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俗学的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民俗史，一是中国民俗学史。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要下功夫。当然，即便是民俗史，它的记录也不是没有内在的逻辑；而即便是民俗学史，它的谈论也离不开资料，所以，两者的区分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一领域里，过去已有学者做过开辟工作，像王文宝、张紫晨同志撰写的中国民俗学史等。对那些尚未动手的方面，今后要补上，不然，我们本来是中国学者，却变成了毛主席讲的，只讲希腊罗马，未知秦汉，遑论魏晋。这种说法可能有点过火，不过要避免。总之，我觉得，对历史民俗学，一方面，我们要整理它；一方面，作为学者，我们应该熟悉它。
4.立场、观点论
这是指中国民俗学者应该养成的学者品格和学术素质。
我们为什么搞民俗学？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幸福？还是为了个人饭碗？那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试想，一个民俗学者，来到他的工作现场，看见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以为都是一些陈旧的东西，虽然现在还活着，毕竟是一些破烂，那他怎么去搞民俗学呢？他对于民俗的好处都看不出来，同它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又怎么能理解依靠它们生存的民众，并对民众的文化给予正确的观察和描写呢？所以，一个民俗学者要能做好为民众和学者双方都接受的民俗学的学问，就必须具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培养这方面的自觉意识。
所谓正确的立场、观点，指的是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以人文科学学者的科学知识、真挚情感和平等的态度，去观察、思考和解释民族民俗的事象，这是一个民族民俗学者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
多年来，我国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辩证法去对待人民的文化，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看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树立民俗学的正确立场、观点，是带有指导意义的，虽然它不是惟一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吸收人类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还要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治学传统，来提高我们队伍的学者素质。
现在外面进来的学术观点很多，经过选择、消化，可以用；但没有选择、没有消化的，就拿来套用，我们不赞成。还有，中国一些好的治学传统，如考据法，原来是在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发明的，应用的范围比较窄，但它的精神是科学的。“五·四”以后，一些有成就的社会人文科学家，都是既消化了西方的新学术，又继承了民族传统的治学方法，才出成绩的。
搞民俗学，还有一个民族情感问题。曾有国际学者对我说，钟先生如果解放前不去抗战，可能会在学术上怎样怎样。他们是好意，但他们不了解，当时，敌人的飞机在头上扔炸弹，亿万人民在流血抵抗，我可以说，人民，我要研究你们的民俗，但我不管你们的死活，行吗？事实上，正是由于我放下了书本，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斗争，我才在情感上和祖国、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并从此得到了从书本上得不到的人生大学问。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中国民俗学者，不能没有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要从民族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选择学术道路，才能达到较高的造诣。
5.方法论
每种学派的建立，都有自己的方法，这是由它的实际需要产生的。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彝族的毕摩有很多经典，作者如何从实际出发，从中整理出本民族的文学来的，为此作者还列举出了一些方法，说得当然有道理，这里就不多讲了，我要讲的是，它引起了我的思考。所谓方法过去我也曾在许多场合讲过，有概括性的方法，有具体学科使用的方法等，各种层次，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这次我要强调的：那就是谈方法，最主要的，还是要考虑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所选择的、并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样产生和运用的方法，才是最有力的方法。我们平常一般地讲方法，但往往不去想，是否这个方法是从自己的研究需要出发感到非采取不可的方法？或者在实践中感到了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方法？我认为，这样得来的方法才是属于自己的，而且它在工作上也才是有效果的。
6.资料学
包括民俗记录的资料和民俗理论的资料，以及搜集、整理、分类、保存和使用这些资料的原则与方法。
以前，我们讲过做文献索引、目录提要、建立资料库等方法。近几年，又兴起了档案保管法、电脑民俗志方法、编辑民俗学（含民间文学）手册、辞典的方法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方法。
六、今后亟待进行的几项工作
1.工作原则——重视整体观念和联合活动
现在有些学术活动互通声气，如编纂中国各省的民俗志，这是好事。前几年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开展吴语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学调查研究，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协作得也比较好。我们提倡最好能这样从整体去考虑问题，那样可能避免重复，减少空白点，费力少而成功大，使取得的工作成果更有特色一些，效果更明显一些。
2.强化或新建有关的各种机构
目前，全国的30个省市大体都有民间文艺家协会，2／3的省市建立了民俗学会，它们的情况可能参差不齐，但已有了开展工作的基础。今后我们要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还应该加强学术机构的建设。
