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彬
近期时有机会较为集中地拜读钟敬文教授在新时期以来所作的讲演和著作，其中有些以前也曾陆续读过，但由于水平所限，理解不深。这回重读，感受自是不同。20年间，钟老对我国民俗学上的许多问题作了深切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的精辟见解。特别令我惊奇的是，钟老在耄耋之年，竟犹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创议，而且身体力行地反复而详尽地阐明了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性质、范围、框架、结构、功能与方法，分析了它产生的条件与客观需要。我认为，钟老的论述会对我国民俗学界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不要很多时间，大家会认识到，是到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时候了。
一
中国民俗学学派在现时的提出和建立，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虽然在我国，民俗学的传入和发生，已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从《歌谣》周刊的出版算起，已整整80个寒暑，理所当然的可以为它举行80寿庆了。现在才来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它的准备时间，不可谓不长。这并不是中国民俗学者的无能，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代的中国民俗学家除了从欧洲传人民俗学这门新型的学科外，也在我国这块土地上进行过辛勤的开垦，硕果累累，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问题却不能在那个时候提出和形成，在往后的数十年间条件也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新时期才基本上完备。简括起来说：
第一，理论和资料的准备。这门学科是从外国传人的，开始时，中国学者有个“描红”的阶段，尽管我国历史上有大量的民俗资料积累，但它还须经过现代科学理论的审视。五四时代的学者做了不少介绍外国理论的工作，也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探索过一些理论问题，但还谈不上完备的理论建设。全国解放后，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理论上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这个时期的前期（前17年），我们对苏联民间文艺学也有个“描红”阶段，经过一个相当时期，在摸索中才慢慢地有了理论的自觉性，才认识到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这种认识在新时期，在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才更加明确起来。就是说，直到新时期，这种理论上的准备才大体完成。
第二，组织准备。这在我国也经历了较长时期。解放前且不说，50年代我国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4年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了重要的资料准备和人才培养工作。但从民俗学角度看，这个准备还不完备，民间文艺还只是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是全部，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地完成这个准备。这个准备，从1981年七教授发起成立民俗学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批准和支持，到现在已经在很大一部分省市自治区成立地方的民俗学会，至此，组织准备基本上已经完成。
第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适宜的学术氛围。一个学科的兴起和建立，总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否则它不可能为社会所接纳和得到国家的支持。从中国民俗学的历程看，它发韧于五四时期，也不是偶然的，这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客观上需要民俗学这样一门新兴的学科，所以被移植了进来，但由于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反复性，大革命以后，反革命篡夺了革命果实，社会陷入了极度的动荡和不安之中，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外族入侵，三年解放战争，反动政府忙于镇压人民、应付战争，哪里还顾得上发展学术。20世纪30～40年代，民俗学几乎销声匿迹。50年代，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但形势仍然紧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建设上百废待兴，学术上只有对革命事业直接相关的一些学科，才认为是当务之急，受到了积极的鼓励和支持，其他学科都有一个先后发展的问题，像民俗学（除民间文艺外）这样在性质和意义一时不能被人认识的学科，就摆不上议事日程。十年动乱时期，许多学术都受到压制，民俗学更无由抬头。“四人帮”粉碎后，万木逢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才出现了发展民俗学的良好氛围，七名老专家才有机会发出恢复民俗学的呼吁，才能为社会和国家所接纳和扶持，才能迅速得到广大学者的欢迎和响应。由此可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创议出现在这个时期，是历史的必然。
回顾我国民俗学经历的这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令人感慨也令人兴奋，正由于经历的不平凡，使它炼就了一个坚韧的性格，步履坚实地走上了自己的路。中国民俗学学派可以说是“大器晚成”，预示着学术道路上它能够后来居上，将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们为这种前景受到深深的鼓舞。
二
中国民俗学应该走自己的路，这是近20年来在许多民间文艺、民俗学者中都萌发过的思想。现在由钟老率先提出创议并构建成完整的民俗学的结构体系，这是很自然的。钟老是我国民俗学的老一辈学者，80年来一直站在民俗学的学术前哨，解放后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界又长期处于一定的负责岗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博的国内外民俗学的历史知识。钟老创立这个体系，既是他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五四以来，特别是解放以来我国民间文艺、民俗学极为广泛的群众性实践的总结，所以，这个体系的建立是有坚实的基础的。当然也不是说，这个体系已经十分完备了，像一切大的事物的产生一样，还会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或者也不是惟一的。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还会有其他的学派产生，但在目前来说，钟老建立的体系可以称得是博大精深的。据我的理解，该体系是个大学派的构架，和历史上一些建立在某种观点和方法的学派不同，是以一个国家为范围的全方位的构架，也就是说，钟老要建立的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所以，体系空前庞大，包含内容极广，在这个体系之下，还可以有各个支体系，有各个方面和各种不同学派的民俗学。
