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红艳
著名的民俗学家陶思炎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民俗学博士，现为东南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其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和民俗艺术学。陶思炎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精于治学，勤于探索，文如其人，他的学问、他的为人、他的才智都让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所折服。
一、民俗情结始于平常生活
陶思炎先生生于十朝古都南京，长于文化厚重的秦淮河畔，自幼受到南风北俗的熏染，对民间文化情有独钟。在他生活过的城南一带，更堪称民俗艺术的大观园，纸扎花灯、糖吹面塑、剪纸刻纸、彩绘泥人、手制绒花、竹木玩具、彩纸风筝等等，应有尽有。小时候，他爱到夫子庙看热闹，也爱在城隍庙里观庙会，春日为登上雨花台而动手扎过风筝，也喜欢在正月里提着蛤蟆灯或拖着兔子灯与邻童们结队在街巷巡游。早在上高一的时候，先生就阅读了一本至今让他念念不忘的有关岁时节令的小册子……孩童时代的经历和兴致成为他沉醉于民俗艺术的最初情结。在下乡插队的日子里，先生常常品味民间文化深厚的韵味，时常采录饱含真情的民间文学作品；当了教师以后，他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愈浓厚。有一次，他的学生从苏北的宝应、泰兴的乡间分别给他寻来几张灶君的纸马，当他一看到这些刀法质朴、色彩绚丽、构图精妙、寓意神秘的民俗版画，就深深地为它所吸引，产生了强烈的收藏与研究的欲望。在每年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探查纸马的分布与遗存，采集实物原件，了解其制作与应用，考察其传承的文化背景及表达的信仰观念，成了陶思炎先生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平常生活中的点滴积累使他完成了《中国纸马》等书稿。直至今日，他对于民间文化的热忱仍有增无减。逢年过节，每当我们来到先生家做客，总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因为在他家里总点缀着让人顿觉温馨的民俗饰品。比如，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色彩艳丽的鸡符、挂钱和木版年画等。一谈到这些饰品，先生和师母总会露出满足的笑容。
二、严谨的学风。丰硕的成果
1.严谨的治学风格
在与先生交往的过程中，他给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的。在与他一起下乡采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快乐地吃农家饭菜，赏田园风光，说逸闻趣事，同时，先生总会适时地点拨我们一些需要细看、可加研究的民俗事物。每当这个时候，先生总会把一些重要的实物或场景拍摄下来，甚至绘制下来，还会向老乡们问这问那，并“讨要”那些看来十分平常但极具研究价值的民俗物品，并不时地给我们讲解其中包含的文化寓意。我们随着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轻松的“玩耍”过程中，渐渐地领悟到了民俗艺术的真谛。但最令我感动的，还是先生在采风之后所做的整理工作。当我们学生在情绪高昂的采风活动结束后，先生反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对冲洗出来的一张张照片加以仔细的研究，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并标注上采风日期、地点、说明文字和心得体会。一篇篇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就在这精心整理的过程中被他充满激情地一气呵成。
先生不仅在采风中保持着严谨的风格，并且在作文的过程中，也是一丝不苟。在我最初涉足民俗研究时，先生在我的文章上画满了红色的修改标记，仔细阅读这些标记，才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多么的粗陋。于是，我开始研读先生的著作，他的许多作品，我都一口气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有很多的体会和提高。先生是不轻易下笔的，一旦下笔，那纯熟的语句、独特的构思、鲜亮的观点便喷涌而出。先生的行文风格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文字简练而精到。比如，先生在《应用民俗学》中，将民俗开发的对象称为“应用源”，将民俗应用的主体称为“应用者”，将民俗应用的场地和环境称为“应用场”。这三个名词的使用，一下子将应用民俗学的理论架构形象地点画出来。其次，先生敢于大胆地创造学术用语，但是，他决不随便生造。他在《中国鱼文化》中大胆地创造了“衍生功能”、“泛化功能”等词语，这些词语独到地概括了功能的演化阶段。再次，先生的著作总是图文并茂，让人阅读的时候，既可以品味到汉语的优美，又可以欣赏到民俗图像的精妙。最后，先生还善于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阐释出民俗文化的精深博大。他常常会对某一个细小的事物进行详细的解析，从而形成一个专题的研究。他的著作《中国鱼文化》、《中国纸马》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这些著作里，读者会感受到“小”与“大”、“收”与“放”的驾驭能力。
2.独特的研究方法
陶思炎先生在学问上从来不囿于单门学科，他曾经系统地学习过建筑学、文艺学和民俗学，能从各门学科中获取养料，所以，他做出来的学问显得既很深厚，也很宽广。先生的论著《风俗探幽》就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建筑等知识，并且进行了国内外的相近文化的比较。同时，在这本书里，他从最通常的民俗现象出发，挖掘了这些民俗现象背后的浅层次含义和深层次含义。比如，在《北方饺子南方鱼》这篇文章里，先生对饺子的文化含义进行了层层递进的阐说，表明他对于中国“阴阳”文化的理解十分透彻，并且能从许多平常的民俗事象中识读出“阴阳”观在文化中的应用。他做学问非常善于总结规律，并能对普通的文化现象做出深刻的学术思考。
