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之所以答应西夏那么苛刻的条件，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贪贿坏国，也是一大原因。古语说，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因为受了西夏的贿，宋朝使臣的天平便偏向了西夏一方。
对于张子奭、王正伦二人的行为，谴责者多，但也有人为之辩护。
范仲淹说，宋仁宗派人出使西夏时，“满朝缙绅，无一士请行，朝廷召张子奭驿而至，又选王正伦副之，皆敢行不惧，乃遣将命。暨还，得元昊书疏，颇顺于前，愿去号称臣，又有减数节事体。且沙漠穷绝，入不测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进两资，不可待以常调也。戎狄素贪，利于厌心，兵扰绝塞，此戎狄之常态，非子奭之过也”。范仲淹的意思是，张、王二人在无人敢去愿去的情况下，接受派遣，精神可嘉。答应了西夏的条件，那是党项人贪婪，不答应不行，与张、王二人基本无关。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能说全有道理。如今的史学界做翻案文章，为李鸿章等人辩护，用的大约也是范仲淹的方法与角度。但事实上，如果张、王二人不受贿，不为金钱所动，完全站在宋朝的立场上，为皇帝与百姓考虑，他们是可以在谈判桌上有所收获的，至少不会一败涂地，这个教训，今天的中国人也应当记取。
2006.12.30
范仲淹之“于是大阅州兵”
友人给我讲过一则新闻，或曰笑话，不久前，某省一个市的副秘书长之类，被提拔到一个县级市做市委书记。此人到任后不几天，即搞了个庞大的类似阅兵式的场面，让市上各部门的员工，穿制服，走方阵，接受他的检阅。他不停地呼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接受检阅者则齐呼“首长好”，“首长辛苦”。其场面的庄严肃穆，威武豪放，不一定比邓小平检阅三军仪仗队差。可悲的是，这位新科书记阅兵后的第二天，即被通知回市里另有任用。想必是他阅兵的消息被上报市委后，市委深以为不妥，连夜召开常委会，摘了他书记的帽子。
那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为什么要搞阅兵式，不得而知。忖度起来，莫非那个市纪律涣散，需要以军事化管理来冲击一下？那个市党政机关的权威较弱，需要用军威强化一下？那位书记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需要抖一下威风？可能性都有。
朋友所讲的书记阅兵的故事，很快从我脑中淡忘了。而这几天翻《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却发现，近千年前，宋朝的大臣范仲淹到地方工作后，也搞过阅兵式。
《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宋夏交战，元昊不断进犯滋扰，宋朝穷于应付。“延州诸砦多失守”。在危难之际，范仲淹要求到前线去，被委任为户部郎中兼延州知州。在对夏战争中，起初朝廷有规定，“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每遇敌军入寇，则官小者先出战”。范仲淹到延州后，认为“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排兵布阵，调兵遣将，不根据战争的需要、敌兵的情况与将领的素质、才干进行安排，只以官大官小分先后，是极不科学的，如此用兵，断不可以取胜。
因为宋朝用兵之旧例与方针不符合范仲淹的要求，由于旧的一套制度不科学、不实用难以致胜，范仲淹要予以改变。他首先做的事情，是“大阅州兵”，将能战斗者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队，每队三千人，分别训练、管理。每遇战事，根据敌兵的多少，排兵布阵，统一调用，或一齐出动，或轮换攻击，“使更出御贼”。
同是阅兵，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位县级市的市委书记，是要向世人昭示他的存在他的升迁他的荣耀，是要讲排场抖威风，要让他治下的吏员与属民畏服，是要树立他的权威，塑造他的形象。而范仲淹作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延州知州，没有那位书记般的心情，而且，他的官位已经不低，用不着用虚套证明。他的学养丰厚，他的胸怀博大，视野开阔，已将官场的一切看得很开，他不会玩那些小儿科的东西。他之所以“大阅州兵”，是要摸清家底，是要整顿军队，按照他的军事理论架构军队，并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
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爱摆谱。中国的古人有不少让人匪夷所思，捧腹大笑的摆谱的事，但中国的今人比古人更会摆谱。如果硬要说范仲淹之“大阅州兵”（还不一定是列方队检阅，到下面去检阅，或调阅名册也未可知）多少有摆谱嫌疑的话，那他与我们那位“可爱”的市委书记比，气魄还是小得多。
2007.1.21
书生亦可退敌
武将可以退敌，书生也可以退敌。
《豫章文集·遵尧录》记载：“会契丹与元昊争银甕（瓮）族，于是麟府奏警，仲淹乃有请，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二敌闻之，皆不敢动。”大意是说，当时辽国与西夏在争取、争夺银饔族这样一个部族，麟州告急。因此之故，范仲淹自己要求到河东、陕西当宣抚使（即巡视战争地区的朝臣，负督察军事重任），契丹人与党项人听到这一消息，都害了怕，不敢再有大的动静。
真实的情况是，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甲申，以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但未成行。八月癸丑，韩琦代仲淹宣抚陕西。奇特的是，范仲淹虽未赴任，但消息却传到了辽与西夏，产生了威慑力，起到了退敌兵的作用。
