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求雨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后，他帐下官员中出现了一个派别，即淮西集团。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是淮西人，他手下有很多淮西籍的官员，如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汤和、胡惟庸等。这些人为明朝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立下无数功劳。
可是，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淮西集团自认为功高盖世，就在朝中排除异己，玩弄权术。非淮西籍的官员对此很是不满，与淮西集团展开斗争。
明太祖的谋士刘基（字伯温）是浙江人，在群臣中才能最高。可是，淮西集团妒忌他，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所以明朝建立后，刘基只被封为诚意伯、御史中丞。而淮西集团中的李善长却被封为韩国公、宰相。
刘基认为，元朝之所灭亡，是因为法律得不到贯彻。一次，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触犯刑律，李善长找刘基说情。可是，刘基还是向明太祖揭发了李彬的事情。明太祖很生气，把李彬交给刘基，由他处死。从此，李善长对刘基怀恨在心。
正好这一年出现旱灾，李善长对明太祖说：“李彬是该杀，可是刘基杀李彬的地点不对。他在祭雨坛处死大臣，使上天震怒，才降下灾祸。刘基应该对今年的旱灾负责！”淮西集团的其他官员也附和这种说法。
明太祖是个信神之人，他把刘基找来，问他：“今年天旱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你在祭雨坛杀人，冲犯了神明？”
刘伯温早有对策，对明太祖说：“天上迟迟不下雨，是因为连年打仗，老百姓怨气冲天。如果您能办好两件事，就能使老百姓的怨气平息。第一件，要对殉国者的家属进行抚恤，让他们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第二件，将工匠的尸骨掩埋好，不要让他们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实际上，老天会不会降雨与老百姓的怨气并无关系。刘基这么说，只不过劝明太祖做些善事，收拢民心。他深通天文，认为这几日定有大雨。明太祖求雨心切，就按照刘基的话做了。
可是过了十几天，还是滴雨未降，朱元璋非常气愤。这时，刘基的妻子逝世，刘基就以埋葬亡妻为理由辞职。明太祖不想用他，打发他回老家去了。这时，徐达率领北伐军势如破竹，攻下了大都，元顺帝逃往漠北。满朝文武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
刘基头脑很清醒，临走时对明太祖说：“听说您有定都凤阳之意，凤阳虽是您的家乡，但没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是建都的地方。元朝虽然失败，但王保保（即扩廊帖木儿）还有一部分兵马，陛下不可掉以轻心。”
刘基走后，明太祖左思右想，觉得刘基对自己忠心耿耿。他非常后悔，下诏宣刘基入京，委以要职。李善长眼见刘基又要得势，心里很不痛快。明太祖问刘基：“你觉得李丞相怎么样？”刘基说：“善长立有大功，而且有调和众将的能力。”
明太祖说：“李善长总是在朕面前说你的坏话，朕对他很失望。你觉得杨宪和胡惟庸怎么样？”刘基说道：“这二人都是宰相的材料，可杨宪的度量不够，胡惟庸像一匹驾车的马，就怕他半路上闹别扭。”
明太祖叹了口气说：“当年鄱阳湖大战时，形势非常凶险，多亏你运筹帷幄，我军才取得胜利。寡人从来没有忘记你的大功。善长、杨宪、惟庸三人都不能令朕满意，还是由你来当宰相吧！”
刘基知道淮西集团的势力雄厚，绝不会容忍他身居相位，就推辞道：“臣虽有治国之才，可性格过于刚硬，总是疾恶如仇，不适合做宰相。”
公元1371年，李善长因病罢相。1373年，胡惟庸被拜为宰相。6月，刘基辞官回乡。他在浙江青田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从来不跟人谈论自己的功劳。
可是，淮西集团仍和刘基过不去。胡惟庸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去掉了刘基的爵禄。刘基非常难过，得了一场大病。胡惟庸派医生给他看病，在药里下毒，将他害死。刘基功高盖世，人品高贵，却摆脱不了宦海风云，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胡惟庸案件
明太祖对朝中的功臣很不放心，怕他们带兵谋反，推倒大明王朝。为了及时掌握这些人的动向，他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这个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专门侦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
有了锦衣卫，明太祖可以及时了解大臣们的行为。他喜怒无常，往往因为一时疑心，滥开杀戒。大臣们上朝前总是愁眉苦脸地与家人离别，也不知此去是吉是凶，如果活着回来，全家人就要庆祝一番。
胡惟庸毒死刘基后，渐渐专横起来。朝廷中官员的生死、祸福往往由他一言而定，明太祖对专权之事非常敏感，密切注意胡惟庸的行动。后来，胡惟庸与淮西籍将领陆仲亨、费聚的关系越来越好，明太祖更加担心朝廷不稳。
公元1380年，明太祖给胡惟庸定了一个“擅权枉法”的罪名，将他抓起来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官员。为了证明胡惟庸死有余辜，明太祖指出胡惟庸私通日本，企图造反。此案使淮西集团受到重创，其他官员也受到连累。
