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伟
姜彬研究员作为一位资深民间文艺学家与民俗学家，自1946年在山东解放区开始搜集民间口头创作起，从事民间文化研究至今已持续半个多世纪。其间他虽然先后在出版、宣传、文艺等部门分别担任领导工作，但仍业余坚持民歌的搜集、编选、出版、研究。即使在“十年动乱”蹲牛棚靠边站的时期，他仍坚持不懈，埋头写作《中国民间故事初探》。粉碎“四人帮”后，姜彬重回出版社，倡议并主持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对全国培养民间文学人才、搜集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起重要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他将目光转向吴越区域民间文化研究，并在吴歌采集与研究、吴语地区民间信仰与稻作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吴歌采录和研究的成果和贡献
1981年，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列出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祝英台、吴歌、新故事等课题，有组织地进行材料征集和研讨活动。其中吴歌的采录和研究，特别是长篇叙事诗吴歌的挖掘、采录、整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打破了“汉族没有长篇民间叙事诗”的传统看法。姜彬同志作为吴歌协作区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主编出版《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长篇吴歌集》，并为之作序阐发其历史、文化、艺术内涵。姜彬先生在序中指出，吴语地区自明中叶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民主思想在城乡人民中广泛流布，和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发生尖锐矛盾，长篇吴歌正是反映这种社会矛盾的产物。明中叶以来，以苏州为中心任务的吴语地区，成了俗文学的中心，各种小调俗曲、评话弹词、宣卷、南戏传奇以及话本和拟话本，在城镇中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城乡间广泛地传唱、搬演，对长篇吴歌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姜彬认为长篇吴歌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现象，它与吴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地联系着，它是整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吴语文化长时期发展的结果。他在分析吴歌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时，注意在文化的延续性上探源溯流，揭示出以下四个层次的历史文化对吴歌产生和发展的影响：（1）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关系，及其思想意识和文化发展对吴歌的影响。（2）明清以来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人民的生活、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量俗文学和长篇吴歌的关系。（3）东晋以来，中国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对吴地文化结构和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4）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传承，古越族文化以及它在人民心理上的影响。姜彬所论，使民间文学的研究境界大大地开阔和深化。
姜彬先生在组织力量对吴语民间长篇叙事诗进行搜集、整理的同时，也注重对这些作品的个案研究，曾先后对《孟姜女》、《哭嫁歌》、《魏二郎》、《红娘子》、《哭丧歌》等进行剖析，写了专题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对吴歌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宏观研究，写了《吴歌研究提纲》、《近代长篇吴歌中妇女形象的历史意义》、《吴歌的衬字和叠句试探》、《长篇吴歌的形成及其他》、《长江下游地区民歌的生成和流变》、《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歌的差异与一致性》等研究论文。其中《吴歌研究提纲》对吴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历史研究法与田野考察法相结合，钩沉史料与引用前贤之说相结合，民间文学研究与民俗学、民间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吴歌研究起开拓性指导作用。
姜彬从吴歌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和发展前贤的见解，将“吴歌”界定为“一定地区的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独特风格的民歌”，它的特点的形成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传承于自成系统的吴语方言区，以苏州、吴县为中心，扩及江浙许多县份。（2）这个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大体一致，都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3）在历史上形成的人民劳动样式、生活条件、风俗习惯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们心理状态大体一致。所以他们的民歌有它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方法。《提纲》之论，高屋建瓴，给人启示，对江浙沪地区的吴歌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吴越民间信仰和稻作文化研究的成果和贡献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姜彬先生的民间文化研究从吴歌研究逐渐扩展到区域文化研究，实现了学术飞跃，其标志是《区域民间文艺学发凡》的发表。《发凡》论述我国是一个区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错杂、历史悠久的国家，其文化是分区域的。