另外，还要简略地说一下，在钟老的论述中所阐释的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我觉得都很重要，也论得很好。其中有不少具有独创的见解，就其大者说：钟老提出的民俗文化学，就是对民俗学的重大突破，符合中国实际，已为国内广大的民俗学者所认同，对今后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将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他如“现代学”、“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特别文艺论”、“文化三层次论”、“方法三层次论”等等，都富有创见。其他还有不少，不一一论及。这些将来在理论上加以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必将成为中国民俗学派的重要支柱。
方法论是钟老极为重视和着重论述的部分，他把方法论排列成三个层次，把每一层次的方法都具体开列出来，提出学者应该根据自己研究的具体内容，有选择地加以运用。这些都是很好的。钟老所列举的方法，也都是各学派所行之有效的，特别是钟老根据多年来研究的切身体验，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者首先应该树立的指导思想，使方法有了正确的方向，这是很有见地的，这是钟老走出的有别于其他许多资产阶级民俗学派的决定性的一步。但这部分，我读后思想上还有两个未能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向钟老讨教。
第一，在方法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特别是第三层次）上，钟老开列的一系列具体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历史上在学术上行之有效的，或者说是适应于某一或许多学派的研究要求的（有的是科学研究上共同使用的方法，有的以一定的学派为其特征的，为某个学派的观点服务的），这些方法，我们当然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只是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研究者要自己有所抉择。这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这里还有不明确之处，实施起来也许会掌握不准。我以为一个学派必须要有以这个学派为特征的自己的方法，并以这些方法为主导去运用别的学派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运用其他方法时要经过我们的改造，要有批判有鉴别地运用（吸取其合理的内核），要为我们的研究服务，而不是我们重复其他学派的研究。比如说，原封不动地用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写出来的作品，只能说是芬兰学派的一个例证，不能说是中国学派的成果。我不知有没有把意思说清楚，既然是个学派，必须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和在它指导下的具有自己特征的方法。
第二，方法的第三层次——专业方法，虽然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方法，但对一个学派来说，却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没有这个方面的特色，也就没有这个学派。历史上每一个成气候的学派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像日本柳田国男，在日本民俗学肇始时期就已提出了“方言周圈论”、“重出立证法”等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虽然不一定是完善的，却都在一定时期内指导了一代的日本民俗学。现阶段的我国民俗学不论从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基础都似乎比邻国的那个时期要广泛些，应该提得出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当然，钟老的方法三层次论本身就是特色，特别是钟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的鲜明态度，更显示了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学派创导者的风采，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学派。但我以为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具体方法，而这种方法是从中国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合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客观实际的。外国的方法我们可以借鉴、吸收，甚至有条件地搬来使用；有的历史证明有这门学科根本性特征的方法，如钟老在第三层次中提到的一些方法，还必须加以运用，否则便没有这门学科。其实我知道钟老没有直接提出自己的方法，是出于他的谦虚；钟老是有自己的方法的，只是不肯直接说出来。有的地方钟老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如说到某个学派的研究特征时，钟老曾说如果是我来写，我也可以有另一种构思方法。这种态度在品格上说，比有些自鸣不凡的学者要高出许多，但从实际效果看，可能会打折扣的。在理论问题上，态度鲜明是不可少的。
其实，从五四时期到解放五十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界已经创造出不少有特色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是酝酿着不少这方面的矿苗（它们还是分散的、隐藏的、未经提炼的），只是还没有把它们集中起来，并加以提升表述，使它成为系统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有的是从中国学术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并且在学术研究上见了成效的。举例来说，如以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研究和钟老的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为代表的著作中所显露出来的方法，随便说说，可以概括为“历史地理纵横研究法”，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种有中国学术传统特色的研究方法。当然，从民俗学是“现代学”这一基本观点来说，它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不能成为今天中国民俗学的主要方法。说起今天民俗学的方法，还要从解放五十多年来的民间文学、民俗学者的广阔实践中去提炼、集中、概括。解放五十多年来，这种实践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多少学者投入了这一工作，他们跋山涉水地深入实际，进行田野作业，挖掘资料，进行研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其中不乏有独创性的观点和方法，值得加以总结。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