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边臣边将，在对敌斗争策略，军队训练，战斗力提高等方面下的功夫不大，本事不怎么行，但搜刮百姓却是行家里手。所以，许多的边民，未死于西夏人之手，却死于朝廷命官与朝廷将帅之手，真是可悲得很。
2007.1.20
宋朝赐西夏之《九经》
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大文人、大学者、大思想家，中国的各类著作浩如烟海。中国人将图书做了经、史、子、集的归纳。所谓经，是关于思想、哲学、伦理政治、经邦济世、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学问的积累。中国历史上，有“四书五经”之说，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种经书。中国历史上，还有十三经，指《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种儒家经典。有一部比较有名的书，叫《十三经注疏》，那是一部治史的人必读的书。
儒家的经典，为中华民族界定了伦理标准，道德标准，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是炎黄子孙挥之不断的灵魂与血脉。
儒家经典，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提供了思想依据与理论依据，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多个方面为统治者提供了支持。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帝王及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儒家经典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
儒家经典被抬得很高，吹得很玄，比如说赵普（或说赵普辅佐的君主）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或曰辅佐帝王治天下。季羡林老先生说得更绝对，以为用不着半部，只要将孔子要紧的话记住那么几条，就可以治天下。而自隋唐发端的科举制，考试的内容，大多是儒家经典，而且考试文章的题目，也是从“四书五经”
中寻章摘句而出。
明代的哲学家朱熹，搞了《四书集注》，更是将儒家思想教条化，把尊孔、崇儒、读经推向了极至。
明以后，科举考试，以及学者治学，大多是“五经注我，我注五经”，就像“文化大革命”时的“马列注我，我注马列”一样的刻板、教条、僵化、死硬。
儒家文化的浸润性、渗透性、包容性、融合力很强。它不但是中原汉族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周边少数民族的指导思想。
党项族在拓跋思恭时，即开始受到大唐文化的浸润。汉唐文化的影响，使西夏历代帝王把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作为精神支柱与统治方略。元昊建立西夏国后，借用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是元昊建国的制度基础。西夏建立“蕃学”后，用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翻译了儒家经典《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作为教材，教育子弟。
夏毅宗谅祚执政后，继续推行乃父元昊以儒治国的方针。1062年，西夏向宋献马五十匹，求宋太宗的御制诗草隶诸本，并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及宋朝的历书等。所谓《九经》，指《周易》《诗经》《礼记》《尚书》《左传》《仪礼》《论语》《孟子》《周礼》等九部儒家经典。
在汉地，《九经》不像五经、十三经那样是专有名词，《九经》只是西夏人从众多经典中的挑选。
中原人说起自己的历史，论及被周边少数民族侵扰欺凌，显得很痛苦，论及被蒙古人、满人所征服所统治，更是痛心疾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让汉族人格外的振奋，但论及汉文化儒家文化，则十二分的骄傲与得意。以为儒家文化不但为中原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了保障，不但渗透到了如西夏国这样的周边，而且还征服了蒙古人、满人这样的征服者。这是事实。但窃以为，不要将汉、胡分得那么清，汉族其实是由无数的民族融合起来的。没有周边无数的少数民族，包括消亡了的西夏民族，就没有今日的汉族。
宋朝赐予西夏以《九经》，等于输出了思想与制度，也等于从一个方面帮助了中华民族的分支党项族。党项族引入《九经》，大约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指导思想啊！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西夏人呢，也正确。
2006.12.19
拙劣的赐姓
《旧唐书·党项羌传》云：（唐太宗）“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职贡不绝”。
西夏皇帝是党项人，本姓拓跋，其祖先拓跋赤辞在唐朝时被“赐姓”为李。到了宋朝，又被皇帝老儿“赐”了赵姓。拓跋氏有幸，拓跋氏不幸，让中原的皇帝玩小儿玩猴似的“赐”姓，全然没有了种族、民族、家族的尊严。李元昊在称帝之后，改皇族姓氏为嵬名，彻底抛弃了唐宋在其民族心理上的羁绊，一雪被人轻视与玩弄之耻，高傲地在塞外扬起了西夏皇族的姓氏大旗。这面大旗在朔风中飘扬了近二百年。
赐别人以姓，是封建社会的景致，是皇帝的特权。皇帝笼络人安抚人，除了升官封爵拜将入相，除了赐金赐银赐绢赐酒赐公主，还赐姓。赐姓者，赐皇帝皇族之姓也。不论你姓张王李赵，不论你是汉族或少数民族，只要皇帝以为必要必须，均能改为“皇姓”。
