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商篇：大商人才有大气魄
创业伊始，李嘉诚各项业务，亲力亲为。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聘请更多的人才，二是有意锻炼自己的能力。但是事业慢慢做大以后，李嘉诚就慢慢放权给下面的人，而自己则是统观全局，运筹帷幄。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事业大了，再亲力亲为，就难免顾此失彼，而且也不一定比聘请的人才做得更好。大商人一定要有这样的大气魄，想要作出更大的成绩，就要适时转变观念，将工作重心放在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上，在大的、宏观的方面进行探索，掌好企业发展的舵。
决定一件事时，事先都会小心谨慎研究清楚，当决定后，就勇往直前去做。——李嘉诚
有一线希望也要全力一搏面临企业发展壮大的关结，有时纵是只有一线希望，也要放手全力一搏。时机稍纵即逝，不能快速的抓住这一线希望，就难免在商业竞争中无所作为。李嘉诚作为一代商业巨子，在机遇面前，从来都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长江公司的塑胶花成功打入了西欧、北欧市场后，很快就以其款式新颖、质优价廉的优势，赢得了欧洲消费者的青睐。长江公司的产销量开始大幅度增长。1958年，其营业额达1000多万港元，纯利100多万港元。
李嘉诚进军欧美市场的目标已达到了一半，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北美市场进军。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消费水平极高，其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额的1/4以上。李嘉诚以前也曾陆续承接过香港洋行销往北美的塑胶花订单，但纯属小打小闹，量小利微，根本就不是他所预期设想的。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守株待兔”，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等于是坐以待毙；“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陈旧过时的经营理念，根本就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对于现实状况，李嘉诚决定主动出击，尽快占领更大的市场。他迅速抽调人力、物力，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设计印制了精美的产品广告画册和宣传材料，通过港府有关机构和民间商会打听到北美各贸易公司的具体地址，然后分别寄了出去，静候佳音。
李嘉诚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没过多久，果然就有了反馈。北美一家大贸易公司，在收到李嘉诚寄去的画册之后，对长江公司的塑胶花彩照样品及其报价都特别满意，而且回函告知，决定派购货部经理亲自来香港一趟，以便“选择样品，考察实力，洽谈入货”。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光有好的产品还不行，还需要主动出击，发现市场，创造市场。只有产品被市场了解到后，被市场接受了，才能保证有好的销路。李嘉诚的主动出击，为他赢来了一个大好商机。
机会千载难逢，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家贸易公司是北美最大的生活用品公司，其销售网遍布整个美洲大陆，对于李嘉诚来说是较大的客户。这是长江公司的一个机会。但李嘉诚很清楚地知道，香港众多的塑胶厂，机会并不专属长江一家。因为对方来到香港之后，必定会全面考察香港的各个厂家，然后再挑选最满意的合作伙伴。
李嘉诚收到对方来函之后，立即通过越洋电话与对方取得了联系，表示“热忱欢迎贵公司派员来港”。交谈中，对方简单地询问了香港塑胶业其他厂家的情况，并表示，如果时间允许，希望李先生陪同他们的人走访一下其他厂家。确实不出李嘉诚所料，这家贸易公司将会考察香港整个塑胶行业，然后从中选一家作为合作伙伴，也可能同时与几家合作。
李嘉诚面临的又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竞争。这次竞争非同寻常，要比信誉，比质量，比规模，斗智斗力，方能确定究竟谁能最终赢得这笔业务，沟通将很关键。他是这样想的。
李嘉诚心中最渴望的目标，就是使长江能够成为这家北美公司在港的独家供应商。虽然他相信自己的产品质量是全港一流的，但论起资金实力、生产规模来，在香港同业中，勉强只能算个中游水平。正是这一点对于和批发商的合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香港有数家实力雄厚的大型塑胶公司，仅就工厂的外貌而言，就令人另眼相看。而长江公司的工厂格局，虽然没有建厂初期那么破败不堪了，但依然令人难以恭维。李嘉诚知道，且不论生产规模，单看工厂的外在形象，就不会给来自先进工业国家的外商留下好印象；而能否给对方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在商业交往中，往往是极其重要的。
上次在与欧洲批发商接洽中，尽管李嘉诚胜利了，但应该说其中含有很大的侥幸成分，由于生产规模的不足，差点使李嘉诚的希望化为泡影。这给李嘉诚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认识到，无论怎样，最终都要以实力和规模取胜，这才是最根本的。
于是，李嘉诚决定借着这个机会，彻底改变工厂形象，尽快扩大生产规模。
然而，根据事先约定，美方派遣人员一周后便将抵达香港。时间如此仓捉，能对工厂动如此大手脚吗？公司上下都认为有点不可能，但是李嘉诚决定冒险。他没有多犹豫，便马上召集公司高层会议，宣布了这个令人震惊而兴奋的计划：必须在一周之内，将塑胶花生产规模扩大到令外商满意的程度。此时，李嘉诚正在港岛北角筹建一座工业大厦，原计划是等建成之后，留下两套标准厂房自己用。现在看来是等不及了，只能另外租别人的厂房应急。
为了抢时间，李嘉诚委托房产经纪商代租厂房，最后选定了位于北角最繁盛地段的一座工业大厦。李嘉诚看过楼后，当即拍板租下一套占地一万平方英尺的标准厂房。迁厂所需资金，除部分自筹外，大部分都是银行的大额贷款。这笔款子，李嘉诚是以正在筹建中的工业大厦的地产作抵押贷到手的。
他的部下都在心里犯嘀咕：做事一向沉稳的李嘉诚这次是怎么了？商人还没有来，生意的面儿还没见着呢，就已经把自己苦苦经营建起的工业大厦给抵押出去了。如果生意谈不成，岂不是鸡飞蛋打两头空吗？
