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
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庄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老鹰、井蛙、蚂蚁、多脚虫、龟呀、蛇呀、鱼呀，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
不像孔老夫子，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孔夫子是圣人，他的弟子属于贤人一流。连他们都感到，这位老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带有一种神秘感，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就更是摸不着门了。老子也和庄子不一样，知雄守雌，先予后取，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但一个人聪明过度了，就会给人以权诈、狡狯的感觉；而且，一部《道德经》多是为统治者立言，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
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哲学大师来个形象定位，我以为，孔丘是被“圣化”了的庄严的师表，老聃是智者形象，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的浪漫派诗人。
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只要认真地去钻研，都还可以领略得到；可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个性特征，却很不容易把握。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或者说，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袒露得不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老子，五千言字字珠玑，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义”，其他就“无可奉告”了。
庄子却是一个善于敞开自我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打开《庄子》一书，就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他的自画像是：“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他把生活的必要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住在“穷闾陋巷”之中，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靠打草鞋维持生计。但他在精神上却是万分富有的，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于一切。
他厌恶官场，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漆园吏”这样的芝麻绿豆官。除了辩论，除了钓鱼，除了说梦谈玄，每天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会友，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
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
这时，看到水中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
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的快乐呀！”
惠施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怪了，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
庄子立刻回问一句：“若是这么说，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理由是很充足的了。”
庄子说：“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还有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
“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
庄子听了，依旧是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
“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
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
庄子说：“说得好，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你看，庄子就是这样，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生活琐事”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视听言动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虽说“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诗化人生”，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现出庄子的纵情适意、逍遥闲处、淡泊无求的情怀。
就这方面来说，这两段记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来，人们就把它概括为“濠梁之思”。而在崇尚超拔的意趣、虚灵的胸襟的魏晋南北朝人的笔下，还有个更雅致的说法，叫做“濠濮间想”，典出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晋简文帝到御花园华林园游玩，对左右侍从说：“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前来与人亲近的。”
东坡居士曾有“乐莫乐于濠上”的说法，可见，他对这种体现悠闲、恬淡的“濠濮间想”，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只是，后人在解读“乐在濠上”和“濠濮间想”时，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
作为禀性淡泊、潇洒出尘的庄周与苏轼，认同这种情怀，眷恋这种环境，应该说，丝毫也不奇怪。耐人寻味的是，素以宵衣旰食、劬劳勤政闻名于世的康熙皇帝，竟然也在万机之暇，先后于京师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修建了“濠濮间”和“濠濮间想”的同名景亭，反映他对那种淡泊、萧疏的闲情逸致和鱼鸟亲人的陶然忘机也持欣赏态度。这是否由于他久住高墙深院，倦于世间尘劳，不免对林泉佳致生发一种向往之情，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