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伟
钟敬文教授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开拓者，精心研究，历史修长，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持续进取，时有新绩，博大精深，松柏常青。谨试探索，探索其发展轨迹与学术贡献。
一、青春风采与科学务实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影响，南海之滨青年钟敬文采风、研究起步甚早，起点颇高。1922年，19岁开始采录海丰民间故事、客家情歌，1924年21岁起陆续在《歌谣》周刊、《语丝》、《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等发表歌谣论文，具有“五四”青年学人的学术朝气、青春年华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个性。民间故事是人民口头文学，是方言文学，是人民在民俗环境里传讲的、具有传承性变异性立体性的活形态的文学。青年钟敬文从五岭坡学校毕业出来，在海丰县公平圩、汕尾港教书，20岁左右四五年间采录故事七八十篇，发表在故事专集《民间趣事》（1926年，北新书局）、《陆安传说》、林兰编的故事集、《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等。今从张振犁编纂《钟敬文采录口承故事集》读到67篇。如《牛郎和织女》：
牛郎和织女，是天上一对又美丽又乖巧的少年人儿。当他们没有结婚之前，两人都很勤劳，牛郎放牛，织女织布。天帝看他们这么可爱，所以就让他们结成夫妇。哪知道他们结婚以后，两人只顾深深的爱恋，就再不把各自的职务放在心上了。放牛、织布的事，就抛荒了。这种情形，后来给天帝知道了，他心里很是愤怒，即刻下了一道圣旨，命乌鸦前去传言：此后，两人必须在各自居住的天一边，每七天，才准过河相会一次。乌鸦是拙口笨舌的东西，它这时得了御旨，就急急地飞向两人同居的地方去了。它把好好的“每七天相会一次”的话，误说作“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自此以后，他们就每年只能见一次面了。当每年七月七日乞巧节过了以后，乌鸦身上的羽毛，都要脱落得秃溜精光，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据说，就是他们对于乌鸦错传消息的报复。
青年钟敬文采录故事有5个特色：（1）采录“老百姓口头上所乐道的故事”，直接从家族成员（二嫂子一肚故事歌谣）、朋友、旧同学、所教学生中采录。（2）采录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行将消灭的老百姓的口头文学，保留一点起来”，给“民间文学的爱好者、研究家和其他有需乎此的学者少许欣赏和研究的资料。”（3）“把它如实地记述下来。”（4）涉及方言、风俗、历史、歌谣、剧本、讲述时听众接受的效果、自然环境、词语考订、故事演变过程及同一故事的记录历史、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单纯和拙朴等之处，有所记述、评论，具备采录工作的科学性。（5）采用国语（普通话）记录，忠实于口头传录，个别地方保存方言（福佬话即闽南方言，客家方言、广府话即粤方言）词汇，并加注释。毫不加藻饰，更无伤筋动骨的改造。如《牛郎和织女后记》云：“这个传说，在汉朝已很流行。《淮南子》中便有‘七夕鸟鹊填河成桥渡织女’的话。《古诗十九首》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这首诗就是取材于这个故事的。梁人《荆楚岁时记》所记的，大概和我们这里（广东）现在的传说很相似。近人赵景深所辑的《中国童话集》第一册中，有叫《牛郎》的一篇，也是记的这个故事，但情节差异得太远了。虽然脉络上尚可以寻找出来。在纵的方面，如此不变，在横的方面，却这般杂异，这或者于地域上不无关系吧。景深君的那篇材料，采自何处？我是不晓得的，但我的臆测，至少不是采自我们南方三省（广东、广西、福建）。又，我们这里（广东海丰）有首歌谣，是吟咏这个故事的，可惜大都忘记了，现在只记得下面两句：‘牛郎囝仔在河西，织女囝仔在河东。……’”钟老青年时代采录故事实践，学术逐步发展，后来他说：“采访、记录和整理民间故事传说，是民间文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民间文学研究者来说，它还是需要极严肃地对待的事情。”“科学性是民间文学集成的灵魂”，“保持作品的原貌是任务，而忠实记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要从它的体裁、主题思想、故事情节、语言等方面保存原来的样子”，“错误地把作家文学的审美观念机械地移用到民间文学上去，就不可能看出民间文学的美。它有独特的真和美。这种特点不应因我们的记录而使它减少或损害。”钟氏理论从实践中来，又指导着全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民间文学采录、编纂之实践。
