孙莘老识别杜诗】黄山谷年轻时喜爱薛能的一首诗，特别对诗中的“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两句更为欣赏，吟诵不已。有一次，正当他吟诵这首诗时，孙莘老见到了，问他：“这是谁的诗？”黄山谷信口答道：“杜甫。”孙莘老一听，非常诧异：“不会是杜甫诗。你一定要据实告诉我，难道哄我不成？”黄山谷见孙莘老不信，自觉难为情，只好讲：“是薛能的。”孙莘老这才大笑起来：“好哇！我听着就觉得这首诗格调不高，整个诗展露出的是狭隘的胸襟，是厌世的情绪，这就是薛能，也只有他才写得出这样的诗。杜甫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因为杜甫胸怀坦荡，性格开朗，有大雅之度。”一席话，说得年轻的黄山谷佩服之至。后来黄山谷把这件事告诉了沈传师，说：“我因为听了孙莘老的一番话，才晓得杜甫格调高雅。”沈传师连连点头说：“是呀，像薛能这样的诗，正是社会上一般人所指的欺世之作啊！”■／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高雅大体》：山谷尝言，少时曾诵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孙莘老问曰：此何人诗？对曰：老杜。莘老曰：杜诗不如此。后山谷语传师云：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传师云：若薛能诗，正俗所谓欺世耳。
【皎然进诗韦应物】唐代诗僧皎然律诗写得非常好。有一次，他风闻韦应物大名，特意登门去求教。求教时带上什么诗作呢？带上自己擅长的律诗作品吗？又恐怕这种诗体不合韦应物的口味，怎么办？他一时颇为踌躇，后来想想，还是投入所好吧，就匆匆忙忙独个在船上构思，写了十几篇古体诗带上当作见面礼。见面后，出人意料的是，韦应物竟然一句赞扬的话也没有，皎然非常失望。过了一天，他只好写就几篇自己拿手的律诗献给韦应物。韦应物这次态度与上一次迥娩不同：只见他先是摇头晃脑吟诵不已，接着连声赞叹，给诗作极高评价。之后，韦应物才对皎然讲：“禅师，您差一点把自己名望给毁了！您为什么一开始不把您所擅长的律诗送来给我，反而曲解老夫的心意。要知道人各有各的专长，不是样样都能精通的。”听了这番话以后，皎然非常钦佩韦应物的鉴赏力。■／唐·赵璘《因话录》：吴兴僧昼，字皎然（皎然俗家姓谢，名昼，谢灵运十世孙），工律诗，尝谒韦苏州（韦应物），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赞，昼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昼大伏其鉴别之精。
【诗题相同句不同】《四溟诗话》评论唐诗时，引过一个例子：韦应物、白居易、司空曙都曾以相同的“感秋”为题材各写过—，首诗，诗句、风格却大不相同。韦应物写道：“窗前人将老，门前树已秋。”（《淮上遇洛阳李立簿》）白居易写道：“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途中感秋》）司空曙写道：“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喜外弟卢纶见宿》）诗话认为这3句命意构思差不多，比起来以司空曙诗句较佳，他的诗句善于描摹眼前之景，无限凄切之感，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韦、白直露，而司空较为含蓄。■／明·谢榛《四溟诗话》：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于言表。
【从诗作看李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是选入语文教材的李白的名篇。蔡仪认为：“这里写的主要是梦境，也是作者心目中所向往的奇景乐事；其中的景物事迹，主要是由作者的心情所产生的，因此可以说是一首有代表意义的抒情诗，即以所写的梦中景物来说，它是作者游程中所见、所闻和所感的事物，也就是作者活动的背景和对象，而作者是其中的主人。这就是说。无论是写的山水花石、霓衣风马以至于仙人，都不过是表现作者的陪衬，如天姥山的高峻奇拔，剡溪渌水的清幽，以至云之君霓衣风马的神仙丰姿，都是为了要陪衬出作者的豪放不羁、清高不凡、飘逸不群的性格。从作者作为梦境中的游人来看，即可以看出所描写的他的性格是如此。从作者作为做梦的人来看，更可以明白地看出所描写的他的性格是如此。”■／摘引蔡仪《现实主义艺术与美感教育作用》，《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杨万里的感悟】南宋诗人杨万里于淳熙五年正月初一，摆脱了公务的纠缠，抽空执笔作诗，突然有所感悟：作诗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跟随唐代诗人和当代王安石、陈师道等江西派诗家的后面，要走出自己的新路来。这时，他的诗情立即从胸中流露出来，诗句脱口而出，叫孩子用笔记录下来，一连写了几首诗，不像以前写诗那样艰涩了。从此，杨万里每日中午处理完公务，便携带一把古扇于后园散步，或登临古城，采集枸杞、野菊，攀翻繁花修竹。此时，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都来贡献作涛材料，诗兴不断涌现，涛篇不断孕育，他感到作诗是赏心乐事，毫无艰涩之苦了。■／宋·杨万里《诚斋荆溪集·序》：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千，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子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仇，而后者已迫，涣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
【《红楼梦》怨而不怒】俞平伯说：“从这里（指《红楼梦》）所发生的文章风格差不多和哪一部旧小说都大大不同。可以说红楼梦的个性所在。是怎样的风格呢？大概说来，是‘怨而不怒’。”他说：“愤怒的文章容易发泄，哀思的呢，比较的容易含蓄，这是情调的差别不可避免的。但我并不是说，发于愤怒的没有好文章，并且哀思与愤怒有时不可分的。但在比较上立论，含怒气的文字容易一览而尽，积哀思的可以渐渐引人入胜；所以风格上后者比前者要高一点。水浒与红楼梦的两作者，都是文艺上的天才，中间才性底优劣是很难说的；不过我们看水浒，在有许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看红楼梦虽不满人意的地方也有，却又较读水浒的不满少了些。”■／摘自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风格》
【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的人物特性】司汤达把自己的正面主人公刻画成无所不知的人，他的个性是出类拔萃的，凌驾于平常人之上，同时，对于那些平常人来说，他是神秘莫测的，不可思议的。这些人物身上还保留着来自浪漫主义主人公的某些东西（作者主观的，理想的）。巴尔扎克选作自己主人公的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并非对周围环境一切都了解，周围环境对他充满着隐秘和不明白的东西。此外，司汤达的主人公不仅仅是处在当代的水平上，而且高过它，他仿佛是从未来出发来观察当代。巴尔扎克的主人公则低于当代水平，在其对事物和过程的理解方面，更接近于古旧的方式，他仿佛是从往昔出发来观察当代。他使之成为自己中心主人公的，不是老葛朗台，而是他的女儿欧也妮，是高老头，而不是他的两个女儿；不是现代人物，而是与过去有联系的人物。■／参摘〔苏〕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