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幅经过点改的对子“惟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流传甚广。不过，若非大英雄，尽可不好色（通常英雄应该不好色，例如传说中的关羽）；即使假名士，亦必定风流。可见“风流”已成为“名士”的特定标志。而照贺昌群先生的考证，“名士”一词在中国古代实经历了内涵的演变：其原初意义应为知名之士，《礼记·月令》中所云“名士”者即是；汉末则大抵指反对宦官政治、以澄清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魏晋之际，那些借清淡与醉酒逃避现实、对政治感到绝望的不合作者，被冠以“名士”之称；最终，南朝时期，名士中的杰出之辈说妙语，美风度，精义理，其末流便只剩下放诞不羁、哗众取宠的本事，即王恭所总结的：“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篇》）不幸的是，后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接受“名士”的概念。既然“名士”的身份有阶段性的变异，“风流”自然也与时推移，而是现语义差别，从品行卓异到不拘礼法降而至于性行为不检点。又不幸，后世也更多从末一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仿佛“名士”总是与“艳遇”一类的风流事联系在一起。我本无意矫正千百年来形成的语言习惯，之所以辨析其间的异同，原是因为用“名士风流”的字眼来状写黄宗羲时，有加以区分的必要。
读《黄梨洲文集》时，会有一个发现，黄氏喜用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典故。这既用以自述生平，如《避地赋》中“遂狺骂为党人兮，祸复丛夫俊及”；又用以推许朋辈，《仇公路先生八十寿序》数及昔日交游之张溥、吴应箕、艾南英等人，“一时为天下所宗，几于三君、八俊”。而辞意所指，也不离复社中人，其所谓“复社之名，俨然如俊、及、顾、厨之在天下”（《钱孝直墓志铭》），已说得十分明白。查考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包括“三君”）之典，无一例外均出自（《后汉书·党锢传序》），其人都属汉末名士。复社之反对宦官魏忠贤余党，标榜气节，自视也被人视为东林党后进，正与以党锢被祸的汉末名士行事、志节相近。因此典故于复社之情事，不仅极为贴切，而且也见出黄宗羲年轻时的名士风流，实以汉末清流为榜样。
不过，若与同是清初大儒的顾炎武相比，黄宗羲的名士习气显然更重。顾氏于明亡后始终以救于下为己任，与东汉名士的澄清天下仍有相通处；而其避名就实，不好标榜，则又与之相异，故亦可谓“志士”或“烈士”。黄宗羲却是从始至终，名士心态不改。
68岁时作的《黄复仲墓志》，便有充足的表现。文章起首即慨叹明亡后士大夫之忧心忡忡，语多卑俗，“名士之风流，王孙之故态，两者不可复见矣”。而所述黄子锡，恰是身兼二者的劫余人物。从黄宗羲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名士风流”的理解：“北海南馆，投壶卜夜，广求异伎，折节嘉宾；出有文学之游入有管弦之乐；绕床阿堵，口不言钱”，为明末之黄子锡的写照；“入杼山种瓜，培壅如法，瓜味特美”，“即甚困乎，然焚香扫地，辨识金石书画，谈笑杂出，无一俗语，间画山水，清晖娱人”，“其硕宽堂，兵后瓦砾堆积，复仲遂因瓦砾位置小山，古木新篁，亏蔽老屋，正复不恶，盖复仲不以奔走衣食，失其风流故态”，为入清后之黄子锡的意态。套用贺昌群的分法，其为人物最多可上溯到魏晋名士，尤近于南朝之上等名流。文中固然也述及黄子锡于明亡之际有举兵之议，隐居后“壮怀未能销落”，本与东汉名士同怀，而黄宗羲对此未加渲染，显然并不以“名士风流”之固有情态视之。可以这样理解，若在明末一类衰也，激扬清议的政治热情原不可少，仅从黄宗羲对俊、及、顾、厨的偏爱，不难悟到。只是在黄氏眼中，此乃“风流”之变态，与本文在全面意义上的使用尚有些许出入。
虽然如此，黄宗羲之早得大名，毕竟是在晚明末也，这便注定了他与汉末名士心迹相接。当其出而应也，即是以东林被难大臣之后这一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身份出现。崇祯皇帝昭雪冤案，众学子皆“讼冤阙下，叙其爵里年齿，为《同难录》，甲乙相传为兄弟，所以通知两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顾玉书墓志铭》）。同难兄弟的同病相怜、同仇敌忾，使他们成为晚明社会中很有号召力的一股政治力量。黄宗羲也因此知名于世，并成为主持科举的考官争欲罗致门下以资夸耀的对象（见《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尽管阴错阳差，黄氏终未入选，其名声却照样蒸蒸日上，腾于众口。
