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北京人相传：清代乾隆以前，北京的钟鼓楼，是昼夜统一向全城报时的地方。每天日中正午时鸣钟，夜间报更五次，一直到寅时天亮。清乾隆以后，则逐渐将昼夜击鼓撞钟报时的规定，改变成为只在夜间报两次更了。第一次在每天晚上人定亥时，所以将这次击鼓撞钟报时称作“定更”；第二次在每天天亮寅时之前，所以将这次击鼓撞钟报时称为“亮更”。夜间这两次击鼓撞钟报时是很有趣的，即每次在击鼓撞钟之前，由两名负责统一向全城击鼓报时的更夫分别登上钟鼓楼，讲究手提“孔明灯”，先遥遥互相对照一下，以此为信号。所以，老北京人将这种信号称之为“对灯儿”。更夫互相问“对灯儿”完毕，然后紧接着分别进入楼中击鼓撞钟。按规定的次序，先击鼓，然后撞钟。击鼓时讲究有节奏，老北京流传一句话：“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但每次击鼓到最后一下，总要停歇一下，以示钟楼的更夫做好准备，然后紧接着洪亮的钟声便由钟楼上向全城飞扬开去，撞钟的次数与击鼓相同，前后鼓声和钟声两番合起来总共为一百零八下。
春季节气与“候应”
“立春”季节与“候应”
时间正值
农历正月
立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对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季节性的认识和划分，不仅相当早，而且作了相当科学的高度概括。例如，在名著《礼记·孔子闲居》里记载：“天有四时，春、秋、冬、夏。”
流传千古的《三字经》里，对“天有四时，春、秋、冬、夏”亦作了认识性的反映记载：“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其意为“此言岁时之序也。一岁之序，分为四时。应乎北斗，斗柄东指，在寅卯辰，万物发生，于时为春。斗柄南指，在巳午未，万物扬茂，于时为夏。斗柄西指，在申酉戌，万物收敛，于时为秋。斗柄北指，在亥子丑，万物闭藏，于时为冬。四时之循环不已，运转无穷，寒暑迭易，而岁功成焉。”（转引自《白话三字经》）
随着社会生产、生活不断向前发展，人们逐渐将一年中“春、秋、冬、夏”四时的首日定名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作为一年四季的开始。对此，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作了比较透彻的解释，他说“正月节（指‘立春’节气），立建始也，立夏秋冬同。”
那么，“立春”究竟在哪一天，有什么规律呢？东汉时期的学者高诱在注释名著《吕氏春秋·十二纪》里的文句“是月也，此立春”作了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解释：每年“冬至后四十六日而立春，立春之节多在是月（指‘正月’）也。”《燕京岁时记》里亦云：“打春即立春，在正月者居多。”
说起“立春”这个节气来，古时候人们极为重视，这里可举上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礼记·月令》里记载：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返，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礼记·月令》里记载的这段文字，大体上是说：今日人们所说的“打春”即指“立春”，其时间规律，一般说来，每年在正月者居多，故云“是月也，以立春”。而且每年快到“立春”这个节气的时候，即在“立春”前三天，朝廷特派出巡大臣拜见天子说：“某一日是立春，陛下应在这一日昭示自己的德行。”天子于是就“斋戒”。而所谓“斋戒”，是指古人在祭祀之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以示诚敬，称为“斋戒”。不仅是以此种形式表示重视“立春”，而且在“立春”这天，古时候的统治者——“天子”尤其讲究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大礼。礼毕返回朝堂后，天子要赏赐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们；同时，还令“三公”发布天子的恩德命令，以示天子行善事，布施恩惠，表明“真龙天子”周济天下贫乏困苦的百姓，并强调不要出什么偏差；这表明“真龙天子”是极为重视“立春”的。
重视“立春”的思想意识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延续到清代。所以，第二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燕京岁时记》里的记载：
打春即立春，在正月者居多。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谨按礼部则例载：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迎春于东直门外，糠役舁芒神土牛，导以鼓乐，至府署前，陈于綵棚。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案于午门外正中，奉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配以春山。府县生员舁进，礼部官前导，尚书、侍郎、府尹及丞后随，由午门中门入，至乾清门、慈宁门恭进，内监各接奏，礼毕皆退。府尹乃出土牛环击，以示劝农之意。又涌幢小品载，前明正统中，每岁立春，顺天府别造春牛春花进御前及仁寿宫，凡三座。每座用金银珠翠等物，费钱九万余。景皇即位，谕明年春日当复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陈愬，乃以时花充用。
