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正
夏代，我国已经有了历法，并将历书定名为“夏历”。当时，人们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作为正月，这说明“夏历”已经有了明确的月份。就是说，“夏历”以正月为“岁首”，即把正月作为每年开始的第一个月。到商代时，改变为以年底十二月为“岁首”。后来到周代时，则把夏历十一月作为“岁首”。春秋时，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肯定了“夏历”的科学地位。但是，秦代及汉初将“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改变得更甚，把夏历十月作为“正月”，即作为“岁首”。总之，比较“岁首”的几种情况，很明显，还是最早夏代以正月为“岁首”较为符合实际。所以，西汉武帝时颁行的《太初历》，废除秦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首的历法，恢复了夏历的以“建寅”之月（正月）为岁首的历法。从此开始，历代沿用。西汉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戴德编辑的著名今文礼学“大戴学”，《大戴礼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夏历，并结合实际生活经验，成《夏小正》一篇。
《大戴礼记》里的第四十七篇《夏小正》，我们可以从后人徐世溥（pu谱）、茆（mao卯）泮（pan判）林、吴澄等人所辑的《夏小正解》、《唐月令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等书中了解，其比较通俗易懂，又大有发展，内容相当丰富。它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每候以一个物候现象相应，叫“候应”，表示一年中物候和气候的一般变化情况。如立春后第十天，“七九河开”，东风阵阵，《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概括为“东风解冻”，作为“立春”一候的“候应”。二候的“候应”为“蛰虫始振”（《夏小正》里有记载），意思就是藏在泥土中过冬的各种虫类，结束冬眠状态，开始振作起来。农业生产上，从“立春”开始，注意防治地下的农业害虫。三候的“候应”，叫做“鱼陟负冰”，表示鱼儿开始活跃，渔业生产应该开始繁忙起来。总之，《夏小正》的问世，不仅对于古人安排生活和生产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我国历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年·月·日趣谈
追溯起来，人类最初产生的是对“日”的认识。我们知道，原始社会的人们男耕女织、刀耕火种。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从洞穴中出来，打猎、捕鱼、采集野果；当太阳下山时，他们便回到洞穴中休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断地循环往复，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把日出和日落看作为一日，在头脑里逐渐形成了“日”的概念。
与此对应，人们把中午叫做“日中”，将太阳落下去称为“日下”。
而后，古人又通过对月亮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后，发现月亮圆缺变化的现象也很有规律性，即从朔到朔或从望到望，时间约为二十九日多。于是，人们为了计时方便，将月亮朔望变化的一个周期取为整数，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作为一个“月”。从此，人类的时间意识中就有了“月份”的概念。
有趣的是，古人不仅把月亮在一个月内的不同变化概括为“月相”，而且还把一个月内不同时间的“月相”分别称之为“朔”（初一、初二，看不见月面）、“望”（亦称“满月”，十四至十六左右，能看见整个月面）、“上弦”（月形如镰，初八至初十左右）、“下弦”（二十至二十三前后）、“凸月”（十一至十三前后）、“残月”（十七至十九左右）、“蛾眉月”（形似蛾眉，可见于初五、初六）、“月牙”（亦作“月牙”，时间是初三、初四）等。
在对日、月认识的基础上，古代人民经过漫长的劳动实践对日影进行长期的观测后又发现，一年四季里总是有一天白昼最短，故将这一天叫做“短至”，或曰“日至”，亦称作“日南至”，即今之“冬至”。当古人对这一天进行深入观测和研究后发觉，在每两次的观测中，日中（即正午时）的日影是不相同的；但经过连续四次对一年中最短一天日影的观测，却发现，日中（正午时）的日影基本上又比较准确地恢复到了原处。于是，人们便将连续四年即1461日的观测作为一个周期，并把这一周期分为4份，每份是365天多。为了计时上的方便，取其整数，将365天确定为一年（古代将年称为“岁”）。这样，人们思想中就有了一年是365天的概念。
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计时的要求越来越准确。于是，根据太阳计时的“阳历”应运而生。“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作为一年，时间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为了使用和计时上的方便，亦取其整数，以365天作为一年。而阴历则是根据月亮来计时的，月有阴晴圆缺，每一变化周期为29天12小时4分3秒，取其整数，规定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12个月。对于阴、阳历计时多出来的时间怎么办？采取“闰年”或“闰月”的办法解决。