看了这段史料，给人以书生亦可唬敌退敌的印象。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可以互补。
在军事斗争中，有时候需要以硬碰硬，有时则需要以柔克刚。
中国古代的边将，老粗居多，草莽居多。他们律身不严，军纪废弛，治军无方，对少数民族多不讲信义，多贪小功，不为大略。在宋与西夏的对垒与交往中，宋朝边将的表现比较差。于是，才有了以儒将治边的呼声，也才有了范仲淹等文人才子效命沙场的机遇。
书生展示军事奇才的事例不少。明朝大将袁崇焕，万历年间的进士，书生。他自请守辽，筑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城，屡次击退后金（清）军的进攻。天启六年（1626年）获宁远大捷，努尔哈赤被打伤致死，袁被授辽东巡抚。次年获宁锦大捷，打败皇太极。
袁升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努尔哈赤、皇太极之辈，好生了得，个个是一流的军事家，戎马一生，但就是打不过书生袁崇焕。后金人后来不得不用反间计让昏庸的崇祯皇帝除掉袁，以扫清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毛泽东是个师范生，做过教师和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饱读诗书，虽从小崇拜曾国藩，却未当过兵，未进过军校，未接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毛一生没摸过几次枪，可毛却是军事奇才，大战略家。游击战争战术的制定，四渡赤水的调度，三大战役的部署，都是他的杰作。败在他手下的，是一批留日留德留美的军校生，一批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范仲淹是书生，李元昊了解他，是从他写给李元昊的信中窥见其人的文才与韬略的。虽然因这封信，范仲淹受了朝廷的处分，虽然李元昊没买这封信的账，但文人的责任心，文人的胸怀，文人的境界，李元昊与辽国人是了解的。
范仲淹其人，《延安府志》所载之《重修范文正公庙碑》分析他“拥强兵，据重镇，仅足以支吾元昊而已，卒不能捣灵武而践贺兰者何哉？意者，笔墨之词易工而殳矛之功难立也”。文人赋诗填词为文都比较容易，而建军功较难。公正地说，范仲淹的军事才能不是很突出，契丹人、党项人害怕的，不是他的军事谋略与磅礴气势，而是他所代表的文人集团所表现出来的正义与正气。范仲淹治军监军，自然会在军中倡导推广儒家文化，会在军中树立正气，会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与战斗力。范仲淹治军监军督军，会克服军队的骄躁情绪，会领会“有征无战”的圣旨，会谨慎行事，会对敌军采取军事政治并重的策略，削弱敌军的意志力与战斗力。李元昊了解中原文化，了解中原的文人尤其大文人，了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以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们。所以他不怕赳赳武夫，却害怕白面书生。这里面的道理十分深奥，又无比浅显。
文化是有震撼力、威慑力、杀伤力的。书生可以唬敌可以退兵，这不是神话，是历史事实。
2007.1.3
范仲淹致李元昊书的局限
范仲淹是大文学家，他在为边将，与西夏国对垒时，曾给西夏皇帝写过信，并因此受过处分。为了保持全貌，掉一下书袋。
《东都事略·西夏传》载，范仲淹为书以祸福谕之曰：“国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后，中外上言：‘灵、夏数州本为内地，请移河朔之兵益关中之力，以图收复。’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远，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亲，命为同姓，全付大夏。真宗皇帝于是时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青春袭爵，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违先君之誓书，不避本朝，并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惊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诏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岁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顺之功，岂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皆不戮而还。假有诸蕃之长抗礼于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终，天子何负于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经度西事，而谕之曰：‘有征无战，不杀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怀！至边之日，见诸将帅多务小功，不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与大王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不爱于兄弟哉？可不为大王一一而陈之？”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语当从本国风俗，何得与天子侔？名岂正而言岂顺哉？徒使疮痍百姓，伤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无战，不杀非辜’之训，夙夜于怀，方欲与大王议而决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远来，惠然留意，何乐如之，何议论未顺，文字未正，不敢闻于朝廷。大王果能以爱民为意，言当时之事由于众请，莫过于此，谢于朝廷，朝廷必当复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贤哉！如众多之情终不获辞，则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又于本国言语为便，亦不失其贵矣！贡奉上国，存中外之体，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边蕃之人复见大康。”