“候应”所谓“物候”，概括说来，其内容主要是指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活动规律与非生物的变化对节气的反应。例如，植物的冬芽萌动、抽叶、开花、结实、落叶；动物的蛰眠、复苏、始鸣、交配、繁育、换毛、迁徙等均与节气有密切关系。非生物现象，例如，始霜、始雪、结冻、解冻等，也属物候现象。从我国历史上来看，有关物候的记载亦甚早，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写的著名的《吕氏春秋》里就已经有记载了。“物候”，可作为指示农时以确定农作物栽培技术的一种依据，亦可用以预报天气的参考。
总而言之，农业二十四节气的“七十二候”的“候应”，其内容尽管繁多复杂，但概括说来，其“候应”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生物物候，其中有动物的，如鸿雁来、寒蝉鸣、蚯蚓出、螳螂生、蜩始鸣、鹿角解等，亦有植物的，如桃始华、萍始生、苦菜秀、半夏生、禾乃登等；另一类是非生物物候，如凉风至、白露降、雷始收声、水始冰、虹藏不见、天气上升等。农业二十四节气的“七十二候”起源甚早，《逸周书》中所记载已告完全确立。对农事活动曾起过一定作用。
“立春”节气的三候应——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
东风解冻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对“风”的认识，不仅是比较早，而且归纳总结出相当科学的认识，即：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其风有“八方风”，即除了有方向比较正的“四风”——东、南、西、北风外，还有偏方向的“四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风。不仅如此，密切结合农业生产和“二十四节气”的需要，人们还进一步总结出：每年基本上从“立春”开始到“春分”这段45天时间内，刮东风居多。特别每年“立春”后10天左右，就到“七九”河开的时候了。因为东风对春季开始——“立春”节气规律性变化的反映比较典型，所以被列入了“七十二候”，作为“立春”节气一候的“候应”，叫做“东风解冻”。
蛰虫始振虫类中，有的“冬眠”，亦称“冬蛰”，即冬季不活动，陷入“昏睡”的状态。而每年一到“立春”，天气渐渐转暖和了，藏在泥土中的各种“蛰虫”，随着天气转暖，亦结束“冬眠”、不食不动的“昏睡”状态而渐渐振作起来。为提醒人们在农业生产中重视防治地下害虫，所以将“蛰虫”对节气规律性变化的反应归纳叫做“蛰虫始振”，列入了“七十二候”，作为“立春”节气第二候的“候应”。对此，古籍名著《礼记·月令》里有记载：“［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
《吕氏春秋·十二纪》、《周书·时训解》、《礼记·月令》，皆日正月节（指“立春”节气）的“候应”为“蛰虫始振”；只有《淮南子·时则训》里云：“蛰虫始振苏”，虽然多了个字，但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鱼上冰在长期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水中的鱼对节气规律性变化的反应亦比较典型，即每年一到“立春”节气，河水上的冰渐渐开始融化时，鱼就会从水底下游浮近于冰，所以被人们称为“鱼上冰”，并被列入了“七十二候”作为“立春”第三候的“候应”，其学名叫做“鱼陟负冰”。《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关于这种现象说：“鱼当寒威之时，伏于水下逐其温暖，正月阳气即上，鱼游于水，上近于冰。”
其实，“立春”节气的这一“候应”在著名的《夏小正传》里就已经有记载了，其中指出：正月节（指“立春”节气）三候的“候应”为“陟，升也。负冰云者，解蛰也。”其意思是说：每年一到正月，天气开始渐渐转暖，鱼由水底上升近冰层之处，如背负冰然，故曰“鱼陟负冰”。
“立春”节气的三个“候应”，在《吕氏春秋·十二纪》里，不仅有记载，而且还有东汉时期的学者高诱的解释：“立春”节气的三个“候应”，叫做“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东方木，木火母也。火气温，故东风解冻。”“蛰伏之虫，乘阳始振，动苏生也。”“鱼鲤鲋之属也，应阳而动，上负冰。”
“雨水”节气与“候应”——獭祭鱼·候雁北·草木萌动
雨水“立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开始逐渐增加，所以人们将“立春”后的节气归纳叫做“雨水”。对此节气，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作了解释：“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水者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
獭祭鱼一年农业生产中，秋季能否“五谷丰登”，与春季能否“风调雨顺”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自古始，人们春季祈祷能够“风调雨顺”，使秋季出现“五谷丰登”的好年景。所以每年到春季“雨水”节气时，人们讲究捉拿“贼鱼”祭天，以示祈求“天神”保佑春季能“风调雨顺”。对古时候社会生活实践中出现的这种情形，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作了记载：“祭鱼，獭一名水狗也，贼鱼者也。”“祭鱼，取鱼祭天也。”所以古时候，人们将“立春”后继之“雨水”节气一候的“候应”叫做“獭祭鱼”。
对“雨水”节气一候的“候应”，在古籍名著《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周书·时训解》、《淮南子·时则训》里，皆名曰“獭祭鱼”。
候雁北雁是鸟类中的一种大型游禽，对节气规律性变化的反应尤为突出，用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的话来说，叫做“热归塞北，寒来江南。”（《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所以，雁被列入“七十二候”，作为“雨水”节气第二候的“候应”，称为“候雁北”。
