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冬
《陇右文博》（半年刊），1996年创刊。12年间，她从初创到发展、从稚嫩到茁壮成长的过程，见证了甘肃文博人进步发展的历程，值得回顾和总结。
一、《陇右文博》的创刊
黄河上游及陇右地区，是我国历史上独成体系的历史民族文化区。从远古至今，这里相继为氏族部落文化聚居的中心地区，也是历史上民族文化族群频繁活动和交往的重要地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东亚与亚洲中部、西部和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孔道、古代丝绸之路和现代新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这里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境内文化遗存丰富多彩。一百年来，一系列重大发现和探索，又使它成为我国保存古代文化遗产，进行多学科学术研究及对外开放旅游的重地。然而，种种原因，甘肃文博界迟迟没能创办一个与之相应的储存与交流信息、反映与推介成果的刊物。
改革开放后，我们进入了创新与发展的时代，百业兴发，科学文化繁荣隆昌。甘肃省博物馆的业务研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学术交流频繁，业务人员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在古生物与古人类、原始彩陶、秦文化研究、长城与中西交流、简牍学、佛教石窟艺术、西夏文字与历史、古代书法艺术、博物馆文物保护技术与研究等领域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与著述。但全国性的文物考古杂志发稿周期太长，地县文博单位人才短缺，稿子难以发表。在此情况下，创办一份甘肃文博杂志，作为业务人员研究的园地和对外交流的窗口，成为必需和必然。1995年，甘肃省博物馆成立了资料信息中心，主管图书、摄影和学术活动。中心提出由我馆单独办刊的建议，得到馆领导大力支持，并开始积极筹备。因当时全国正在压缩报刊，只能由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暂办成内部资料性质的刊物。199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主办的面向全国文博考古专业的综合性学术刊物《陇右文博》创刊了。办刊宗旨是：主要反映甘肃省以至西北地区文物考古新发现、科研新成果以及文博考古事业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工作，旨在总结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形势下，搞好文博工作的经验，挖掘、总结历史上西部大开发的物证和经验教训，活跃文博战线的科学研究风气，培养文博人才，扩大兄弟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宣传甘肃、宣传西部，为西部大开发和促进文博事业发展服务。
二、《陇右文博》十二年的主要成就
十二年来，《陇右文博》共出26期，载文360余万字，图片3000余幅。栏目有：考古发掘与研究、文物鉴赏与研究、史地研究、丝绸之路、科技史研究、古人类与古生物、秦文化研究、西夏研究、佛教文化、简牍研究、文物保护、文博政策与工作、信息窗等，都发表了大量文章，限于篇幅，摘要简介如下：
1、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共发表论文80余篇。它涵盖了十年来甘肃以及周边省份最新的考古发掘情况，信息量大，涉及面广，是学者和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如：《平凉侯家台汉墓清理简报》、《安西五道沟汉墓发掘简报》、《西峰市彭原汉墓群发掘简报》、《武威青咀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山丹县一中唐墓清理简报》、《肃南西水大长岭唐墓清理简报》、《嘉峪关长城村晋墓清理简报》、《嘉峪关魏晋墓清理简报》、《金代会州城遗址试掘简报》、《武威西郊西夏墓清理简报》、《甘肃临夏县宋墓清理简报》、《定西元墓清理简报》、《宁夏银川兴庆区明墓发掘简报》等等。在研究方面也有重大成果，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谢端琚先生的《黄河上游地区史前考古的回顾和展望》一文，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甘、青、宁三省区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据已发表的资料显示，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有3200多处，其中，经过试掘或正式发掘的有80多处，发表的调查发掘报告、正式报告与论文有350多篇，专刊或专著有30余部。资料涉及史前时期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存。其中，遗址类型有甘肃秦安大地湾，揭露面积13700平方米；墓地类型有青海乐都柳湾，发掘墓葬达1714座，出土器物3万余件，是迄今所知发掘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处氏族公墓地，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他的另一篇文章《论师赵村一期文化》，论述了甘青地区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这也是我国当时考古发掘中的一项重要发现。结合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的发掘资料，对其内涵及相关的问题做了归纳与综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赵信先生的《柳湾访古》，全文以游记的形式，深入浅出，将青海省柳湾村这座原始社会墓葬介绍给读者。