阴阳历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历法是“阳历”，它是由“儒略历”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所谓“儒略历”，其主要内容是：每年平均长度为365.25日，历年中的平年为365日，4年1闰，闰年366曰；一年分12月，单月31日，双月30日，只有2月平年29日，闰年30日。公元前46年，因罗马统帅儒略·恺撒决定采用这种历法，所以得名为“儒略历”。其后，其继承人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在“儒略历”的基础上，将2月减去1天加在8月（因8月的拉丁名即他的名字奥古斯都），又把9月、11月改为小月，10月、12月改为大月。但是，不论怎样改，“儒略历”历年比“回归年”长11分14秒，积累到十六世纪末，春分日由3月21日提早到3月11日。后经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命人加以修订，而成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历法——“阳历”。为了避免由于积累而成的误差，将置闰的法则改为公元纪年为标准：被4除尽的年为闰年，但逢百之年只有能被400除尽的才是闰年（例如，公元1900年不是闰年，而公元2000年是闰年），闰年2月份增加1日，为30日。
我国独创的阴阳合历，即“阴阳历”，同“阳历”相比较，也是相当科学的。
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已经产生了历法。特别是到春秋时代，当时用“土圭”（观测仪）观测日影的长短变化，经过较长时间观测之后，最后确定出“冬至”和“夏至”的日期。例如，《左传》里就记载有两次“日南至”（“冬至”）和“夏至”的日期。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一次在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通过对日影进行较长时期观测，发现日影变化的规律，即从观测开始第一年和第二年两年的记载，“冬至”正午时的日影是不相同的，但是经过连续进行4年观测后，日影才恢复原处。所以，古人发现每4年——即1461天为一个周期，把这一周期分为4份，每份是365天加1/4天，将这些天明确规定为一年。因观测日影规律性的变化是以“日南至”（“冬至”）为准的，所以古人把“冬至”称作为“岁首”，即一年开始的意思。后来，根据日影和月亮圆缺规律的变化，我国古人又创造发明了阴阳合历，即“阴阳历”。它的特征是：既重视月相盈亏的变化，又照顾寒暑节气，年、月长度都依据天象而定。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日，小月29曰；平年为12个月，闰年为13个月。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里，把它概括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十九年七闰法则”。
公元元年是怎样确定的
历法虽然有了，可是从哪年开始纪元呢？公元532年，意大利僧侣狄安尼西提出，把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定为公元元年。这个建议受到教会的大力支持，并逐渐在基督教盛行的国家和地区流传开来。所谓公元，拉丁文的意思是“主的生年”（Anno Domini），通常用拉丁文A.D.来表示。在此以前称为公元前，英文的意思是“基督以前”（Before Christ），通常用英文B.C.来表示。由此可知，这种纪年法实际上是公元后六世纪才开始使用，以后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
我国使用公元纪年，是在1949年9月27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的。
“干支纪年”与“十二辰制”
天文学上，将地球上的人看太阳于一年内在恒星之间走的路径，称为“黄道”。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学家，不仅以黄道十二星座作为划分“十二天区”的标志，而且还创造发明了著名的“干支纪年”。
所谓“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天干”有十，所以亦称“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故亦称“十二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谓“纪年”，就是指以“十天干”同“十二地支”循环相配，可成甲子、乙丑、丙寅……六十组，俗称“六十年花甲子”纪年法。如下表。例如，从1984年开始，为“甲子”年，1985年是“乙丑”，1986年是“丙寅”，其余依此类推。直到60年以后的2044年才又回到“甲子”年。
将它运用到纪日上，亦是如此。还是以1984年“甲子”年为例，这年的“甲子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三十日为“乙丑”，正月初一为“丙寅”，正月初二为“丁卯”，正月初三为“戊辰”，其余依此类推下去，周而复始运用之。