我们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新建一些机构。比如，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民间史诗和叙事诗，这是我们的一项大宗文化财富，而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还不健全，或者开展活动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这都给我们继续开发这个领域留下了余地。
有了机构，有了集体，就能形成学术阵容，加强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例如，现在有的日本民俗学者研究神话教育学，而我们中国很早就有易俗化民的传统。今后我们有了相应的学术机构，也可以合理地分配力量，研究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叙事诗的教育问题。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说明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3.有计划地继续收集整理民俗资料与开拓和深入理论研究工作
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民族那么多，民俗资料就像海洋一样。我们现在记录的资料，尽管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们终究还是少量的，我们的资料搜集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今后应该继续有计划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对历史民俗资料的收集和现实民俗资料的收集。
在加强搜集工作的基础上，要抓紧开发理论探索工作。要继续开拓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4.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
民俗学不仅是一种文化科学，它也是一种教育事业。这我在前面已经稍微提到过。因为，人人好像都有民俗生活的经历和一定的民俗知识，但个人的经验不管怎样广泛，毕竟是有限的。
在我们这样的民俗大国里，我们不知道的民俗现象和民俗道理还不知有多少？而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后代，我们对先民的文化活动，是有义务、有责任去了解的，我们还要把其中优秀的东西传播下去，让它起到塑造国民的健康心灵和建设美好生活的作用——这就是民俗学的教育学所要承担的职能。
现在，在我国的大学里能够开设民俗学这门功课，这是一种知识教育。但这还不够，还应该进行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如把民俗学的教育推广到一般社会，以及中、小学生中间去。我认为，这样才能辅助国民教育，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5.加强中国古代民俗学著作的整理及对外国本学科名著的译述与介绍
这项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其中，民俗志类的著作，严格地说，起码也有二三十种。有的原著不存，但有辑佚本，如周处的《风土记》。还有开头提到的先秦以来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的关于民俗见解一类的著作。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争取在最近的三五年内出一套古代民俗学专著的丛书。这方面的财富，是我们成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看家本钱。当然，中国民俗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整理出版这些著作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二是要继续翻译介绍国外的民俗学的经典著作，“五四”以后，我们介绍、翻译了一批外国本学科的名著，如江绍原、杨垄先生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近20年来，打倒“四人帮”后，连树声先生等又翻译了一些，如泰勒的、弗雷泽著作等。但还是少了一些。我和刘魁立同志讲，我们还要再翻译一些民俗学的专门著作，如日本柳田国男的代表作《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法国山狄夫的《民俗学概论》、德国汉斯·诺曼的《德国民俗学纲要》（早期版本）、意大利格塞普·科奇亚拉的《欧洲民俗学史》和美国道森的《美国民间传承》等。这同整理中国的民俗学史著作同样重要。现在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要尽量开发信息，以促进我们自己的学术发展。
6.适时地举行各种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利用各种条件展开本学科的国际文化交流
这一二十年来，我们在民俗学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开了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应该看形势、看需要，继续召开国际、国内的、基本理论的和专题的等各类研讨会。通过会议，集思广益，向国际同行学习，也介绍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民俗学的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已进行的一些活动还是比较成功的，像中、日、韩三国联合举办的东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等。今后在这方面还要加强，特别是要重视培养跨世纪的青年学术力量。
我国的民俗学，从北大的《歌谣》周刊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80年了。原来它是一棵小苗，现在经历了酸甜苦辣，坎坷曲折，终于长成参天大树了。但是，它要屹立于世界民俗文化之林，还有待于中国民俗学者去辛勤地培土和浇灌。成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就是要更有力地进行这种培植工作。对此，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也应该满怀信心，去为实现它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作者附记：此文原是我于1998年9～10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给研究生讲课的讲稿，后曾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整理成“撮要”，在当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又征得了一些新的修改意见，藉此机会，我特向提出宝贵意见的同志们致谢！本讲稿由董晓萍教授根据录音资料费心整理而成，在此一并致谢！1999年1月20日记于北师大励耘红二楼）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