1381年，胡惟庸一案牵连到大臣宋慎。明太祖毫不犹豫地将宋慎砍头，还要追究宋慎的祖父宋濂。宋濂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又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威望很高。他与刘基、高启合称为“明初三学士”。满朝官员听说要整治宋濂，大为吃惊。
此时宋濂已辞职回乡，住在浙江金华，已经七十二岁。明太祖派人把他抓到京城，准备处以斩首之刑。马皇后得知此事，对明太祖说：“老百姓为孩子请个先生，还得好好待他。宋濂教导太子时非常尽心，你应当对他从轻发落。”
明太祖见皇后敢反对他，非常生气，就从屋里走出去。他一边走一边说：“从古以来，妇人干预朝政没有好结果。你既然是皇后，就应该谨言慎行，不过问国家大事。我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到了晚上，明太祖仍与马皇后一起用饭。明太祖问马皇后：“今天你的气色不好，到底为了什么？我今天的话是重了些，你别挂在心上。”马皇后流着眼泪说：“宋先生辅佐你打江山，费尽辛劳。现在他年纪那么大，还要被处死，我怎么吃得下饭呢？”
明太祖一向敬重马皇后，听了她的话也深有感触，说道：“难得你一片仁厚之心，我就收回成命。但宋先生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就把他送到茂州充军吧！”可是，宋濂刚刚离开京城，明太祖就后悔了，命人追上宋濂，将他杀死。
宋濂死后，明太祖又对外甥李文忠、挚友徐达产生疑心。李文忠、徐达对明太祖的性格深有了解，遭到怀疑后惊惧不已。1384年，李文忠在府中暴卒。1385年，徐达背上生疮，明太祖听说生疮者食蒸鹅必死，竟然赐他此物。徐达不敢不食，食用后立即丧命。
公元1390年，有人揭发李善长曾与胡惟庸勾结。明太祖勃然大怒，将李氏满门七十多人斩首。李善长的长子李祺是明太祖的女婿，靠着这层关系，他和临安公主以及膝下的两个儿子逃得活命。
明太祖为了警示群臣，还编撰了一部《昭示奸党录》，将李善长的供词附于书中，向全国公布。至此，因胡惟庸案而被杀者竟达到三万之众。
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逝世，明太祖非常悲痛，立朱标之子朱允炆（音wén）为皇太孙。由于皇太孙年幼，明太祖对各位功臣更生疑心。
燕王朱棣本有希望成为太子，但明太祖最终选择了皇孙。他在失望之余对皇帝说：“在朝功臣中，有人恣睢不法，您一定要有所警惕。不然的话，大明江山就危险了。”他所攻击的大臣，正是他的仇人、凉国公蓝玉。
在此种情况下，蓝玉却不知约束自己，往往出言无状。他被任命为太子太傅时，大声喊道：“凭我的功劳，竟然连做太师的资格都不够！”一日，他看见朱元璋的轿子，就用手指点：“轿子里的人开始怀疑我了!”蓝玉的种种放肆行为，令明太祖无法忍耐。
1393年3月，锦衣卫向明太祖报告：“凉国公蓝玉要造反。”朱元璋大为恼火，将此案的调查权交给吏部尚书詹徽。蓝玉面对詹徽的逼问，说道：“你就是我的合谋者。”明太祖更加生气，将蓝玉、詹徽一同诛杀，因此案而处死者共有一万五千人。
■明太祖铁腕肃贪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亲眼看到众多州、县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漠视民间疾苦的事情。他清楚地认识到纲纪废弛、官吏放纵，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元朝崩溃的动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用重典惩治“奸顽”。
朱元璋规定，官吏贪污80贯钱（每贯一千文钱，约折银一两）的便绞死示众，然后剥皮实草。所谓“剥皮实草”，就是在各府、州、县和卫所衙门的左边“皮场庙”内当众剥下贪官的皮，然后以稻草填之，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这种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的方法，看起来的确有些残酷，但是也说明了明太祖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心情。
明太祖还颁布一道命令，允许乡里老人（里甲中负责民事纠纷的人）有参议政事的权利。如果当地官吏有害民之处，可以到衙门去当面规劝，三劝不听，就到京城来告，以便朝廷捉拿审讯。为打消老百姓怕举报遭报复的心态，他破天荒地准许百姓密封奏事，直接向他上奏。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派人对全国官吏进行考查，杀了一大批贪婪的官僚。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三月，更是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郭桓案”。
郭恒原为户部侍郎，他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勾结，合伙贪污。本来，浙西税粮应上缴国家粮仓450万石，他们只缴了60万石，另缴80万锭银子给国库，以当时辄价和粮价折算，这80万锭可以顶200万石粮食，其余的190万石粮食都被他们贪污了。他们还合伙私分浙西各府钱钞50万贯。郭桓又和官吏张钦合伙吞没应天等五府所属州县十万亩官田的夏税秋粮。
郭桓利用自己是征收赋税最高主管官吏的有利条件，隐瞒了上述几桩大贪污罪行。后来，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手也越伸越长。
当时全国除京师应天外，总共有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他利用职权，和十二个布政使司的官吏相勾结，盗卖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贮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如果把郭桓贪污盗窃的金银钱钞折成粮食，加上他合伙贪污的粮食700万石，总共达2400余万石精粮，这个数字和当时全国的秋粮实征总数几乎相等。