通过博物馆的展品陈列，人们在这里领略到了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到齐家文化，再延伸到辛店文化时期，定居在这里的古代柳湾人，在漫长的1000多年中，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郎树德先生的《大地湾考古与甘肃新石器时代研究》一文，从大地湾考古概况到大地湾文化分期及一期遗存的命名；再从甘肃古文化分区和发展序列到关于马家窑文化和石岭下类型的讨论，对大地湾考古与甘肃新石器时代研究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价值。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先生在《甘肃考古工作对科技史的贡献》一文中，概述了甘肃考古成果中包含的科技史内容，涉及到地理、土木工程、冶金、医药、天文历法、化工、数学、度量衡、农牧业以及少数民族的科技史料等广泛的领域，并与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明进行比较研究，阐明了甘肃考古工作给中国科技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资料。
2、文物研究与鉴赏方面：共发表论文150余篇。此类文章深受普通读者和文物爱好者、收藏者的喜欢。每期都以精美的文物从鉴赏和研究的角度解读给读者，凸显其观赏性和知识性。如故宫博物院的杨伯达先生在《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记鉴定全国一级文物所见甘肃古玉》一文中，详尽地将甘肃古玉从其分布、时代、玉材、工艺、形饰、功能等六个方面分析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玉器的概况及其特点，阐述了甘肃齐家玉文化在我国古代玉文化上的重要历史地位。说明在彩陶文化走向衰落或消亡的时刻，取而代之的是长达数百年的玉文化高峰期，为我国玉文化史增添了新的光彩。张朋川先生的《论黄河中上游彩陶上的鱼类水族纹》一文，对黄河中上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彩陶上的鱼类水族花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阐明了原始社会图案纹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郎树德先生的《关于大型鱼纹圜底盆和人头形器口平底瓶的文化属性》一文，对出土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的三件仰韶文化彩陶：鱼纹圜底盆（两件）和人头形器口平底瓶的文化属性产生置疑。通过对大地湾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及参照已有的探测数据，将多年来一直认定其时代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或称大地湾仰韶中期，距今约6000年，重新确定为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200-6000年之间。还有《由五坝山西汉墓壁画论我国早期山水画》、《也谈汉简书法》、《大地湾地画的含义》、《明遗民张怡及其绘画艺术》、《棺盖上的伏羲、女娲》、《张大千〈青灯课子图〉》、《甘肃文物中的牛》、《国之瑰宝——黑釉塔式罐》、《商代青玉大戈》、《礼县发现“秦初权钱多枚”》、《天水出土围屏石榻刻画图案的内容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河西魏晋墓出土画像砖浅析》、《甘肃出土的新石器时期尖底瓶研究》、《沙井文化与相邻青铜器文化的比较研究》、《甘肃出土金代文物略述》、《武威出土唐代木俑的特点》、《林则徐在武威留下的墨迹》等鉴赏文章和研究成果。
3、文物保护与修复方面：共发表论文30余篇。此类稿件近年来逐渐增多，反映出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越来越被研究者所重视。如《北石窟寺洞窟风化病害浅析》、《水与书画装裱、修复、保护的关系》、《金塔寺石窟壁画主要病害分析》、《镇原玉山寺石窟保存现状及保护措施探讨》等。尤其是马清林先生的《青铜器保护与修复》一文，结合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对有害锈及掩蔽性的锈斑处理及对青铜器物的保护，有着自己独特的分析和理解。
4、专题研究是我馆的学术研究重点和研究强项。关注秦史、秦文化研究，是《陇右文博》的一大亮点。嬴秦是在甘肃东部崛起的，秦国的发展不仅在陇原大地与中原王朝之间构筑着牢固的纽带和桥梁，而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引领着甘肃的社会进程。作为甘肃文博界的一份刊物，我们意识到必须为秦史、秦文化研究提供适宜的园地。十多年来，我们坚持这一方向，为这一学术领域设置了专栏，不仅发表了许多有一定影响的专题论文和综述，也刊布了不少考古调查、遗址发掘和文物资料方面的文章。在这一领域中，祝中熹先生的学术成果最为引人瞩目。1996年，本刊创刊号发表了他的《秦人早期都邑考》，该文对古文献记载、方志碑刻、考古发现、实地考察等多方面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以全新的视野梳理了秦人早期历史上都邑变迁的复杂经历，与当时新发现的礼县大堡子山秦陵提供的考古信息相呼应。随后，秦文化探讨新热潮就此掀起，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祝中熹先生以《陇右文博》为平台和窗口，发表了有关秦史、秦文化的论文近20篇，基本上形成了他对早期秦史认知的完整体系。其对嬴姓族源及西迁动因的辩正；对西邑、岍邑和陇上秦邑三处秦都地望及演变史实的澄清；对大堡子山秦陵墓主的判识；对秦国青铜器特征及演变轨迹的析述；对秦国冶铁技术成就的探究；对放马滩秦战国木板地图的解读等等，均以资料充实、思路清晰、见解新颖而深获学界好评。