先生在做学问的时候，强调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搜集资料方面，他提出了“四只眼睛”的观点。所谓“四只眼睛”，就是指需要注意文献的资料、口头的资料、行为的资料和实物的资料。他认为，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着手，资料的搜集才算是完整的。陶思炎先生指出：所谓“文献的”资料，指古今图书或其他用文字记录的材料，我们据此可努力钩沉前人尚未发现的重要线索，引证或评判前人的成果；所谓“口头的”资料，指借助语言的媒介而传承的无形文化资料，诸如民间文学、方言俗语等，它们至今活在人们的口头，具有古今相贯、生命绵长的特点；所谓“行为的”资料，指动态的、过程性的文化行为，它在风俗中表现为一定的仪式或反复进行的活动；所谓“实物的”资料，指各种具象可感、有形可触的物品，包括现存的民俗物品和出土的古代文物。这四方面资料的搜集需要田野调查，也需要书斋工作；既要察今，又要识古。［1］可以说，他提出并实践了超学科、多层次的复合研究的方法。
3.广阔的研究视域
陶思炎先生的研究视域始终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初，还在大学本科的阶段，他就对神话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2年，他以《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为题写作了自己的学士论文，当年公开发表后多处转介，并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全文收入《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一书，90年代初该文章在日本西南学院大学被选作教材。在神话学的研究中，他提出原始神话的创作与原始人“火”的发明有着同样的重大意义：“火”的发明解决了人类生存的物质需求，而原始神话则在思想层面上展开了人与自然的对话。关于这个对话，经典的说法是人对大自然实行“人格化”的结果，而先生则提出了另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同时存在着人的“物格化”。“物格化”实际上反映了原始人与大自然渴望共融的情绪。先生对于“物格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学术界对于前逻辑思维研究的体系化和成熟化。他研究的焦点曾转向民间文学，撰写了《论水难英雄》、《人鱼与孟姜女》等文章。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又开始对民俗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主张从“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民俗现象，但不照搬功能学派的观点，而是对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进行拓展，形成了自己的实证与阐发的研究风格。
博士毕业若干年后，他又发现民俗文化中有许多传统的艺术现象值得探究，而且民俗与艺术本相互依存。他在台湾先后出版了《中国纸马》、《中国镇物》、《中国祥物》等著作，形成了民俗艺术研究的系列专题。前两年，先生又推出了一部力作《应用民俗学》，开始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的应用研究。他以学士论文为起点，开始了神话学的研究，并从神话学到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民俗学，现在又从民俗学扩展到民俗艺术学。
4.丰厚的学术论著
陶思炎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中国鱼文化》（1990）、《祈禳：求福·除殃》（1993）、《风俗探幽》（1995）、《中国纸马》（1996）、《中国镇物》（1998）、《应用民俗学》（2001）、《中国祥物》（2003）等。先生的每一部著作都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次突破，同时，也是他学问成熟、演变的过程。
《中国鱼文化》的价值主要在于：第一，它是中国第一篇民俗文化学博士论文，也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鱼文化的专著；第二，它以超学科、多层次的复合研究，把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在视野上统合起来，打破了学科间人为布设的藩篱；第三，它运用并发展了功能主义的理论，使功能研究成为阐释中国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第四，它在鱼文化的阐释中提出了一些创见，如鱼为星精兽体的象征、鱼为两河三界中的引导、鱼为孟姜女的原型等；第五，该书的文字与附图被多种书籍所引用，对后来的某些专题文化研究具有启迪作用；第六，陶先生在以后的著作中所保持的注重理论阐发和实证研究、注意艺术图像和古籍文献互补的风格在处女作《中国鱼文化》中即已形成。［2］
《中国纸马》是先生在台湾出版的第一部民俗艺术类的专著。《中国纸马》第一章“纸马溯源”，主要运用了神话学与考古学的资料；第二章“神祗体系”，主要涉及纸马与宗教、民间信仰的研讨；第三章“民俗仪礼”，对纸马在民间风俗中应用加以研究；第四章“形制演化”，对纸马的艺术加以分析；第五章“文化价值”，则对这一综合着民俗、艺术、宗教的文化造物加以理性的判断和归纳。