但李嘉诚心里清楚，这个险冒得值！否则，就等于将这笔可能的大生意拱手让给竞争对手。面对这一难得的机会，具有远见卓识的李嘉诚又怎肯轻易放弃呢？这几乎可以说是李嘉诚一生商业经营中最大最仓促的冒险，他孤注一掷，几乎是拿多年营建的事业来作赌注。李嘉诚一生作风稳健，可这一次，他决心全力搏命。可能有了这一次的赌注，才有了李嘉诚的将来。
决心是有了，但要真正做起来，其工作难度之大，程序之繁杂，可想而知。旧厂房的退租，可用设备的搬迁，新机器设备的购置，新厂房的承租改建，设备的安装调试，新聘进工人的培训及上岗，工厂进入新轨道后的正常运作这一切，都要在一周内完成，真的可能吗？在别人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更何况，在迁厂过程中，无论在哪个环节出现小的失误，都很有可能导致整个工作计划的失败，那样一来，不仅将使一切努力白费，而且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李嘉诚深知这次冒险性命攸关，所以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他紧张而不慌乱，哪组人该干什么，哪些工作请专业安装公司做，每一天的工作进展如何安排，全在日程安排表中标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李嘉诚虽然是一次冒险，但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并非一时冲动的草率行事。而且，在如此巨大的工程面前，李嘉诚有条不紊，调度有方，充分显示了他的协调能力和组织才能。
李嘉诚和全体员工一起，连续奋斗了七昼夜，每天只有不到三四个小时的睡眠。但大家都毫无怨言，他们也很希望自己公司能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当北美公司负责人到达香港时，设备调试工作刚刚完毕，李嘉诚连水也没顾上喝一口，就把余下的工作交副手负责，自己驱车赶往九龙启德机场迎接这位北美大客商。港岛与九龙之间，隔着一条维多利亚海峡。那时还没有海底隧道，港岛到九龙不通汽车。为了表示诚意，李嘉诚便驱车乘汽轮渡过海峡前往启德机场。就在这位大客商到来之前，李嘉诚早已在港岛希尔顿饭店为他预定了最好的房间。等客人上了车，李嘉诚就问：“您是先住下休息一下呢，还是到我们的工厂参观一下？”这位美商也是个急性子，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先去厂里看一下了。”李嘉诚不得不调转车头，朝北角方向驶去。李嘉诚真有点后悔，不该多问这一句。他心中忐忑不安，设备刚刚调试完毕，员工刚刚上岗生产，会不会出问题？
汽车驶近工业大厦，李嘉诚停下车为美商开门，当他听到熟悉的机器声响以及芳香的塑胶气味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美商在李嘉诚的引领下，参观完了全部生产过程和样品陈列室之后，竖起了大拇指，由衷地称赞道：“我在动身前认真看了你的宣传画册，知道你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工厂和较先进的设备，但想不到规模这么大，设备这么现代化，生产管理这么井井有序。我并不想恭维你，你的厂，完全可以与欧美的同类厂家媲美！”
李嘉诚兴奋不已，对他说：“感谢你对本厂的赞誉。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和交货期限。你已经看过了我们的报价单，如购货批量大，价钱还可以更低。总之，我们的信誉，请你们绝对放心。”
“好，我们现在就签合同。”美国人就是这么性急而爽快。
双方在愉快而友好的气氛中签署完协议之后，李嘉诚又亲自驾车送他去希尔顿饭店休息。临别时，李嘉诚诚恳地对美商说：“明天我来接你，陪你去参观另几家塑胶公司。”
美商依然是直言快语：“不必去了，我倒想请你做我的向导，去参观中国寺庙。我知道在你的内心，其实并不希望我参观其他厂，你想做我们的独家供应商。”李嘉诚以笑意回答了美商。
李嘉诚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回报。这家北美公司从此成了长江公司的大客户，每年的订单都以百万美元来计算，李嘉诚又在冒险中稳赚一大笔。
更令李嘉诚感到高兴的是，正是通过这家北美公司，李嘉诚获得了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信任，并最终与其发展成为合作伙伴关系，进而也为长江公司进军海外架起了一道桥梁，并为其后来成立跨国公司准备了条件。
打开欧美市场后，塑胶花为李嘉诚带来了数千万元港元的盈利，长江终于成为香港乃至世界最大的塑胶花生产厂家。李嘉诚也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美名，不仅蜚声全港，也为世界的塑胶同行所瞩目。
如果当初李嘉诚不是冒险扩充工厂规模，而只是临渊羡鱼，梦想着美商会和自己签定合同，梦想着今天的飞速发展，只怕当初美商签定的将会是别的公司，而今天的长江塑胶厂，早已经倒闭在恶劣的竞争之中。现实没有假想，临渊羡鱼，何如退而结网。空想只会浪费时间，对事业没有任何帮助。
敢想敢干，大展宏途
李嘉诚认为，投资须知“一行生意宜一种人”。人有不足不要紧，关键在于他对所托之事是否有根本性的影响。这个“根本性”，也就是是否能够把握住机遇，最终赢得利润。
他这样告诫两个儿子，投资者要有远见，能高瞻远瞩，以大局为重，“不为浮云遮望眼”，不计较暂时的得失。事实证明，在李嘉诚的精心培养下，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为才华横溢，能独挑大梁的商界新秀。
1986年，世界博览会在温哥华举办。落幕之后，各国的临时展厅或拆卸或废弃。旧址为靠海的长形地带，发展前景良好，地皮为省政府的公产，可以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得。
生活在温哥华的李泽钜，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土木工程，看好这块地皮，认为将来能够发展成为综合性商业住宅区。于是，他积极向父亲建议，说了下面这些理由：
（1）世博会旧址附近都已开发，社区设施、交通等已有良好的基础；
（2）温哥华这一区域，和一般大都市不同，并无高架公路，市容美观；
（3）旧址位于市区边缘，有市郊的便利而无市区的弊端，无论往返市区或郊区，同样便利；
（4）位置临海，景色怡人，海景住宅当然昂贵；
（5）香港移民源源不断开赴加拿大，对饱受市区嘈杂拥挤之苦而又嫌郊区偏远冷寂的港人采说，这样的海景住宅有相当的吸引力。
李嘉诚同意了儿子的“狂想”，认为最后一点尤显商业眼光。说这是“狂想”，一点都不夸张。整块地皮，大致相当于港岛的整个湾仔区外加铜锣湾。迄今为止，香港有哪个地产商，敢在这么开阔的地段发展浩大的综合物业？甚至在加拿大的建筑史上，这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这项工程投资巨大（后来确定的投资额达70亿港元），非长实集团所能承担。于是，李嘉诚拉他同业好友李兆基、郑裕彤加盟，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共同开发。决策取决于各大股东（李嘉诚个人及集团占50%股权，另50%为各股东分占），具体操作由李泽钜负责。