陈炳应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西夏学家。在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牵头创办、主编《陇右文博》后，西夏学方面具有考古新发现的珍贵资料和研究文章络绎不绝。如甘肃武威几座西夏墓及其出土的极难得一见的木版画、木器及瓷器，甘肃景泰发现罕见的西夏文写本水陆法会文书等，都是在本刊首先刊布的。有译自西夏文文献的重要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聂鸿音和国家图书馆黄振华先生合作的《西夏（圣立义海）故事考源》一文，译自俄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类书，并对其中有关忠孝节义的故事一一进行考释，以他们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考证这些故事反映的不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传统，而是转译自汉文的许多书籍。并提出：学界过去译此书名为《圣立义海》，应更译为《钦定义海》。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首肯。陈炳应《西夏律令中的水利资料译释》一文，译自西夏文法典《天盛鼎新律令》，对此前学界水利科技术语译文的缺失进行补正，对西夏的水利建设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使西夏以至古代宁夏、甘肃黄河流域水利建设规模及其科学技术水平凸显出来。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武威市博物馆孙寿岭先生提出：武威亥母洞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版本，也是迄今所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版实物。对此，学界有不同意见，本刊给予大力支持，率先发表他的两篇论文，让他充分陈述认定的依据和反驳不同意见，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肯定与支持。陈炳应《西夏人对活字印刷术的杰出贡献》一文提出：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下》和《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是木活字版本；而且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活字印本；宋人毕升是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但西夏人是木活字印刷术的首创者，泥、木活字印刷术的大力推广者；西夏人的活字印刷技术通过回鹘人传到欧洲，推动欧洲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对此，新华社发文介绍，宁夏大学刊物《西夏学》全文转载。还有译自日、俄等外国学者的论著；研究、介绍西夏历史、文物遗迹和学术争鸣的文章等等。
在古生物学研究方面，张行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的《甘肃古生物化石的埋藏环境》将多年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了甘肃境内各个地质历史时期发现的重要古生物化石及其埋藏环境。化石载有大量的地球和生命的信息，破译这些信息，要靠查阅大量的文献和资料，根据发现化石的地层情况，作出科学的解释。张行就是依据掌握的最新信息资料，恰如其分地分析了甘肃古生物化石的埋藏环境。依据对甘肃化石埋藏环境的研究，提出了埋藏学是研究古生物学和古生态学等学科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只有对生物死亡后历史的全面正确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化石群的完备性与传真性。
丝绸之路方面，本刊发表几十篇文章，有研究介绍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如佛教文化艺术、钱币、丝绵制品及其纺织技术、制陶技术等；有研究某段丝路走向及丝路重镇、关卡的；有研究国内外丝路旅行家的；有译介国外丝路研究文章的，内容相当丰富。如《甘肃石窟调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水平定川石窟群》、《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续编》、《陇东古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古石刻文物概述》、《甘肃佛教文物略述》、《甘肃河西水陆画简介》、《镇原石空寺石窟》、《炳灵寺石窟壁画中的藏传佛教人物简介》、《合水佛教艺术杂谈》、《关于炳灵寺石窟研究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把甘肃各个石窟考察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大家。陈炳应先生《甘肃、新疆的蚕桑丝织探源》、《中国植棉简史与中外交流》等文，根据国内外出土的丝织品、棉织品及有关文物、文献，提出：中国丝织品与丝织技术向西传播，南亚棉花种植、纺织技术向中国传播的时间应比学界现有的认识大大提前。他在《也谈〈马克·波罗游记〉的真实性问题—从欧洲两部新著谈起》一文中，介绍欧洲新出版的有关《马克·波罗记》的两步新书。一是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芳思”）写的《马克·波罗到过中国吗？》认为马克·波罗未到过中国。二是克罗地亚科学艺术研究院编的论文集《马克·波罗和十三世纪的伊斯托奇尼亚德兰》，不仅肯定马克·波罗到过中国，而且认定马克·波罗的祖籍在克罗地亚科尔丘拉岛，克罗地亚人民为此举行了多次感人的纪念活动。最后，该文多方面论证《马克·波罗游记》基本内容是可靠的。不久，美国国立地理杂志社麦克·艾德华茨先生来兰，与陈先生交谈后，认为陈先生的论点比较新颖，值得注意。
《陇右文博》的这种对学术上的追求和尝试，已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称赞，正如有读者来信说：“一个学者的努力，会带动一个学科的繁荣”。