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学家不仅创造了“干支”纪年、纪日法，而且还发明了著名的“十二辰制”，即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使用十二地支进行计时，如子时、丑时、寅时……每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小时，即：
夜11时至次晨1时为“子时”（俗称“半夜子时”）；
后半夜1时至3时为“丑时”（俗称“鸡鸣丑时”）；
下半夜3时至5时为“寅时”（俗称“天亮寅时”）；
5时至7时为“卯时”（俗称“日出卯时”）；
7时至9时为“辰时”（俗称“早饭辰时”）；
9时至11时为“巳时”（俗称“近午巳时”）；
11时至13时为“午时”（俗称“日中午时”）；
13时至15时为“未时”（俗称“日偏未时”）；
15时至17时为“申时”（俗称“晚饭申时”）；
17时至19时为“酉时”（俗称“日落酉时”）；
19时至21时为“戌时”（俗称“点灯戌时”）；
21时至23时为“亥时”（俗称“人定亥时”，指人们已经入睡了）。
“月相”与月相示意图
自古始，人们将阴历每月初一、初二夜间看不见月亮的现象称为“朔”。在历法和历书上，采用这种暗的标记，表示为“朔日”。又将阴历每月十五日前后几天夜里，人们可非常明显地看到月亮圆而亮的现象，称为“望月”，或名为“满月”。在历法和历书上，采用○这种明的标记，表示为“望月”。
此外，根据月亮上半月和下半月规律性变化反映出来的现象，将“月亮”可见部分的形状及其特征如“弓”形称为“上弦月”和“下弦月”。在历法和历书上，采用这种半明半暗的标记，以示“上弦月”和“下弦月”。
总之，自古始，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经过不断对月亮的观察、摸索和总结，逐渐归纳概括出比较完整的一套反映月亮圆缺规律性变化的各种不同“月相”。
时辰与漏刻
我国古代创造发明的十二个时辰是相当科学的。
另外，我国古代还创造发明了计算“十二时辰”的计时仪器，名为“刻漏”或“漏刻”，也称“漏壶”和“铜壶滴漏”。如今，在北京故宫中路交泰殿内，仍然有宝贵的实物珍藏着。
漏壶大致可分为两种，即单壶和复壶。新中国成立后，在陕西兴平、河北满城以及内蒙古等地考古发掘中，均发现有单壶，是西汉初期（约公元前100年）使用的计时工具。复壶为两个以上的贮水壶。而古时著名的“复壶”是元延祐年间（1314年~1320年）的，是用四支铜壶由上而下互相叠置而构成的。现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着的铜壶滴漏，也属于复壶的类型，但它比延祐年间的漏壶多了一支贮水壶，是由五个壶构成的。其特征是：正面，上下排列有三个方斗形的“播水壶”，最下面是一个圆形“受水壶”，在第二个壶后下方，另一个“分水壶”以调节水的流速。
漏壶的使用，一般是在正午十二点时，最上壶装满水后，水从壶前龙口流出，依次向下壶滴漏。最下受水壶盖上的铜人合抱着“漏箭”，箭上刻着十二个时辰。漏箭底部安着空鼓形水漂（亦称“箭舟”），放在受水壶内，水涨舟浮，漏箭上升，以铜人手握处的刻度（十二个时辰，共九十六刻）进行观察时间，经一昼夜水满箭尽，将水泄入池内，再重新装满滴漏。这种计时仪器直到明代以后，我国有了钟表后才废弃不用。
雄鸡啼更报院
钟表未传人我国以前，特别是在广大农村，除了少数人家使用古老的计时仪器（如“滴漏”等）外，多数人家依靠观察日影的变化来计时（如中午时的日影是比较正的），而夜间则是靠雄鸡啼更报晓。
鸡鸣“丑时”，就是指夜里三点钟左右，雄鸡就开始啼更报晓。其特征是：雄鸡啼更要啼三次，当第三遍啼后，天就快要亮了。那么雄鸡为何能啼更报晓？生物科学家们经过许多实验研究，归纳概括出科学的认识：雄鸡属于一种“生物钟”，即雄鸡的松果腺能够分泌一种抑鸣激素，但这种激素分泌量的多少跟昼夜光线强弱的变化有关，在雄鸡报晓时的光度照射下，抑鸣激素分泌量少，雄鸡就啼鸣；在其他光度（特别是黑暗）的照射下，抑鸣激素分泌量多，雄鸡就不啼鸣。
为何称一刻钟
明代以后我国才有了计时钟表。明代以前，我国使用“漏壶”计时。
漏壶上面有刻度。昼夜十二个时辰，平均每一时辰为八刻；而每一时辰合现在的两个小时，共合为九十六刻。自钟表传人中国后，人们曾经做过试验，即钟表走完十五分钟，古代计时仪器“漏壶”刚好滴完一刻。所以人们将钟表走的十五分钟称为“一刻钟”。
时辰打点与京城九门
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古都北京城的建置，不仅是有外城和内城，而且还有皇城和紫禁城，其明显特点是：城套城。内城（亦称京城）的城门有：正门为正阳门（亦俗称前门）。正阳门的东西两侧，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北面有德胜门和安定门，东北面有东直门和朝阳门。西北面有西直门和阜成门。
从前，北京在这九个城门楼上，都按一定的时辰打点报时，例如，早晨打点报时开城门，晚上打点报时关城门。古钟分为圆钟和扁钟。除了崇文门城楼上悬挂的是圆钟，其他八大门城楼上悬挂的都是扁钟。采用这种扁钟进行敲打报时，便称之为打錪（后俗称打点）。
击鼓撞钟报时与钟鼓楼
北京地安门外大街钟鼓楼二楼（于明永乐十八年建成）是明代“二十四衙门”之一，统一掌管北京城内的报时任务。据老北京人回忆，从前北京钟鼓楼每天至少要报三次更（即报时）：早晨击鼓撞钟报时称为“亮更”，日中正午时击鼓撞钟名曰“午更”，点灯以后人定亥时之前击鼓撞钟报时称作“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