青年钟敬文从民间文学采录发展到研究，由歌谣研究发展到故事研究、民俗研究。早期的论文如《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潮州婚姻的俗诗》、《特重音调之客歌》等，呈现了作者将歌谣与民俗、歌谣之文学因素与音乐因素结合考察的锐利学术眼光。《中国民间故事型式》梳理出幻想故事“蜈蚣报恩型”、“云中落绣鞋型”等和生活故事“傻妻型”、“三女婿型”等45个类型，乃第一个中国故事类型研究成果。《呆女婿故事试说》、《老虎与外婆儿故事考察》、《蛇郎故事试探》、《中国的天鹅处女型》、《老獭型传说的发生地》等，呈现了作者对某一类型故事之古今中外的、古籍记载与口头采录的以及口传故事与民俗之间的综合考察与深入研究，印证了作者脚踏实地探索民间故事的足迹。
二、不停步地跋涉前进
钟敬文不论顺境、逆境，始终坚持着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道路上探索前进。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左派教授，广州中山大学解聘他，他转移到香港，执教于达德学院。这时他热情赞评李季民歌体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他的作品，和本格的民谣血脉相通，骨肉相联。他的创作意识就是人民的意识。……他不是仿作者，他是地道的民谣作家。……在我们过去文学史上是很少人可以跟这位作家相比的。……各方面都跟自然的民谣那样神形毕肖。这是一种可惊异的艺术成就。”
建国后，他到了北京。46岁的中年钟敬文风华正茂，学术见解更为成熟。《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全面论述了“口头文学的内容价值，不但在于广泛地并且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的、生活的真相，尤其在于忠实地表现出人民健康的进步的种种思想、见解。……民间文学在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比他在内容上的成就来得逊色。”论述了口头文学的优越点、在新社会的作用，“不但是新文艺、新教养的一种凭借和依据，有许多本身就应该成为我们新文艺、新教养的构成部分。”论述高屋建瓴、雄辩精当、影响深广。
在遭受反右“扩大化”的逆境中，钟敬文坚持学术探索，《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等，钩沉珍贵史料，提供灼识见解。对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陈去病和早期鲁迅，也对无名氏《彗星谣》：“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章太炎民歌体《逐满歌》，陈天华弹词《猛回头》，秋瑾弹词《精卫石》等等，钩沉，评价。钟敬文在逆境中不停笔地从事民间文学史的写作，显示了一位民间文艺学家对民间文艺学的无限忠贞。
1978年错案改正，75岁的钟敬文焕发学术青春，学术文章犹如朝阳喷薄而出。《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论述“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民族志及民族学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及一般文化科学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特别值得我们看重的，是兄弟民族这方面的民族志资料，不仅能提供一般性质的比较资料，往往还能提供一种跟我们文献上某些古典神话‘血缘相关’的更为宝贵的资料。”钟敬文以女娲神话为例，论述女娲是“一位大母神”，她的伟大功业是“创造人类，是修补残缺的天体，是杀戮怪物和平定洪水，是倡制某种民族乐器；她又是另一大神的妹妹或妻子，是民间所崇拜的媒神”，“是民族神话上的一位创造大神”；进而论述古籍所记的两大缺陷：一是“资料的分散、残缺，甚至于彼此矛盾”，二是“被历史化、哲学化及‘文学化’（藻饰化）”；再进而论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汤美村藏族老人都能讲述的《女娲娘娘补天》，这份民族志新资料的科学史价值，在于“它具有古文献上那些重要的活动项目，并且比较完整地组织着这些项目”，“大体能够看到它原有的、较完整的存在形态”，“没有被历史化、哲学化，没有被弄成油头粉面的模样——文学化”，钟敬文的结论——“民族志，是我们研究古典的神话学的一个得力助手”，“一门必需的辅助科学”。他的研究，总是从“个案”中得出普遍适用的学理，女娲神话是这样，刘三姐传说也如此。刘三姐传说流传于以广西、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各省，作为原籍广东、抗日战争时期曾到过广西的学者，钟敬文对她情有独钟。20世纪20年代发表《歌仙刘三妹故事》、《几则关于刘三妹故事材料》，半个世纪以后，1981年写《刘三姐传说试论》，探讨前代文字记录之功过，功在记录“兼有社会风俗史与民间文艺学价值之歌手传说”，缺失有三：一为“强调刘三姐之学问，特别称赞其书本知识”，二为“改变刘三姐之家世及出身”，三为“渲染刘三姐赛歌对手之身份及对唱歌曲”，以及“关于三姐状貌之庸俗描绘”；进而从各地现代采录的口传传说，论证“社会风俗为集体创造之产物”，“刘三姐为歌圩风俗之女儿”，而不是“壮族民族艺术节日歌圩之创始人”，刘三姐传说“其历史性，乃广义的，并非（至少，主要并非）狭义的也”，有些学者“企图探本寻源，究明刘三姐之确为真人真事”，此种想法，“即真正成功，意义亦并非甚大也”。钟敬文之论，确属精当，广西、广东的学者尤感亲切和真切。对于研究刘三姐、韩凭妻、孟姜女、山伯英台、白蛇娘子、望夫石……这一类人物传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三、学科带头人与两大概论