5、加强与兄弟单位的合作与交流。2003年，与嘉峪关城楼景区合作出版了《陇右文博·嘉峪关专辑》；2004年，与武威市博物馆共同合作，出版了《陇右文博·武威专辑》。配合当地文博部门参与了“嘉峪关文化旅游节”和“武威铜奔马旅游文化节”的活动，反响很好。同时，还制作了《陇右文博》的专题刊，集中稿源，统一内容，加强学术性和研究性。如推出《纪念雷台汉墓发现30周年》特刊，对与之相关的内容和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和诠释，给读者以集中的赏析和知识积累。刊物的版式设计比较新颖，内文版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既有高质量的文章，也有精美的文物、书画图片。特别是2005年改版后，内文纸张和封面纸张都作了调整。在文章的筛选、编辑、印刷、出版、装帧、校对等方面不断改进、丰富和完善。
三、办刊的几点体会
《陇右文博》是我事业之所系。许多读者纷纷来电或来信，称赞刊物办得好，资料性、信息性强；稿件的筛选很有特点，既体现了地方特色，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装帧上也逐步完善、美观，是一份非常好的刊物。从办刊实践中，笔者探索办刊规律和方法，总结积累了一点工作体会：
1、领导重视。在经费和编辑人员的安排上，都予以大力支持。
2、千方百计解决难点。由于《陇右文博》不是公开刊物，发表的文章评职称不算数，所以，虽然稿件很多，但高质量的稿源受到限制。其对策是：（1）仍保持刊物资料性强、特色鲜明的特点；（2）依靠老专家，他们多半是离退休的老同志、老学者，不求名、不求利，没有功利心，默默地潜心研究学问；（3）勤约稿。根据每期内容的侧重点或主题，积极约稿；（4）建立通讯员制度。请他们在各自的单位和地县组织稿件，及时发现新材料；（5）馆内业务人员的支持，他们除了提建议，还参加编刊和撰写稿件。
3、要坚定办刊方向，立足甘肃本土多民族的文化，走向全国。如果失去这个方向，我们刊物的特色就会减弱，就会在众多的刊物当中失去立足之地。所以，我们每期刊物都要有骨干文章，都要有有保存价值或学术价值的资料，也要培养其他文章。
4、要关注周围的文化。与兄弟省份多进行文化交流，比如陕、青、宁、新、川、内蒙等省（区）在文化上、人文上都有许多共同的课题，所以，要进行交流与合作，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和全国的其他省份进行交流与合作。
5、通过办刊，还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尊重前辈，培养后生。文博部门聚集了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高尚的品德、严谨的学风、渊博的学识，都常常感染和教育着我，使我学会为人和处世。
总之，《陇右文博》通过十多年的磨砺和成长，所取得的成就还表现在：（1）栏目设置内容丰富，综合性强。如考古调查、文物研究与鉴赏、史地研究、丝绸之路、民族文化、文物保护与利用、文博园地、信息窗等。内容包括：各种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的考古与发掘、墓葬调查报告；各类文物、古生物化石标本的研究、鉴赏和鉴定知识；文物保护；西北史地、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文博政策和博物馆各项工作的经验、信息、人物介绍等。（2）包容、开放式的办刊思路。刊物发表的文章不仅仅限于甘肃，而且是全国范围的，好多文章还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情况，博采广纳，丰富多彩。为突出学术性，每期都请一些名流大家写文章，保证刊物的学术性和权威性。（3）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刊物以甘肃的历史、地理、人物为线索，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播甘肃文化精华为宗旨，每期八、九个栏目，信息量大，内容丰富，以突出其资料性和学术性，兼及知识性和可读性，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给学人和研究工作者提供大量的第一手信息资料，使刊物成为学术研究的园地、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甘肃省博物馆对外工作的窗口。
四、今后的工作设想
当前，我省正在加紧进行文化大省的建设，《陇右文博》将继续探索为社会和学术服务的新思路、新方法，通过我们扎实而辛勤的工作，不断扩大和增强社会效益，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
1.关注考古新成果和新发现。只有积极关注考古的新成果和新发现的文物，配合宣传热点来组织、筛选稿件，发表具有独立学术见解的文章，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2.突出甘肃地方特色。立足甘肃就是我们的特色，要以甘肃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眼光，从大西北的角度来阐释甘肃的历史、甘肃的文化和甘肃的民风，以传统的优秀文化作为博物馆建设、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推动甘肃的文博事业，繁荣甘肃的学术研究。
3.开拓创新。尽管我们是内部资料，但我们决不能敷衍作者和读者，即便是加热冷饭，也要热出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和新的材料。文博考古研究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发现新材料，二是推出新解读。因此，我们力求在语言表述上要活泼，要接近群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把学术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对编辑思想的一种考验。
4.提倡争鸣。学术问题中，有些不同见解要鼓励争鸣、提倡争鸣，有些学术成果是在论争中取得的。我们要提倡兼容并蓄，学术自由。只要是内容健康、有新意的稿件，资料丰富的文章，无论长短都可刊用。有争鸣，文章就能深入，才能吸引更多读者的重视。
植树可成材，教书能育人，办刊物却是园地的耕耘。这个园地办好了，姹紫嫣红的彩虹，莺鸣燕啼的交响，星光银河的闪烁，累累硕果的挂枝，那将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和最高的奖赏。
（卢冬甘肃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