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桂兰
茶是中国的国宝，中华民族的民族饮品。茶俗是中国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饮食民俗中最具民族特色的风俗之一，由此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国茶文化。台湾民俗学家范增平先生，这位被人们称之为“茶痴”、“茶怪”、“茶师”和“茶使”的茶博士，倾毕生之精力研究和弘扬茶文化，给中国民俗史撰写了重要的一章。
一、继承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周武王代纣后，巴蜀等西南属国曾以所产的茶叶作为“贡品”。由此可以推测，在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就已了茶文化的滥觞。故而中国最早的茶书——《茶经》云：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孟阳、陆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
又《神农本草》亦云：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可见中国茶文化的形成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滥觞于先秦的中国茶文化，到西汉时代，已从最初作为药用发展为饮用，并广为传播，形成饮茶风俗，此即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王褒在《煲约》中所言“煲鳖烹茶”，“武阳买茶”的记载。据说王褒是西汉四川资中的一位儒生，到成都去参加策问，寄居在他友人的妻子杨惠的家里。王褒爱喝酒，时常要求杨氏的家僮便了（家僮的名字）去买酒，便了表示不满。不久之后，杨氏把便了卖给了王褒，并立了一份契约，即《僮约》。这份契约规定便了每天应从‘事的劳役，其中有“烹茶书具”、“武阳买茶”的规定。［1］三国之时，饮茶之俗有了较广泛的传播，孙吴之地已有“以茶代酒”之俗的兴起。《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云：
“孙皓时，每餐晏饷，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视见礼异，时或为裁减，或密赐茶藓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
南北朝时佛教盛行，禅学发达，饮茶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意，有利于清心修行，于是饮茶之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晋书·陆晔列传》中就有陆纳待客以茶果的记载，其云：
“卫将军谢安尝欲诣（陆）纳，而纳殊无供办。其七子傲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即至，纳所说惟茶果而已。”
《世说新语》中亦有“晋同徒长史王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2］的记载。而南齐武帝祭灵已用茶饮，《南齐书·武帝本纪》云：“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南人以为饮”，［3］北方亦以“茗汁为饮”［4］；而官居给事中的刘镐，学习南人饮茶之俗，“专习茗饮”。［5］
及至隋唐，饮茶之俗已广为流行。对此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载，其云：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一本无“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6］
正是在“茶道大行”、“尚茶成风”［7］“以为比屋皆饮”［8］之际，陆羽，这个被人们尊为“茶神”的茶学大师横空出世。陆羽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在于，他在传世之作《茶经》中，分三卷十篇分别论述了茶的起源、茶叶采制工具、茶叶采制、煮茶的用具、煮茶的方法、茶的饮用习惯、茶事的历史记载、茶叶产区、茶具的省略、《茶经》的书写张挂等十个问题，从而提升了茶俗的文化层次，既是对唐以前中国茶文化的一个总结，又为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中国茶文化的文化品位有了新的提升。由于饮茶成风，这时在贡茶的选送和市场价格品位的竞争上出现了“斗茶”风俗。这种品评、鉴别茶叶优劣的风俗，兴于宋代贡茶的产地福建建安，不久朝中上下相偕效法比斗，遂成流行风尚。每年新茶上市之时茶农们竞相比试各自的新茶，评优论劣，争新斗奇，竞争激烈。有意思的是范先生的先祖范仲淹曾写过一首《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其石：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襜，惟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分园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冷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萁。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高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9］