钟敬文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全国学科带头人，多年来培养了许许多多人才。组织全国16所大学18位专家撰《民间文学概论》，作为主编的76岁的钟敬文，率领他们奋战一年，写出这一课程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阐述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比较稳定的知识”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1981年出版后，促进了全国各高校民间文学课程建设，不仅对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和民间叙事诗、谚语和谜语、民间说唱、民间小戏等，有简明的理论阐述和对作品的简约分析，尤为可贵的还有“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民间诗人、歌手和故事讲述家”、“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等专章。论述了民间文学这种“特殊性的语言艺术”、“用活的语言表现的文学”、“不同于作家书面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它自己较大特点的文学”。77岁的老学者实现了多年的心愿，有了一部大学教材。
但钟敬文念念不忘另一门学科一民俗学的教科书建设。1991年，88岁的钟敬文启动《民俗学概论》的撰著，组织32位专家，奋斗8年，1998年出版。对民俗学的基本特征、社会功能、起源与发展、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社会组织、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间科技、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游戏娱乐等领域的民俗事象都有论述；尤足称道的，是对中国民俗学史、外国民俗学概况、民俗学研究方法等，都有简明阐述的专章。96岁的钟敬文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但他很谦虚，称《民俗学概论》为“高等院校民俗学教学参考书”，在“前言”中期望将来有“一部更优秀、更完整的民俗学教科书。”
四、民俗学情结与“中国民俗学学派”
钟敬文教授1922年19岁开始采风，迄今1999年，献身于民俗学（含民间文学）77个春夏秋冬。20世纪30年代发起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杭州中国民俗学会；80年代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20世纪末出版所主编的《民俗学概论》；1998年12月中国民俗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作学术报告，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世纪老人心怀浓浓的“民俗学情结”。钟敬文阐述建立学派的必要性为三：一为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二为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三为避免学术进程中的某些偏离正轨的倾向。可能性也有三：一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成就看，“中国人对民俗的理性认识，就很有自己的特点”，“从民俗记录的历史文献看，很多都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顾颉刚《孟姜女的故事研究》、江绍原先生等都有自己的相对独立见地；二为从学科发展的当前形势看，比起过去，资料搞得多，理论挖得深；三为从兄弟学科的发展趋势看，人类学、社会学都本土化了。钟老阐述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单民族一国民俗学”相比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提出，是钟老深思熟虑，总结中国民俗学历史与现状和中国民俗特色的真知灼见。他提出：要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清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宝库”，从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立场观点论和方法论、资料学等方面努力实践。钟敬文的倡议，是世纪老人奉献给中国民俗学界的一份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厚礼，必将对21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民俗学必将取得更丰富、更厚硕的成果！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