一般意义上讲，赐姓是皇帝的恩典恩宠，被赐姓者应该有“入龙门”的感觉，应该高兴。这一改姓，有可能意味着仕途通达，财运亨通，意味着家族与子孙后代的腾达与尊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皇姓”，是应该感恩以至于感泣涕零的。
问题还应从另一方面去看。赐姓本身，就含有对被赐姓者及其家族家世的轻视鄙视，以为自己的姓氏是高贵高尚高傲的，而被赐姓者的姓氏则是卑微的轻贱的无所谓的，是可以而且应当被取代的。在这里，没有丝毫的平等意识，没有丝毫的人本意识、民本意识。这是封建社会的悲情悲剧。更为可悲的是，时至今日，有人还以自己的姓是某朝皇帝所赐而为祖宗，为自己骄傲。
赐姓有时还是违背别人意志的，是残酷的，有违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是个小和尚，小乞丐，因为造反，做了皇帝，却滥杀功臣，滥杀百姓。这样一个家伙，与地痞无赖政治流氓差不到哪里去，他那个姓氏，也高贵不到哪里去，可他也不知天高地厚，也胡乱赐姓。
赐姓的事，自帝制告终，便不复再有，但赐名的事近现代却仍有。
比如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晚年从美国归来，毛老人家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边，言李的字不合他的意，取韩愈字“退之”的反义，为李宗仁赐字“进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帝王君临天下的情怀与气势。他以为，他所赐的名或字，别人都是欣喜若狂地接受的，即使不高兴，谅别人也不敢不接受，也许借他们几个胆也不敢。
赐姓赐名赐字的事，以前有过，以后也可能还会有。只要有帝王意识及其土壤存在，就绝不了种。
如果西夏的帝王们地下有知，他们不必为赐姓的事得意，也用不着为赐姓的事窝火。此事在中国，只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而已。
2006.9.15
朝廷有人无人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度都不乏人才，不缺“千里马”，缺的是伯乐，是选马的制度。
《宋史·夏国传上》曰：“三年，境内乱，上表求粟百万，朝议不知所出。时王旦为相，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诏其来取。德明既得诏，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宫室于合肥傲子山。会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缘边熟户。遂出大里河，筑栅苍耳平。”
“朝廷有人”，李德明看到宋朝在处理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谋略得当，办法高明，礼节周到，无懈可击，于是惊呼“朝廷有人”，并且“遂止”，“百万粟”不要了。为什么不要？从宋朝京师开封取百万粟回夏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动用多少人力畜力？除掉路上的开销，取回的粮食能剩多少。宋朝的宰相王旦，确实是智者，大智者。
他等于是给李德明在沙漠上画了一个大饼，在湖水中投了个月亮。所以李德明才不得不承认，大宋“朝廷有人”。
不唯李德明时期宋朝“朝廷有人”，也不唯有宋一朝“朝廷有人”，各个时期，各个朝代，朝廷都是有人的，只是看皇帝以及统治阶层，是否能发现人重用人。
楚汉之争时，项羽手下并非无人，但他不听“亚父”范曾之言，未能在鸿门宴上果断地将刘邦斩杀，以至放虎归山，并最终被刘邦逼到了乌江边上。那个在刘邦争夺天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韩信，也曾投奔过项羽，但项不予重用，韩信只好改投刘邦麾下。
南宋天子未能雪靖康之耻，未能收复失地，也并非手下无人，朝廷无人。岳飞有精忠报国之志，也有护国报国之才，但他才高狂傲，才大招忌，“才大难为用”，且因为皇帝本不想迎回二帝，所以岳飞只能死，南宋也只能偏安一隅，苟延残喘。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前，其长子（太子）朱标已先他而去，于是将皇位传给了朱标的独生子朱允炆。朱元璋的次子燕王朱棣造反，朱允炆被迫捍卫王权。此时，朝廷并非无人，朱允炆的部将曾在一次战斗中将朱棣部众杀散，将朱棣围住。此时，杀了朱棣易如反掌，但朱允炆怕背上杀叔的恶名，曾经有令，不得伤害朱棣性命，违令者斩。因此，参战的部将没有一个敢上前抓捕或杀死朱棣，让朱棣死里逃生，终于使叛乱成功，反将朱允炆逼得做了和尚，四方云游，东躲西藏，苟全性命。
李德明所言之“朝廷有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朝廷能识人容人用人。识人、容人、用人，三者是一体的，缺少任何一环，人才也难以被发现，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006.9.25
闲话张元、吴昊
张元、吴昊是宋朝人，后来成了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重臣。史称西夏攻宋之策，多出自张、吴二人。如何评价这两个历史人物？说他们是汉奸，正确；说他们是为中华民族大融合作出过贡献，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广义汉族（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有为之士，也没有错。