李泽钜为这宏图一手一脚策划、设计，无不尽心血，悉付于此，他曾经在两年之间，出席大小公听会200多个，与各界人士逾2万人见过面，解释阐述这个计划。当然，他的背后，父亲、师傅、及其他人等，一直予以无限量的支持。
1988年，新财团以32亿港元巨款投得世博会旧址发展权，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然而世事难料，1989年3月，正在李泽钜平整地盘的施工地段，突然看到了一张“告同胞书”，措辞强烈，充满极端的排外情绪。这与加拿大政府为吸引华人资金和人才大开方便之门的国策背道而驰。“他们似乎完全看不见我也是加拿大公民，他们反应太过激烈。”李泽钜既气愤又无奈。
据传媒估计，当地人排外，还与李泽钜的另一宗生意有关。世博会旧址，以太平协和的名义签约之后，李泽钜便将另一间公司的200多个新公寓，直接在香港发售。消息传回温哥华，当地传媒大肆渲染，从而引起本地人的强烈不满，质问省政府：将来世博会物业，是否又卖给香港人，让这里变为华人的天下？
省督林思齐博士为平息民怨，要太平协和保证，在这块极优惠地皮上兴建的物业，不会只在海外发售，必须优先向当地人发售。这意味着，兴建的物业，将不可先期在香港卖个好价钱，而加拿大地价、楼价低廉，这是公认的事实。
令人奇怪的是，这么大的风波，李嘉诚却未出面，麦理思、马世民也未露面，而全盘托付给坐镇加拿大的李泽钜。这表明，李嘉诚要考验儿子随机决断、谈判交涉的能力和毅力。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李泽钜立即从滑雪胜地韦斯拉赶到温哥华，他的身份仅仅是太平协和的董事，样子还是个未出校门的学子，给人以不老成之感。李泽钜求见省督林思齐，问他：“如果世博会发展搁浅，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林思齐是1967年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对香港的事再清楚不过。李嘉诚在香港的号召力，足以使流入加国的地产投资缩减，更会使温哥华在香港移民潮中的受益，落在其他省后面。
省督说服省议会，对李泽钜的要求做出让步，许可世博会物业可同时在香港和温市发售——实际上是以向港人发售为主。省议员透过传媒，向市民说明利弊关系，称华裔移民是温市建设的和平使者，要善待他们。
同时，李泽钜也积极配合，争取民心。他在温哥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6年来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加入了加拿大籍。”
风波很快平息，工程继续上马，这就是后来定名“万博豪园”（注：世博会又叫万国博览会）的庞大商业住宅群。
对李泽钜来说，加拿大温哥华的房屋计划——万博豪园，就是他事业上的试金石。因为这个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建设计划，是由他一手策划的，由看中地盘，以至买地、发展、宣传，他都参与此事，全身投入……但初挑大梁，无论如何，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的。幸而万博豪园在香港刊登广告之后，初步的反应甚佳。
由投地到施工，这一段期间，他遇到的争议、面对的意外和困难不计其数，如果换了一个性格懦弱、信心不足的人，早已知难而退了。但他并未如此，仍然一丝不苟地去做，笑骂由人，愈战愈勇，终于走向成功。
万博豪园总体规划由李泽钜一手设计，建筑群的最大特色，是保留了原有湖光山色的天然美，它辟出50英亩作为区间公园，是居家休闲的胜地。
李泽钜说：“由于万博豪园这个计划实在太大，自己肩负重任，因此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计划的发展。在飞机上，即使看书，都以城市规划以及居住环境的书本为主。”
由此，李泽钜的处事能力得到父亲的赞可，李嘉诚同意董事的一致要求，吸收李泽钜任长实集团董事。
万博豪园使李泽钜声名鹊起，其中不乏李嘉诚的功劳，如果没有李嘉诚对儿子宏图大业的肯定，相信李泽钜不会在董事局运作的如此顺利。李泽钜身上的敢想敢干，正是父亲李嘉诚思想的延续。
看准了就大胆去闯
在李嘉诚看采，由弱而强必须要有闯劲，就意味着勇气和胆量。做生意，成功与失败都有可能，没有人愿意自己正在进行的生意出事，但从来没有一个一切一帆风顺的生意人。那么，当问题来临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呢？李嘉诚认为，越怕越误事，索性大胆去闯，反倒没事。
李嘉诚擅长“强势进攻”之计。所谓“强势进攻”，就是既要善于大规模地调查情况，又要敢于采取大动作，去完成计划。在李嘉诚看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只停留在空想阶段，一定要把想法落到实处，才能行之有效。这种敢想敢做的行为，一则可以兑现自己的计划，二则可以惊动人心，获得尊敬。
对于那些要做大生意的人来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强势进攻之计，这样才能掀起一股商势，形成一股席卷之风。李嘉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超绝。
1992年初，李嘉诚旋风般地从北京飞赴汕头，又急转深圳。5月1日，宣布成立第一家在内地注册的联营公司。这就是李嘉诚代表长实集团与中方合资成立的“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共2亿港元，中方港方各持有一半股权。中方的两家合作伙伴是深圳市政府直属的深圳投资管理公司和国家计委下属的中国机电轻纺投资公司，港方股东有长实、和黄、怡和三家。
长和实业初步拟定了在内地投资的一系列计划，并使其成为长江系在内地的旗舰。在短短的时间里，李嘉诚完成了一系列繁杂的工作，不能不令人惊叹其决断力及办事的效率。
1992年8月6日，李嘉诚发布长实集团中期业绩报告，阐明了将其投资重点转移到内地的条件与方针。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民经济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前景令人鼓舞。
有记者问，长实系最终会向内地投资多少？李嘉诚答道：“现阶段很难估计，很多因素目前是很难预测的。若经济环境发展理想，最终在内地投资的资产值可能会占本集团总资产值的25%。”应该说，25%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以1991年底长实系资产总值750亿计算，日后该系对内地的投资将达到190亿港元。