“又，大王之国财用或缺，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也。大王幸听之，则上下同其美利，边民之患息矣。其若不听，他日虽有请于朝廷，必有噬脐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择焉。”
对于范仲淹的信，元昊的反应是：“使其亲信野利旺荣复书，而辞如故。”
范仲淹的信，第一层意思是追忆宋朝与先大王李德明的君臣隶属关系，嘉许先大王“归向朝廷，心如金石”的绝好精神与表现。第二层意思是责备李元昊“违先君之誓书，不避本朝，并建大位”，南面称帝，而且与大宋开战。第三层意思是表述大宋皇帝的胸襟，不忍对西夏动武，遵从先帝的遗志，顾念故西夏王忠顺之功，不以一朝之失而骤绝之。而且宋天子在派遣范仲淹经度西边之事时有交代，有征无战，不杀无辜。第四层意思是要李元昊名正言顺，收回帝帜，依然称臣，由宋朝“复其王爵”。第五层意思是在感情联络、武力威逼之后诱之以利，只要李元昊称王不称帝，或者至多做个附属国，“贡奉上国”，宋朝就可以“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
范仲淹是大文学家，却未必谈得上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朝廷用他“经度西事”，对抗西夏，事实证明，用人或有不当。他想以一纸书信退兵，逼野心勃勃的李元昊重新称臣的想法，应当说也是幼稚的。而且，信中所表述的几层意思，窃以为没有说到点子上。先大王与宋朝的关系，宋朝给西夏的“岁赐”，李元昊并不是不知道，用不着别人提醒他。宋朝皇帝的“仁慈”，代表的并不是宋朝的胸怀，只能说明宋朝内部的虚弱与皇帝的懦弱。至于说以武力相威胁，李元昊对此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军事准备，李元昊不是被吓大的。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言“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抵挡不住的世界潮流。当代如此，古代其实也如此。李元昊虽没有如此高深的理论修养，也没有如此精辟的语言表述，但他面南称帝的决心却是难以动摇的。
如果要给李元昊写信，感动他震慑他当然必要，但除此之外，应当亮出宋朝的实力，指出西夏的软肋，并且从“国际”形势的角度，分析西夏归顺宋朝之后，在处理与辽国关系上的主动性与利益所在。
在充分剖析了各方面的内政外交、军事势力与形势后，武力的威慑才更加具体直观，也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范仲淹缺乏政治家的雄韬，军事家的大略，剩下的便是文人的那点感情与激情。文人的深邃与忧思，不是很管用。所以他的书信起不了太大作用，只能落得李元昊不予置理的结果。
在军事斗争中，书信的作用有限，而写不到点子上的书信作用就更加有限。这是范仲淹的遗憾，古人的遗憾，也是所有的人超越不了的局限、遗憾与悲哀。
2006.10.7
小议大才子范仲淹
正如有姓孔的人自称孔子的后裔，姓朱的人自称朱元璋的后裔一样，经常听到有姓范的人自称宋朝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豪范仲淹的多少代多少代嫡传子孙。他姑妄言之，咱姑妄听之信之。这些都不重要，就像有人说他是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的儿子，我们也搞不清真假一样，不予理会。
我们要理会的是，要认真对待，认真总结盘点范仲淹的政治主张，军事韬略，文学贡献。
范仲淹生于乱世，生于北宋初创而且与西夏交战的多事之秋。更为不幸的是，他以一介文弱书生，却被指派到了宋夏交战的最前线。
《范文正公庙碑》说，人生在世，如果做官时有惠政施之于民，死后百姓们会供奉他祭祀他。这就是自古以来，守一州，治一县，被充分肯定的条件与事迹。如果像范文正公范仲淹治理延州，那德政就不止这些。范仲淹为宋仁宗一朝的名臣名相名帅名将。康定初年（1040年），李元昊进犯延州，兵抵城下，“士女汹汹”，书生、女流、懦弱百姓乱作一团，安抚使范雍拥兵不能支撑，被贬了官。
范仲淹请求皇上由自己填充，被皇帝任用为延州知州。到延州后，选拔将军，检阅军队，筑城墙修鹿砦，昼夜筹划，制定攻守之策。有了充分准备后，便招收流亡者，开营田军垦，向朝廷请求免除榷酤商税。
凡有利于百姓与军队的事，只要意识到了，没有不去做的。正因为如此，西夏人听了，特别害怕，所以有了“不要打延州主意”的诫训。
西夏人逐步退缩，不敢恣意妄为，侵扰北宋边境。这是范仲淹为百姓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个时候，李元昊派遣使者到五台山窥测侦察河东道路，使者回去后，西夏统治者便与诸酋歃血为盟，相约先攻鄜延，然后从德靖、塞门、赤城三路并入。但当他们得知范仲淹到了延州的消息后，判断攻打不了，于是两次派人找范仲淹讲和，但被范两次斥退，谓你们一定要去掉僭越宋朝的西夏国国号，仍然俯首称臣，献女纳贡，尽臣子的本分，以报大唐以来历朝历代天子对你们党项人的圣恩，才可以言和。李元昊虽然没有马上听从，但他的图谋未能得逞，最后以投降以称臣终结，这是范仲淹对国家作出的大事大贡献。范公为国家为民族为黎民百姓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哪里是那些州官县官们可以比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