自《中国纸马》在台湾正式出版发行以后，先生的作品得到了普遍的赞赏和关注。紧接着，他又相继出版了《中国镇物》和《中国祥物》这两本堪称姊妹篇的论著。《中国镇物》，文字30万，附图300余幅。镇物，又称“禳镇物”、“辟邪物”、“压胜物”，作为心化的器物或物化的精神，它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险、凶殃、祸患，以及虚妄的鬼怪邪祟，成为一类特殊的工具和武器。镇物以文化象征和风俗符号体现为人的心智与情感的凝聚、艺术与生活的创造。本书对镇物的起源、性质、特征、体系、功能、演进、价值等加以系统的理论概括，并对岁时镇物、护身镇物、家宅镇物、路道镇物、婚丧镇物、除灾镇物等类型进行了具体的研讨。书中引证了大量的有趣实例，并做出了严谨的阐释。［3］《中国祥物》，文字30余万，附图400余幅。祥物，又称“吉物”、“吉祥物”，作为福善、嘉庆的文化象征，是俗民生活中充满意志力量和美学情感的艺术符号，它遵循物物、物事、物人相感的生成逻辑，主要服务于祈福的功利目标。祥物既是情趣浓郁的民艺物品，又是心愿寄托的俗信凭物，它始终保有艺术与生活的风韵，构成中国民间文化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类型之一。［4］
先生的三本力作《中国纸马》、《中国镇物》、《中国祥物》统合生活与艺术、物质与精神，平中见奇，图文并茂，是有关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难得的佳作。
1997～1998年，陶思炎先生在日本东北大学作为“外国人研究者”与铃木岩弓先生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合作研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们曾一同到青森县的恐山、岩手县的远野以及山形县、福岛县、宫城县等地开展田野作业，对神社、寺庙、灵场、墓地、农村、渔港等进行调查，同时对日本的神像、切纸、绘马等宗教民俗物品加以搜集和调研，并公开发表了《中日民间信仰研究的历史回顾》、《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等合作论文。在日本所进行的宗教民俗的调查已被陶先生写入《问俗东瀛》一书，预定2004年问世。
陶思炎先生做学问，很注意把学问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应用民俗学》是他在学术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应用民俗学》的选题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的一个项目，他选取这一课题，是想为民俗学开辟新的分支学科，丰富民俗学的研究体系，同时用以指导当今方兴未艾的应用实践。这本书除“绪论”、“结语”外，另分六章，分别为“应用对象论”、“应用功能论”、“应用资源论”、“移风易俗论”、“当代应用概说”和“应用前景论”，以对应用民俗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加以研讨。应用民俗学是我国深入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和推动文化建设的产物，它以传承性文化的功能研究为基础，着眼于当代的实践性，并始终以社会服务和文化创造为主旨。［5］
三、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陶思炎先生除了在高校承担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任务，在社会上还有着丰富的学术实践活动。目前，他正主持着江苏省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江苏省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普查”。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查江苏省的民间文化遗存，同时加以及时的整理、保护和抢救，并建立江苏省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库。
作为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到目前为止，先生已经连续主持了四届“江苏民间文艺青年论坛”。在论坛上，他仔细地倾听年轻学者的观点，耐心地解答他们的提问，给予他们热情的鼓励，并为他们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青年论坛”已经成为江苏省青年民间文艺家最为喜爱的活动之一，同时，也成为全国民协活动中的一个亮点。
先生还多次与旅游专家合作主持或参与民俗旅游的策划。他参与了南京高淳县旅游策划、南京江心洲旅游策划、扬州旅游策划、天目湖民俗旅游策划等项目。目前，他被聘为南京市旅游指导委员会委员，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规划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历史文化咨询组组长。
先生身兼数职，他除了担当学术界的一些职务外，目前还担任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在这个平台上，先生屡屡将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时政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先生的社会活动虽然繁多，可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他精力充沛，繁忙的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还为他的学问注入了年轻的活力。
注释：
［1］廖明君、陶思炎：《沉醉于民俗艺术的园田》，见《民族艺术》2003年第1期，第17页。
［2］廖明君、陶思炎：《沉醉于民俗艺术的园田》，见《民族艺术》2003年第1期，第17页。
［3］参见陶思炎：《中国镇物》，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7月版。
［4］参见陶思炎：《中国祥物》，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5月版。
［5］廖明君、陶思炎：《沉醉于民俗艺术的园田》，见《民族艺术》2003年第1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