当然，李嘉诚并没有透露什么时候达到25%这个比例。因为他素来一言九鼎，从不食言也从不爽约。如果没有十成的把握，他不会限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否则，就等于是给自己套上紧箍咒。他的一贯态度是凡事留有余地，认为这样才会争得主动。但是，从李嘉诚的话语中，我们也不难判断出，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向内地的投资便将气势磅礴，势如长虹。
1992年10月5日，以和黄集团为核心的港方财团与中方财团深圳东鹏实业，在北京签署深圳盐田港发展合同。在该发展项目中，中方财团深圳东鹏实业拥有3成股权；港方财团包括和黄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熊谷组公司等，共占7成股权，控股权在和黄集团。
深圳盐田港发展公司总投资额为50亿元人民币，目标是建成与香港货柜码头互补的世界级盐田货柜码头，工程分若干期完成，第一期拥有2个货柜泊位和4个杂货泊位，建成后将大大缓解香港货柜码头的压力。
但是，盐田港计划曾遭到马世民竭力反对，他认为在内地搞货柜码头，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对此，李嘉诚更具远见卓识。他说：“深港间的大鹏湾是天然深水港，我们不抢先建盐田港，别的财团也会抢着去干，那将成了我们与别人对打。”由此可见李嘉诚的深谋远虑。
从1992年秋天起，广州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便与李嘉诚的长实、新鸿基地产及香港多家中资港资银行，商谈合作兴建一幢73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大厦占地55万平方米，楼面积30万平方米，以当年物价计算，需要投资35亿美元。
现在，这幢全广州市最高的摩天大厦，已在天河拔地而起，成为广州天河新城区的招牌建筑。正如一提起白天鹅宾馆，人们就联想到霍英东一样，一提到广州最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人们就会想起李嘉诚。
1992年11月下旬，李嘉诚与胡应湘达成协议，合作发展广深珠高速公路第二期工程广州至珠海段，总投资为96亿港元，长实与和黄共持控股权，其余股份由新鸿基地产及数家日资公司拥有。
该项工程项目的投资回报依赖于征收费用，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长线基础设施投资。李嘉诚看好这段公路的广阔前景，他认为回报虽然慢，但回报长期而且稳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投资回报额将会逐步提高。此外，修路也是造福积德的好事，何况能进一步提高声誉。
1992年6月，在上海，港沪发展有限公司与闸北区政府签署协议，以131亿美元租得火车站以南578公顷土地的使用权。港沪发展由和黄、中国光大、香港鹏利等财团组成。该联营公司，准备在租下的地盘上建造22万平方米的综合建筑群，需投入资金上百亿元人民币，全部工程已于1998年底完成。
李嘉诚在上海的另一项大手笔是海港工程。这是他1992年9月间在上海考察码头设施的结果。
1992年11月23日，和黄集团及上海港务局，就合作经营的项目——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达成原则协议。据协议，和黄投资60亿元人民币，建设金山标准集装箱码头、国际深水港码头等项目。这样，李嘉诚不仅在香港拥有货柜码头的半壁江山，还将在中国内地的货柜码头业坐大，成为亚洲首席私营货柜码头大王。
在亚洲称王，李嘉诚牢牢掌握了主动权，这样一来也使和黄集团内地与香港的货柜码头互为犄角，兼顾统筹。
1992年9月初，在海南，长江实业、香港熊谷组、中信旗下的荣高贸易、台资大中华及海南省3家银行，共同组建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计划投资180亿港元，发展洋浦自由港，其中长实占一成股权，投资约18亿港元。
1992年11月，长实集团与福州市政府签署协议，由长实投资35亿港元，参与福州旧城区三坊七巷的改造和重建工程。
从1992年秋起，长实集团就在大西南选择投资基地，最后将目标确定为西南第一大都会重庆。
1993年，长实系三家公司斥资8亿，对重庆市中区依仁巷进行全面改造，建成面积为2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住楼群。
1994年3月，李嘉诚在重庆专设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参与该市康居工程建设。该工程分布在重庆市五区一县，总建筑面积达500万平方米，全部由港方投资并承建。第一期工程150万平方米，长实系投资10亿港元。土地由重庆市政府提供，房屋由市政府包销，利益按协议分配。
李嘉诚投资内地房地产，可谓驾轻就熟，一来房产是他赖以发展的核心产业，而且房产一般投资短，见效快；二来房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康居工程，要名有名，要利有利，李嘉诚乐此不疲。
在北京，李嘉诚也参与了多家酒店投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2年与郭鹤年联手获得王府井旧址发展权。李嘉诚说过，内地的土地价格与起楼造价的比例往往是1：10，而在香港的不少地段，这个比例正好倒过来。
中港合作的基础是互补互利，港方的优势是资金雄厚，中方则控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权。李嘉诚投资内地地产，就是充分利用了地区间的差别，充分挖掘其中的资金潜力。
投资内地，与投资海外一样，李嘉诚不投则已，一投惊人，宛如一场席卷内地的旋风，而且势比长虹，令人目不暇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李嘉诚的投资原则，那就是在投资之前先按兵不动，仔细调研情况，静待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抓住机遇，果断出手，大干一场。
大胆尝试，积极运作经营方略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曾说：“最美好的财富人生缘于敢于行动的气魄。”金钱是灿烂的，美梦更加诱人，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毫无疑问，这些人缺乏实现自己那些梦想的勇气。换句话说，他们大都喜欢沉浸在过去的经验之中，却怯于尝试新的成功途径的勇气。
李嘉诚的财富之梦，完全出自于自己对成功人生的期盼和努力，他善于经营自己的每一步，并把每一步都视为开拓人生的重要环节，最终他赢得了财富人生。