就中具名《留都防乱揭》，为其早年最风光之事。除《同难录》中的兄弟外，黄宗羲当时还多结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志。形迹最密的沈寿民、陆符、万泰，都是一时名士。三人也一同列名于《留都防乱揭》，而尤以沈氏对揭贴出力最多。1638年（崇祯十一年），因魏忠贤余党阮大铖避居南京，观望时势，拉拢复社名流，以图再起，复社领袖张溥也有意加以利用，增强在朝中的势力，南京一班独持清议的青年学子于是发起驱阮，以伸张正气。先是沈寿民以诸生上疏弹劾宰相杨嗣昌，末尾并及阮大铖，由此而引发了留都防乱的公议。吴应箕对阮氏以逆党人物而公然摇过市早已十分愤慨，遂与顾果、陈贞慧商量，推沈氏之意，拟成《留都防乱揭》，大张阮大铖种种罪状，并痛言：
当事者视为死灰不燃，深虑者且谓伏鹰欲击，若不先行驱逐，早为扫除，恐种类日盛，计画渐成，其为国患必矣。
此揭草成，东林子弟顾果以顾宪成之孙，义不容辞，名列揭首；受魏党迫害致死的死难诸家怀有深仇大恨，推黄宗羲领衔，名居第二。“一时胜流咸列其姓名”，计有142人（一说为140人）。这确实是一次名士的大聚会。公揭一出，阮大铖气焰顿沮，“杜门咋舌欲死”（《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并因此埋下了南明弘光朝党争的伏线。
《留都防乱揭》不仅打击了阮大铖的复出活动，显示了清议的力量，而且提高了黄宗羲等具名者的声望。驱阮的政治意义如此鲜明，毋庸置疑；而这一行动中所蕴藏的名士风习，也不应漠视。黄氏的《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即记述了他们在反阮的同时，任情纵性的一面。揭文公布的次年，吴应箕与陈贞慧又在金陵发起组织了国门广业之社，参加者大致仍是揭中署名人。黄宗羲也在其内，并与陈贞慧、张自烈、梅朗中、沈土柱、冒襄以及不在揭中的侯方域等关系最密切，数人“无日不连与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其“咀嚼大铖”的情状，在陈贞慧长子维崧的《奉贺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苏瑞人五十双寿序》中有更详尽的描绘：陈贞慧、冒襄于崇祯十一、二年在金陵，广交宾客，尤喜与东林被难诸孤儿游，“游则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按：即阮大铖，其为安徽怀宁人）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阐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而令其老奴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这应是揭文发布以前事。阮大铖的《燕子笺》传奇作得确实不坏，所以这些精于赏鉴的顾曲行家听到好处，也会“称善”；却是绝不因此而宽宥阮氏，于是仍少不了痛骂。本来驱阮作为一场政治斗争，布下堂堂之阵。树起正正之旗，将《留都防乱揭》公之大庭之众，造成一种不容抵御的社会舆论，便已完其使命；而黄宗羲等人犹以为未尽兴，又逞其嘲骂，便是青年名士的作派。老成持重的政治家自不会如此行事。虽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原谅阮大铖日后外死周镳。欲将黄宗羲与顾果等人下狱的大肆报复，却还是可以理会其恼羞成怒并不全在防乱一揭。
黄宗羲的顾曲雅兴原不始于金陵，在此之前已甚浓。《郑玄子先生述》记其1634年到杭州，读书社的郑铉常来访，而“夕阳在山，余与铜（按：即沈士柱）尾舫观剧。君过余，不得，则听管弦所至，往往得得，相视莞尔”。而且据《感旧》读其五自注，“铜在西湖，每日与余观剧”，兴致之高，直是无以复加。宴游除酒、乐之外，助兴还少不了善解人意的二八佳丽。何况秦淮名妓天下闻名，又何况与之连舆接席的诸人多有此嗜好，冒襄之于董小宛，侯方域之于李香君，已成流传不绝的风流韵事。黄宗羲的忆旧文章中虽避而不谈自己，并对侯方域“必以红裙”侑酒不以为然，吴应箕于宴饮中欲招顾媚，也被黄氏引烛烧去纸条（见《思旧录》中《张自烈》、《吴应箕》二则），然而晚年所作《怀金陵旧游寄八正谊》第四首：“秦淮河”一诗中，还是隐约透露出个中消息：
河房曾挂榻，不异蕊珠宫。
数里朱栏日，千家白柰风。
渡烦桃叶泪，舟赛角灯红。
昔日繁华事，依稀在梦中。
这时正好可以用上余怀的《板桥杂记》作注脚：
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主称既醉，客曰未，游楫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蜓，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