但是，宋代制茶和饮茶的方式仍然比较烦杂，一般要先把茶叶经蒸焙做成饼状，饮茶时先用碾子将茶饼碾碎成细粉，再用筛罗筛滤，要求碾得细，筛得密。此外，还要将茶碗及沸水准备好，冲茶时，须先将茶未倾入炙热的碗中，再注少许沸水将茶未调匀，然后徐徐注水，再用有相当重量的匙子来混融搅和，务使茶未和水调和成乳状，注水通常到六分满即可。
及至明代，中国茶文化在制茶和饮茶方式上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这时人们已将茶改为叶茶，并以冲茶的方式取代了把团茶碾碎成茶未冲饮的方式。显然冲茶叶的方式使得饮茶变得十分方便，从而使饮茶之俗更广泛地普及于寻常老百姓的家中。饮茶的普及促使饮茶之俗走向精细化，从而出现了崇尚名茶的风习，直到清代仍盛行不已，这种情况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120回的《红楼梦》写茶的地方竞多达到262处之多，真是叫人“读了红楼想喝茶！”
综观中国历史上茶文化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茶文化兴起和发展的两条轨迹：一条是制茶和饮茶方式，从团茶到叶茶，从煮茶到沸水冲茶未，又到开水冲茶的轨迹；另一条是茶文化品位的不断提高，从药饮到日常饮料，再到注入文化意义的“同饮”。
笔者不惜篇幅地在这里介绍中国茶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轨迹，目的在于说明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范先生凭着他的灵性和悟性，全面系统地继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传统，从而可以准确地把握范先生在继承和弘扬中国茶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范先生对茶的“顿悟”发生在他大学求学时对宗教哲学的研究中。
稍为了解中国佛教史的人都知道，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凸显。所谓“禅”，是从“禅”的直接体悟中，才能知道“禅即佛心”。此即修佛的人通过坐禅修行自身独自得到的绝对境界。而禅师们所证的悟境，不是经由思考或推理得来的，因而它往往不可名状，也无法传授，故而开辟了“渗透公案”的蹊径，来引导学生开悟灵窍。在此，“公案”一词指古代禅师的逸话、美谈、问答、提示及质问等，所有这些“公案”都是为了要使对方体会“禅”的真髓而运用的一些令人开悟的手段和方法。范先生对茶文化的开悟灵窍，是从学习“吃茶去”的公案开始的。所谓“吃茶去”的公案是这样的：
有一次，赵州问一位新来参学的和尚说：“你过去来过此地没有？”那位和尚说：“来过。”
赵州说：“喔！既然来过的话，请进来喝杯茶好了。”
后来又来了一位和尚。
赵州问：“你过去来过此地没有？”
那位和尚回答说：“没有，这次是初次来参学的。”
这个答复与上面的答复完全相反，可是，赵州说的话和以前一样：“喔！还没有来过，那么请进来喝杯茶吧！”
院主问赵州：“你对来过和没来过的僧人，都请喝茶，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赵州和尚叫了一声：“院主！”
院主立刻答应说：“是。”
赵州说：“喔！是院主哪！请来喝杯茶好了。”
这个“吃茶去”的公案告诉了范先生茶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上，佛教的禅宗需要茶叶来协助修行的功能，而这种嗜茶的风尚，又促进了茶业的发展。范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华茶艺学》中说：
在“精神境界上，禅是讲求清净，修心，静虑，以求得智慧，开悟生命的道理；茶是被作为药用的特殊作用，有别于一般的农作物，它的性状与禅追求境界颇为相似。于是‘禅茶一味’，‘茶意禅味’，茶与禅形成一体，饮茶成为平静、和谐、专心、教意、清明、整洁，至高宁静的心灵境界。饮茶即是禅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简单的禅’、‘生活的禅’”［10］。
于是既不是种茶世家，也不是卖茶商人的范先生矢志实践先祖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先忧后乐”精神，认为茶“先苦后甘”的特质与“先忧后乐”的精神是吻合的；茶又是与人关系密切的生活饮料，所以范先生就用茶为媒介和载体，以一个匹夫身份，全身地投入到对中国茶文化的研究之中。从1985年到1988年，范先生三年不看报，不看电视，其中第一年每周五断食，潜心钻研，领悟茶文化精髓，先后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1992）、《台湾茶叶发展史》（1992）、《茶艺学》（1999）、《喝杯好茶》（1999）、《中华茶艺学》（2000）、《生活茶艺学》（2001）等著作。
二、创新
在对茶的感悟中，范先生明白继承只是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开始，创新才能把中国茶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在中国茶文化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下几个方面：
1.在形式上，集中国饮茶风俗之大成，创立了完整的“茶会三段十八法”，凸现了中国茶文化的形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