众所周知，投资绝对不能死守在一项计划上，必须要学会多计划经营，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利润。所以大投资家都善于创新去旧，或者说调新离旧。所谓调，就是从市场调查出发，从自己的头脑中策划出新观点、新计划，所谓离就是抛开陈旧思维，另起炉灶。
李嘉诚在投资的过程中非常善于调新离旧，这与他“尝试是成功的开始”的投资谋略有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李嘉诚在中国内地搞了许多开发计划，其中最引人瞩目、并引起轩然大波的投资项目，是东方广场计划。这对他来说，也是尝试成功的新开始。
东方广场位于北京王府井商业区，邻近的具有古今象征意义的建筑有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放出风声，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各大财团蜂拥而至，试图分得一杯羹。
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难似登天，现在竟可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这样的肥肉，谁不想咬上一口呢？
1992年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搞妥了上海闸北一块土地，旋即联袂飞往北京，第二天便与北京市政府签署意向书。签约双方一方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另一方是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嘉里主席郭鹤年在香港名气不如李嘉诚，但他却是人马首富。他投资内地在李嘉诚之先，与中国高层关系之密切也不亚于李嘉诚。
李郭二人能如此神速搞定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在香港，他们亦曾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所以，如此迅速地签下这一意向书，并非李嘉诚有多么神，而是他长期深谋远虑、有意铺垫的必然结果。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有511公顷，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中港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都把李嘉诚看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意向书签定后，北京王府井商业中心，似乎已成了李家大院的池中之物了。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
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共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对这种情况，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人长实之手。
李嘉诚的信心依然十足，再—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就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然而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已和去年大不相同，能达成这一协议，已经很不容易了。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逾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相反。据说，李嘉诚用了不到2亿港元就获得了这块50年期限的地皮，在“天子脚下”，京城中心，李嘉诚也能捡到便宜，确实不凡。
一般房地产开发，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了。李嘉诚把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们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政府出面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这些拆迁户将从此丧失在王府井居住的权利，而要迁到离市中心相当远的新住宅区；对于那些如果想继续留在王府井的商业区，就要向王府井重新申请地皮，但能否获准就很难说了。但是只要有钱，搬迁对北京市政府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大的难题。结果搬迁出人意料地顺利，很快便完成了。
据说，李嘉诚曾暗自去王府井探看拆迁状况，看到当地住户纷纷迁走时，他不禁双眼潮润，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是不可想象。
然而，搬迁过程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波折，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竟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
王府井麦当劳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28万平方英尺，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0000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盈利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早就有了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锏，即当年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当时才经营了两年多。麦当劳以此契约为要挟，扬言要与北京市政府对簿公堂。