则“河房挂榻”，应是指名妓礼待名士。难怪私淑黄氏的全祖望，对其学推崇备至，以为“有明三百年无此人”（《答诸生问南雷学术贴子》）而语及“明人放浪旧院，名士多陷没其间”又为“黄太冲亦不免焉”而惋惜（《记石斋先生批钱蛰庵诗》）。金陵冶游，或许还可以少年荒唐解之；而黄氏74岁高龄作诗尚不忘此情，75岁又有《童王两校书乞诗》三首与《送二校书还天台》二首，以“蓝桥再到望云英”（后诗其二）的诗语预订后约，便只能归之于根深蒂固的明代名士旧习了。
品题人物，作为裁量公卿以批评朝政的一种清议手段，历来是名士的特权，当年与黄宗羲交好的少年名流，个个有拯救天下之志，沈寿民、周镳、陈贞慧、吴应箕等皆研习“佐王之学”（见《征君沈耕岩先生墓志铭》、《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大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气概。黄宗羲自然也不例外。观其明亡后著《明夷待访录》，以伊尹、吕尚的事业相期许，已可知其自视之高。名士的一种惯态是出言轻而视事易，黄宗羲的一班朋友也不负此习。陆符便“热心世患，视天下事以为数著可了”（《陆文虎先生墓志铭》）。而清议也被他们当作一步登天以施展王佑之才的通天梯。这番心事在黄宗羲的《寿徐掖青六十序》中有明白表达：
当坊社盛时，吾辈翘然各有功名之志。居常如含瓦石，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不欲入庸人小儒之人度。直望天子赫然震动，向以此政从何处下手。
只是崇祯皇帝对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士子并不感兴趣，对结社的形式更深为忌讳，故黄宗羲等人的欲为王者师，终究只成为一厢情愿的清梦。
借口评人物以干预朝政之计虽不行，仍可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官通报人才。黄宗羲名噪一时，自然少不了摆弄此事。实际他所从事的，也更多是名士间的排行。日后回忆说：“是时一方名士皆有录，学使者至，以公书进之，大略准之为上下。”（《思旧录·刘应期》）“余累执笔，聚同社而议之曰：某郡某人，某县某人，某也第一，某也次之。多者十余人，少者四五人”。（《郑元澄墓志铭》）黄宗羲既为人所重，握有品鉴一方人物的大权，形势便与东汉名士李膺很有些相似。经李氏接待的士人，立时身价百倍，谓之“登龙门”。无独有偶，读书社社友郑铉、冯等人赴黄竹浦访黄宗羲，因村路泥滑，不能下脚，郑氏也笑言：“黄竹浦因难于登龙门也。”（《郑玄子先生述》）虽是玩笑语，亦可见黄宗羲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于是，除朋友来往外，奔走其门前的也不乏希图青睐以得好处之人。吕留良记其时黄宗羲兄弟气势之盛，谓“一二新进名士欲游其门，不可得至，有被谩骂去者”（《友砚堂记》），当与此有关。不予接纳，固然显示了黄宗羲的不滥交，却也见出其名士领袖少所许可的心态。而谩骂以去，虽未必是黄宗羲所为（倒像其弟黄宗会的举动），便也活现出黄家兄弟共有的名士狂态。
此外，名士必不可少的品行还有独特己见，尽管其原非名士所专有。黄宗羲于明亡后，众口非难王阳明之学空疏亡国、援佛入儒之际，创作《明儒学案》，以王学为主，述其学派占全书多半篇幅，且“独于阳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词”（仇兆鳌《明儒学案序》），正见其举世非之而不疑的品格。黄氏晚年治学沈潜，其特立独行自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青年时代的标新立异、不同流俗，虽更多为意气之争，也未可与后期行止斩然判分。还在参与读书社时，好争辩即是社中风气：
月下泛小舟，偶竖一义，论一事，各持意见不相下。哄声沸水，荡舟沾服，则又哄然而笑。
争到激烈处，如沈士柱与刘同升论某人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竟至闹到“揎拳恶口”，黄宗羲劝解才算罢手（《郑玄子先生述》）。黄氏虽不至如沈士柱之挥拳相向，但前述月下争论也有他一份。《思旧录》为读书社旧友江浩撰写的一则云：“余与之月夜泛舟，偶争一义，则呼声沸水，至于帖服。”喜与人不同，甚至故意颠倒时论，本是名士好奇的表现。不过，在黄宗羲当日，其不肯轻易附会，即便是好友亦不苟同的为人，仍有其可爱可敬处。
如果说“名士风流”的全部语义来说，黄宗羲可说是集大成者。南朝名士缺少东汉名士的政治热情与风节，东汉名士也很少南朝名士的放浪形骸与玄思。黄宗羲以一身而兼之，谓之“名士”，自是当之无愧。不过，明亡前的热心政治与入清后的拒绝合作，仍是其名士生涯的主导面。因此，他为一位经历与之仿佛的同辈人所作“始为名士，继为遗民”（《寿徐掖青六十序》）的评语，用来概括其本人的一生，倒也十分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