案子曝光后，朱元璋大为震惊，更使他吃惊的是，在审案中又发现这个案子和户部侍郎胡益、王道亨，礼部尚书赵瑁，兵部侍郎王忠，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志德以及整个六部上下官员几乎都有联系。他像从睡梦中惊醒，突然发现朝廷大小官员都是些贪婪之徒，便狠了狠心，吐出一个“杀”字，下令把赵瑁、王惠迪、主犯郭桓以及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都杀了，江南不少富户也牵连被杀，总共杀了几万人。
为了进一步防止贪污案件的发生，明太祖还亲自编写了《大诰》，其中有不少法律是针对贪官污吏的。经过这样一番大张旗鼓的整治，明朝初期官场风气为之一新，百姓乐业，河清海晏，官扰民事件十分罕见。
■大兴文字狱
在打江山的时候，朱元璋礼贤下士，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文人。然而在政权建立后，与残害功臣相应的，朱元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从人们所写文章中挑出一些词句，在文字细节上进行挑剔，断章取义，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作者。
古时候的人们很注重自己的出身。朱元璋虽然当上了皇帝，但他的出身并不好。他小时候给人放过牛，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农民起义。他很忌讳人们提起这些事情，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和自己的皇帝身份不相配。
因为他当过和尚，所以不许人们写和说“光”、“亮”、“僧”，甚至与僧谐音的“生”也不许提。他参加过红巾军，红巾军被地主阶级骂为“贼”、“寇”，所以不许人们说和写“贼”字，与“贼”谐音的“则”也不许提及。很多官员由于不知道朱元璋的这些忌讳而糊里糊涂地丢掉了脑袋。
有一天，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替杭州知府写《贺表》，里面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这世作则”的词句。富于联想的朱元璋看后大发雷霆，大骂到：“这个穷酸的儒生竟敢这样侮辱我!”接着，朱元璋把《贺表》摔给大臣们看，大臣们看后面面相觑，谁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朱元璋对他们解释说：“‘光’，就是‘秃’，这是在骂我是个秃和尚；‘生’就是‘僧’，这也是在讥讽我当过和尚，‘则’和‘贼’的读音相近，这是在骂我参加过农民起义，当过贼。你们说，这样的小人该不该杀？”于是，朱元璋传出一道命令，将徐一夔斩首示众。
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因为有“寿域千秋”一句，好端端的一句话，在朱元璋眼里，“寿”就是“兽”，把“域”又误读为“或”字，认为是“祸”的意思，于是，周冕被杀。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因为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而遭到了杀头之祸。因为朱元璋认为“法坤”音同“发髡”，意思是骂他曾经剃发当过和尚；“藻饰”音同“早失”，“早失太平”，这不是在诅咒大明政权吗？可怜那许元，本来想说两句奉承的话，却不料丢了脑袋。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于是，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贺表有了固定的格式，只要照贺表的格式抄写一份就可以苟活下去了。
■洪武科场“南北榜”
明朝刚刚建立时，太祖朱元璋沿袭了以前科举取士的制度，想把天下有才华、有知识、有抱负的能人志士都招于麾下，为朝廷效力，巩固大明的基业。但在洪武末年，却发生了著名的南北榜事件。
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五日，这天是会试发榜日。但是，当黄榜刚一贴出时，却群情哗然，引来纷争。原来，这次榜上共录取52名贡生，从第一名的宋琮到最后一名的刘子信，全部都是来自江南的考生，北方举子纷纷落选。
接下来的殿试，又取福建闽县的陈某为状元，这更加深了北方举子的不满。他们认为，由于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副主考官白信蹈都来自南方，就袒护南方人而压制北方才子。
群情激奋的考生，用泥团将高悬的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召集了一些同样不满的落第学子，浩浩荡荡地向礼部闯去，要求与考官对质。一时间，南京城里糊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片揭贴。
礼部接到控诉刘三吾等人私取同乡的奏报，赶紧请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锦衣卫，镇压考生游行队伍。然而事态越闹越大，还没有离开京城的北方考生再度组织游行示威。考场骚乱发展成一场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事件越演越烈，礼部官员不敢隐瞒，向皇帝上了奏本，陈述此事。朱元璋其实本来就对南方地主知识分子有些不满，又因为国家要加强北方边境防守，北方正是用人之际，因此知道这件事情后震怒异常，决定亲自查问主考官刘三吾。
当时，刘三吾已是85岁高龄，才学名满江南，是位老翰林，且被朱元璋委以东宫太子老师这一重任。刘三吾对朱元璋说：“北方在元朝的残酷统治下民不聊生，连年战争对当地文化教育摧残极大。历数十年来，北方举子文章远不如南方举子，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南北同榜，必然也会出现南优北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