草木萌动每年“雨水”节气，大地上的百草树木开始发芽新生。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的认识和解释是：“天地之气交而为泰，故草木萌生发动矣。”《吕氏春秋·十二纪》的认识和解释为，每年“雨水”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故为“草木繁动”。所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将这种认识归纳为“草木萌动”，并列入了“七十二候”，作为“雨水”节气三候的“候应”。
关于“雨水”节气及其“候应”——草木萌动，在古籍名著《礼记·月令》里不仅有记载，而且在其文字里充分反映说明古代“天子”是极为重视的。
《礼记·丹令》里的原文：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其意思是说，每年农历正月“雨水”节气时，“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之气融为一体”，所以大地上的百草树木开始“萌动”。古时，每年这个季节时，“天子”就要下命令布置农事，派遣主管农事的官员住在东郊，主持修复耕地边界，将小路、小沟等进行查明修正（或曰“修整”）。要认真考虑各种不同地形，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不仅如此，还要把五谷种植的方法教给农民，这一切都必须亲自去做。特别是田地清理（或曰“整理”）完毕后，要先确定种植方法，农民才不会迷失方向。
其实，《礼记·月令》里记载的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字，在《吕氏春秋·十二纪》里亦有，这里就不再重复。
然而，有趣的是：古时认为每年农历正月的一般规律性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萌动”，这种认识使明代小说家吴承恩亦受到了影响。为了紧密配合神话长篇小说《西游记》内容上的需要，吴承恩巧妙地将“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萌动”的内容撰写进了《西游记》第一回里：
……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阴阳交合。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寅会，生人，生兽，生禽，正谓天地人，三才定位。故曰，人生于寅。
这里很显然，吴承恩并没有原封不动将其文句照搬进《西游记》里，而是加以修改，即将“地气上腾”修改成为“地气上升”，将“天地合同，草木萌动”修改成为“天地交合，群物皆生”。尽管是作了这样的修改，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实质上是一样的。
“惊蛰”节气与“候应”——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时间正值
农历二月
惊蛰每年农历二月，天气转暖，雨水逐渐增多，并渐渐开始出现春雷，冬眠的动物渐渐出土活动。所以，古时候人们将“雨水”后的节气称为“惊蛰”。
对于“二十四节气”中的这一节气，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作了比较透彻的解释：每年“雨水”后十五日，斗柄指甲，为惊蛰二月节。《夏小正》曰：正月惊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桃始华自古始，花卉历来为人们所喜爱，特别是桃花，人们对它的认识亦甚早，例如《诗经·周南·桃夭》里记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桃花虽然是没有花中之王“牡丹”那样名贵，但是它却有着自己的突出特征，就是对节气规律性变化的反应比较突出，即每年农历二月“惊蛰”节气时开始开花。所以，它被列入了“七十二候”，作为“惊蛰”节气一候的“候应”，归纳为“桃始华”（古时“华”同“花”）。
仓庚鸣仓庚，亦名为“黄莺”、“黄鹂”等。对这种鸟，东汉时期的学者高诱在《吕氏春秋·十二纪》里作了注释：“仓庚，尔雅曰商庚、黎黄、楚雀也；齐人谓之搏黍，秦人谓之黄离，幽冀谓之黄鸟，诗云黄鸟于飞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鸣。”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对“仓庚”这种鸟亦作了解释：“仓庚鸣，庚亦作鹧，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云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骛黑而黄，又君骛黄，谚曰：黄栗留、黄莺、莺儿，皆一种也。”
自古始，在长期社会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仓庚”不仅是人们喜欢的一种观赏鸟，而且对自然气候，特别是对节气规律性变化的反应亦比较典型，即每年一到农历二月“惊蛰”节气，就会出现婉转悦耳的鸣叫声。因此，仓庚与大雁和小燕子一样，亦被列入了“七十二候”，作为“惊蛰”节气二候的“候应”，归纳为“仓庚鸣”。
鹰化为鸠“惊蛰”三候的“候应”，叫做“鹰化鸠”，按照《辞海》中的“七十二候”解：“鹰化为鸠”是属于古人的“有观察错误，不合于科学事实的情况”，这里，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尽管如此，但笔者认为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提出解释也有一定道理：
“惊蛰”——“三候，鹰化为鸠，鹰、鸷乌也，鹞鹯之属，鸠即今之布谷（鸟），章龟经曰：仲春之时，林木茂盛，又喙尚柔，不能捕鸟，瞪目忍饥，如痴而化，故曰鸣鸠。”
看来，“惊蛰”节气三候的“候应”修改成为“鸣鸠”，就合于科学事实的情况了。
“春分”节气与“候应”——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