这些不同的区域，由于所处的地理条件、民族构成和历史政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有其自成系统的文化构造，有相对的独立性区域文化是理解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作为区域文化的吴越文化包括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即吴语地区的文化，具有古越族文化渊源，时间上推七千至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现已挖掘的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距今将近七千年，河姆渡人已种植人工栽培稻，嘉兴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距今五六千年，余杭县良渚文化距今四五千年，三个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艺术品很杰出，较中原先进，但距今七千多年前，出现全球性海浸，由于冰河融化，而海水上升100至130米，东南大片陆地下沉成为大陆架，河姆渡人被迫迁入山中，4000年后方出山，古越族及其先民因此长期陷于封闭落后状态。中原由于民族间的战争、交流、融合，形成以黄帝、炎帝为中心的华夏族，带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随着华夏族的南来，吴越地区逐渐得开发，两汉时期逐渐形成吴语，吴语是汉语融合了越语而成的。经历西晋五胡乱华、唐安史之乱、北宋金兵南侵等三次中原大战乱因而文化南迁，使全国文化中心逐渐移到江南。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地区就在吴语地区。吴语地区的民间文学有许多独特形态，对它的内容、形式、风格形成之诸种因素的研究，需要对其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等作历史的、全方位的透视，要借助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方言学、文艺学等众多学科的成果，来观照民间文学的诸种内涵。姜彬认为这个地区有三大优势：（1）古代是民族渊源深厚、先进的地区，现代地下发掘的材料丰富；（2）南方地形复杂，现在民间尚遗存大量古俗和信仰；（3）是我国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之一，必将出现许多新的社会现象，而这些仍不能脱离这个地区的历史传承的特点。姜彬同志对吴越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趋势的论述，是对吴语区域文化研究的卓越界定。在这一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姜彬组织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民间文化研究者和群众文化工作者完成“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对近现代的民间信仰活动和形态作出较有系统的、较为完整的调查。在经过扎扎实实的田野考察，写出数十余篇真实、丰厚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课题组写出五十余万言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从神歌、仪式歌、民间佛教宣卷、酬神祀鬼戏曲、祭祀舞蹈、原始美术与民间美术、民间迷信语、民间灯会、民间传说故事诸方面，对吴越地区民间信仰的产生、发展、变迁，乃至衰亡的全过程，进行了考察，揭示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生活、民间文艺之间的内在联系；概括地论述了民间信仰与地理历史背景、吴越地区民间信仰的内容和形式、民间信仰与文学艺术。姜彬先生在该书“后记”说：“以民间信仰来说，就是一个相当宽广的领域，它和旧时的社会生产、结构、生活和人的生命历程，紧密结合着；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都有民间信仰的种种事象存在着。”“现今吴越地区还在民间流行的习俗信仰，大多是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但仍有一部分它的源头可以追寻到相当久远的时代……”“它是人类在生产落后的状态下，为了顺应生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形成的。它既有旧时的落后意识和迷信行为，也有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甚至可以说是优美的、充满着诗一般的幻想的成分。即使是属于迷信活动的一部分，也不能忽视它们往往包含着民间的文化创造”，“把它们搜集起来，加以保存，不仅是为了学科研究的需要，也为了让人们了解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今天的人们应该去改造它，批判地吸收它有用的成分，以便创造适合今天需要的新的习俗和信仰。”《吴越民间信仰民俗》成为姜彬先生团结、率领吴越地区的学者们进行区域民间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是姜彬先生带领江浙沪二省一市民俗学者在田野作业基础上完成的第二部区域民间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全书述论了江南稻作的起源和演变，耕作习俗与乡规民约，稻作生产和民间生活方式（饮食、服饰、交通、居住民俗），民间农艺，经济贸易习俗，民间医药，民间礼俗，自然界崇拜，民间巫术，民间神灵信仰，民间口承文学，日中稻作礼仪的比较研究，涉及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的方方面面，论述细致，结构宏富。其中第一章《江南稻作的起源和演变》，溯源于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堆积，论证在当时人工栽培稻谷已成为氏族主粮，氏族已具备在一个地方永久定居的条件；再加出土的榫卯结构的木制构件和陶制干栏式楼房模型，骨耜和其他农具，陶器釜、罐、缸、盆、碗、灶等煮、蒸、汲、藏、饮、食器具，陶、石制纺轮，木制经轴、经纱梳理器、卷布棍，角质梭形器，骨质纬刀、骨针、管状骨针等纺织工具，木桨和陶船模型等水上交通工具，可以证明，河姆渡稻作文化及其食、衣、住、行文化较黄河流域文化要早二千年，其人工栽培稻技术在当时世界是最先进的。吴语地区是人类稻谷生产的发源地之一，而太湖流域作为江南稻作生产的摇篮，先民在这里曾掀起一场“新石器时代的绿色革命”，把野生稻驯化、培育成人工栽培稻，并由此传向全国，传向日本东南亚。这是一条比丝绸之路、瓷器之路更早的稻谷之路。《稻作生产与自然界崇拜》一章，则将采录的民俗事象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情趣盎然，穿插考古资料和典籍资料，梳理出稻作农业与原始信仰的关系。
在书中，姜彬举重若轻地引用古籍、文物和口碑三个资料库的大量资料述论稻作农业与原始信仰的关系，概括出以自然界为崇拜对象的原始信仰有四个特点：（1）它产生在原始时代，并以一种变异了的形式延续到后世社会；在一定地区内，它又是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2）在一个地区之内，它往往形成一个系列，崇拜物常常是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3）原始信仰延续到后世，就演变成种种习俗，它以习俗的形式潜伏在人们的意识里，固定在某种仪式活动中，年复一年地受到民间祭祀。（4）每个地区都有奇风怪俗的存在，每种奇风怪俗一般都有它出现和存在的原因；它的源流之一，就出自人类幼年时代那种信仰，来自对自然界的神秘观念。姜彬同志运用“三重证据法”，重视从田野考察资料中提炼出理论的研究精神与研究方法，是值得后学们学习和借鉴的。
江浙沪两省一市已成长起并已形成了一个吴越区域文化研究学者群体，或称之为“吴越民间文化研究学派”，他们立足于脚下这块丰厚的土地，以扎实的田野作业功底，持续向“东海沿岸港岛文化与民俗文化”、“吴越地区的山区文化与山民民俗”等研究课题奋进。其中姜彬先生的指导和带领，功不可没。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