那时，王府井这块地盘已快夷为平地，只剩下麦当劳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废墟上。某外国通讯社记者拍下了这一景象，于是世界传媒大都刊出了这张既滑稽、又可怜的“麦当劳孤立无援”的照片，因而国际舆论逐渐变得对麦当劳十分有利。香港民间也有传言，说李嘉诚为了做北京地王，不惜把契约在手的麦当劳撵跑，只许自己发大财，不准他人赚小钱。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例如，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美国佬的“官司癖”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王府井的位置决定了东方广场的特殊性，东方广场计划无疑是在天子脚下搭戏台，戏演得好，“龙”颜大悦，利润自然丰厚；戏演砸了，连戏台都可能被端掉。对李嘉诚来讲，这是个机遇，同时也是个挑战。但是，他敢于大胆尝试，敢于开创新路，因为他知道惟有如此，才能在财富之路上走得更远。
借股市做大做强
股票上市是每个想要做大做强的企业都要经历的道理，股票上市，会更加有效的筹措资金，股票上市，会更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股票上市，会对员工有更好的激励，李嘉诚善于借助股票的力量，快速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将长江实业迅速做大做强。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其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由于与祖国大陆的特殊关系，祖国大陆政治的任何波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香港前途；第二，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海外市场能为香港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至少，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比香港市场要丰富些；第三，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注：贷款较易）。
另外，在未有其他交易所成立之前（1969年之前），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透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当时香港会的会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及通晓英语的高级华人；而上市公司则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为香港本地工商企业集资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香港股市，对于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来说，可望而不可即。香港会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也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所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
时值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亟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元，占当时本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钱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
四会并存，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他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
尽管如此，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而筹集资金最快捷而有效的途径，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公司上市有很多好处，首先，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可以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上市后也有再融资的机会，从而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资金来源。
2股票交易的信息通过报纸、电视台等各种媒介不断向社会发布，扩大了公司的知名度，提高了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有助于公司树立产品品牌形象，扩大市场销售量。
3可以利用股票期权等方式实现对员工和管理层的有效激励，有助于公司吸引优秀人才，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等，但是公司上市也有其不利之处：
1上市以后企业不再是私人公司，而是负有向公众（包括竞争对手）进行充分信息披露的义务，包括主营业务、市场策略等方面的信息，提高透明度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秘密。甚至有可能呗恶意控股。
2有时媒体给予一家上市公司过高关注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3上市后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企业重大经营决策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如此可能失去部分作为私人企业所享受的经营灵活性。
4管理层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对企业的一部分控制权。
5为了达到上市目的以及上市后企业都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
6在上市的时候，如果股份的价格订的过低，对公司就是一种损失。实际上这是惯例，几乎所有的公司在上市的时候都会把股票的价格订的低一点。
7上市公司比私人企业需要履行更多义务、承担更多责任，管理层也将受到更大的压力等。
临渊羡鱼还是退而结网？几经思忖，李嘉诚决定筹划长江上市，奋力一搏。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