凡想得天下者，必须重视人才，延揽人才，提拔、使用人才，尊重人才。所谓求贤若渴是也。三国时的曹操曹丞相，明知庞统“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也要把他设法留在身边，期望他转化，终为自己所用，起码能使他不为别人不为对立面所用。对于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关云长，曹操喜欢有加，屡次想把他延揽在自己麾下，抓到手里也不忍杀他。史称曹操阴险，凶残，狡诈，虚伪，但他爱惜人才的品格德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数得着的。
人才是成就帝业霸业的基础，是必备条件。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刘邦在楚汉之争中笑到了最后，原因很多，但人才问题、用人问题也是重要原因。项羽不听范曾之计，未在鸿门宴上让项庄之剑取了刘邦人头，放虎归山，已置自己于死地。而刘邦，用对了谋士项梁，又听萧何之劝，拜韩信为大将军，封其为齐王，重用了一大批有志向有谋略有勇气的文臣武将，最终将项羽赶到了乌江边上，最终成就了霸业。
张元与吴昊，属于宋江题于江边酒馆墙壁上的反诗中所说的，是“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的主儿。此二人是宋朝华州学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长于策论，但累举不第，困顿场屋，当不了官，做不了大事，施展不了抱负。于是他们就想到投靠急需人才，重视人才，已经招纳了不少中原人才的李元昊。
张元、吴昊投奔西夏的过程富于戏剧性。古话说：“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对西夏并不熟悉的张、吴二人，到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后，无法联系，便想出了整出点动静以自荐的主意，他们于酒楼墙壁上写下了“张元、吴昊饮此”，被西夏兵丁抓获，因他们犯了李元昊的名讳，所以被报告了李。李元昊问张、吴为什么敢犯他的名讳，张、吴往李的痛处痒处说，说“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说你元昊给宋朝上表时还用的是宋朝所赐的赵姓，骨子里还是臣子情结，你还在乎名讳。李元昊看出了二人的来意，以礼相待，“尊宠用事”，授以要职。张、吴二人也便成了元昊的要臣重臣，为西夏国尽其所能，竭诚奉献，做了许多事情。
日本人打中国，汉奸的作用比日本鬼子有时要大。西夏国打中原，汉奸的作用同样极为重要。
有名的好水川战役，宋军几十员大将阵亡，泾原路一万八千人马损失殆尽，宋朝国内一片哀痛。好水川战役西夏方的重要谋臣和指挥是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宋军战败后，张元在山崖上题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张元智慧果敢，多奇计，但喜诛杀，与元昊性情相投。他找到了他认为值得效忠之人，可以做事之地，所以施展了他的抱负，发挥了他的才能，也给后世留下了功罪难辨的历史难题。
从大宋一方说，假如满朝文武能及时发现张元、吴昊们的才能，并推荐给皇帝予以任用，对付西夏对付辽朝不是更有胜算的把握吗。
可惜历朝历代都有轻视人才压制人才埋没人才的事。人才压制了也就算了，中原人口众多，人才也不缺乏。可怕的是人才奇才怪才鬼才们耐不住寂寞，不愿被埋没被遗弃，跑去为别人效命了。这一跑，可就跑出了大乱子。
在选人用人方面，张元、吴昊被宋所弃，为西夏所用，对宋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例，对当世当有所警示。选人用人是大学问，应好好研究。
2006.12.18
纳贿坏国
李元昊建国称帝后，宋夏关系立即跌入冰点，双方开始了长达两三年时间的大规模的交战。交战的结果是，双方均兵疲财困，死伤严重，人心厌战，难以为继。
对于经济势力相对较弱的西夏来说，困难更多。西夏通过三川口、好水川、麟府丰和定川寨四大战役，虽未能得城扩地，但达到了向宋朝显示军事实力的目的，捞到了与宋和谈的政治资本。
宋朝虽势力较强，但连年战争，到处征兵，百姓恐慌，有人为免上战场而自残自毁。战争加重了税赋，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使朝廷难以承受。宋朝大臣富弼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
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蔡襄在上疏中说“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
于是，开始议和。
宋夏议和的过程是艰苦漫长的。夏宋互派使臣请和，其间几经反复。作为第三国的辽国，从中也起了作用。1043年正月，辽兴宗派律敌烈与王惟吉到西夏，“谕夏国与宋议和”。元昊同意罢兵议和。辽国又派使臣赴宋劝和。辽国的斡旋，促进了夏宋议和。
议和的难题在于要价。宋朝要求西夏的，是称臣，是边疆的安宁，国家的安全，是自己的面子。而西夏所要的，自然是钱物，贸易，并且，“仍欲称男不为臣”。宁肯当儿子，不肯当臣属。而且元昊“不肯称臣，索物太多”（欧阳修语），要价太高。
对于西夏的贪得无厌与狮子大开口，宋朝大多数官员以为必须予以抑制。欧阳修提出：抑绝分外要求；只许沿边市易；不许青盐内销。
就在宋朝大臣们纷纷向皇帝进言献策之时，宋朝的使臣张子奭、王正伦却已经接受了西夏关于增币、市易与青盐弛禁的要求，即岁赐等达到二十万钱物，贸易不限于沿边，允许青盐内销。张、王二人为什么要答应这些要求？这里面有西夏的军事高压，辽国的压力，有宋朝皇帝及某些臣子的畏惧心理与急于求和的要求，但最为重要的，是二人接受了西夏的重贿。他们收受了西夏的金节头冠、胡蹀躞等等。
这两个家伙回宋后说“羌人新附，不敢逆其意”。从表面上看，张、王所受的贿并不很重，但他们起码也是因贪蝇头小利，出卖了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