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两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两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间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欣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长实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却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
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市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
李嘉诚还意识到：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自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现在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从此，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运作，接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是他们所不希望的。
但李嘉诚必须这样，他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正是李嘉诚的这一奋力一跃，充分利用了股市的力量，长江才迅速积攒能量，在将来赶超置地，到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已实现赶超置地的目标。如果李嘉诚不将长实上市，未充分借助股市的作用，是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赶超置地的。二、三分靠运气，七分靠打拼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100%靠双手勤劳换来；20岁至30岁之间，事业已打下一定基础，这十年的成就，10%靠运气，90%仍是靠勤奋努力得来；之后，机遇的比例渐渐提高了。
——李嘉诚
艰辛童年，人穷志不穷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既是李嘉诚一生的写照，又是他历经艰辛不败不馁的精神支柱。李嘉诚幼时就随父诵读，熟记于心。他少年丧父，独立谋生，时时以此言鞭策自己。
1943年冬，正是香港少有的寒冬。北国的风，翻越南岭，掠过珠江平原，直扑香港。日本统治时期，市景本就萧条，寒冷降至，街上行人愈加稀落。
在这缺衣少食、人人自危的日子，谁也不会关注一对行街的妇人和少年——他们就是李嘉诚和母亲庄氏。此时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刚刚去世，没有留下一文遗产，家徒四壁，母亲只能带着嘉诚沿街挨家挨铺寻找工作，他们足足行走了一整天，从母子俩沮丧的表情，可知未能如愿。
天黑许久，路灯才亮起来。燃料短缺，日军实行灯火管制。酒楼饭铺，飘出阵阵香气，李嘉诚空乏的胃腹一阵阵痉挛，早晨喝的是菜叶煮稀粥，早就饿得肚贴背。
“阿诚，饿了吗？阿妈给你买糯米鸡。”母亲心疼地问道。她身上带了几块零钱。
“我不饿。”李嘉诚用坚定的语气回答道。他深知现实的冷酷，不找到工作，一家人连一日两顿稀粥都喝不上。
母亲微微侧过脸，泪水扑簌簌往下淌。
母子俩步履蹒跚回到家，双脚满是血泡。李嘉诚躺在床上不愿动，母亲把在路上捡的菜叶洗净，生火煮粥。
舅父带来一小袋米，他问了问一家人的起居饮食，板凳没坐热就告辞。他应该知道姐姐外甥外出找工作，就是一句不提，也许是在考验李嘉诚的毅力。
翌晨，李嘉诚坚持一个人出门，他不忍母亲跟着他一拐一拐，艰难地行街。
母亲说：“你去找潮州的亲戚和同乡，潮州人总是帮衬潮州人的。”母亲说了一串人名地址，他们都曾与李嘉诚的先父有交往。
李嘉诚先赶往上环的黄记杂货店，店主黄叔原先住在潮州北门，与李家租屋仅隔两条巷，他还是嘉诚伯父李云章的学生。
李嘉诚呆在街边愣怔，店铺关门，“黄记”布幌荡然无存。他透过门缝看，里面空无一物，只剩满地的垃圾。李嘉诚不知黄叔出了什么事，破产？外迁？或被日本人抓去？他曾听舅父与先父谈商界的事情：日军当道，市景肃杀，生意难续，生意人，执笠（倒闭）的多于开张的。
父亲认识的潮籍人都是小商小富，李嘉诚冒出个幼稚的想法，去银行找工作，扫地、抹灰、煲茶、跑腿，干什么都行。银行是做钱生意的，银行不会没钱，当然不会执笠。等待他的，只有闭门羹。
夜幕降临，李嘉诚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找工的结果一览无遗地写在他失意的脸上。母亲却露出难得的笑颜，告诉他：“舅舅叫你上他的公司做工”。
李嘉诚愣住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这两天，他遭受了太多的辛苦和委屈，双脚跑得又肿又疼，白眼冷语，深深挫伤他的自尊心。尽管如此，他仍觉得好事来得太快了。
母亲给嘉诚擦干泪水，自己的泪水却夺眶而出，母亲高兴地说：“进了舅舅的公司，天天跟钟表打交道，这是一门好技术，日后准能发达。阿诚，你可要好好做，听舅舅的话。”
谆谆教诲间，她瞒住了一个事实。庄静庵并不忍心让外甥小小年纪，就独自闯荡谋生，他原本就有意让嘉诚进他的公司。但他担心嘉诚找工作太容易，不思自强自力。故而先让嘉诚尝尝找工作的苦头，这样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业。
“我不进舅舅的公司，我要自己找工作。”李嘉诚想起先父的言行举止，他迅速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不想受他人太多的荫庇和恩惠，哪怕是亲戚。
母亲直愣愣望着嘉诚，以为听错了。嘉诚果断地重复一遍。母亲不再吱声，她发现儿子在清高这一点上，太像他的父亲，并且比他父亲还要倔强。
李嘉诚确实有几分倔强，两天遭受的种种挫折，使他产生了一个顽强的信念：我一定要找到工作！
母亲同意嘉诚再去找一天工作，“事不过三，第三天还找不到，就一心一意进舅父的公司做工。”
苍天不负有心人，次日正午，李嘉诚在西营盘的“春茗”茶楼找到一份工作，但他却不能上班，老板要李嘉诚找一位有相当资产和信誉的人担保。
李嘉诚兴冲冲跑回家，跟母亲说起这事。最好的保人，就是做中南钟表公司董事长的舅父。舅父不在家，嘉诚又等不及，母亲就随嘉诚先去茶楼看看。
母亲见了老板，向他诉说家庭的不幸。老板动了恻隐之心，竟同意母亲为儿子担保。李嘉诚进了茶楼做煲茶的堂仔。
广东人习惯喝早晚茶，天蒙蒙亮，就有茶客上门。店伙计，按照季节的不同，必须在早上5时左右赶到茶楼，为客人准备茶水茶点。
舅父送了一只小闹钟给嘉诚，好让他掌握早起的时间。通过求职这件事，舅父不再怀疑外甥独立谋生的能力。不过，还不敢预料嘉诚今后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而当时的李嘉诚，也不敢有宏愿大志，眼下最现实的，是好好做这份工作，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入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实在是太累太乏了。白天时，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翁坐茶桌泡时光。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呆在茶楼侍候。
李嘉诚对儿子谈他少年的经历：“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与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实在，富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他会揣测每个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由此而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的前程大有裨益。
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课堂，闻所未闻；不少说法，与父亲和老师灌输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又因为父亲的训言刻骨铭心，他在纷纭变幻的世界没有迷失自我。
艰苦的童年，繁重的工作，没有消磨掉李嘉诚的志气，反而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李嘉诚的脾性和心性，养成了成功的最基本条件——勤奋的好习惯，每个成功者背后都是一段辛酸的奋斗史，当然仅有勤奋是不能够的，成功还需要许多条件，但没有勤劳的性格去追求，成功也绝不会停留。
不安现状，频频跳槽
李嘉诚年轻的时候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不满足于只是吃饱喝暖，过平淡平庸的生活，他希望在风云际会的时代，走出他自己的路，所以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李嘉诚更换了许多工作，但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李嘉诚觉得在茶楼只做一个伙计，不会有大的发展，以后也不会出人头地，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最终决定去帮舅父做事，从新开始。进入舅父的中南钟表店工作，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1946年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离开势头极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厂，做行街仔（推销员）。
李嘉诚开始了“行街仔”（走街串巷）生涯，他说，他一生最好的经商锻炼，是做推销员。
行街推销，与茶楼侍候客人，和坐店销售钟表皆不同。后者顾客已有购买的意向，而行街推销，最初只有一方的意向。对方有没有买的意图？需不需要你的产品？你如何寻找客户，联系客户？你与客户初次会面该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客户没有合作意向，你如何激发他的意向？建立了购销关系的客户，你如何巩固这种关系？这些都是推销的艺术。真正的推销艺术，大学课堂里学不到，任何书本里也找不到。推销的艺术，在推销的本身，只能在推销之中去把握和领悟。
很快的，李嘉诚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卖出了大批产品。自从李嘉诚加盟五金厂，五金厂的业务蒸蒸日上，以销促产，产销均步入佳境。老板喜不自禁，在员工面前称阿诚是第一功臣。然而，备受老板器重的李嘉诚，刚刚打开局面，却要跳槽弃他而去。老板心急火燎，提出给李嘉诚晋升加薪，他仍不回心转意。
李嘉诚去了塑胶裤带制造公司。在现代人的眼里，这是一间小小的山寨式工厂，位于偏离闹市区的西环坚尼地城爹士街，临靠香港外港海域。
这间山寨工厂的魅力安在？竟然吸引李嘉诚离开稳定的收入投入到这个小地方来？
20世纪40年代中期，塑胶工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香港作为全方位开放的世界自由贸易港，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从欧美输入的塑胶料制品。塑胶制品易成型，质量轻，色彩丰富，美观适用，能够替代众多的木质或金属制品。当然塑胶也有易老化、含毒性等缺点，但这些缺点，被人们趋赶时髦的风气所湮没。时至今日，塑胶制品仍有很大市场。
李嘉诚在推销五金制品之时，就敏感的觉察到塑胶制品的巨大威胁。最初，塑胶制品是奢侈品，价格昂贵，消费者皆是富裕阶层。但是塑胶制品的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舶来品愈来愈多，尤其是港产塑胶制品面市，造成价格大跌。李嘉诚清晰地意识到，要不了多久，塑胶制品将会成为价廉的大众消费品。
香港是接受新事物最快的地方，它没有传统工业，但与世界有广泛的联系，总是能够迅速引进适宜在本港发展的产业。最初的塑胶厂屈指可数，但很快成雨后春笋的发展趋势。
美国汽车业骄子，曾任福特公司总经理、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的艾柯卡指出，20世纪前叶，产业是制造家的天下，社会商品相对匮乏，生产出来就会变成钱。到20世纪后叶，社会商品日趋饱和，厂家竞争激烈，生产出的产品，非得竭力推销出去才能产生效益。因此，执产业牛耳者，必须要由制造大师转为推销大师。
李嘉诚选择进入塑胶行业，正是受到了这一新兴产业的诱惑，也可看出他的天才的商业头脑，正是生产塑胶产品，为李嘉诚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李嘉诚做任何事，都会感谢过去生活对他的磨砺。他不属那种身强体壮的后生仔，而像文弱书生，背着大包四处奔波，实在勉为其难。幸得他做过一年茶楼跑堂，拎着大茶壶，一天10多个小时来回跑，练就了腿功和毅力。而他在茶楼养成的观察人的嗜好，现在做推销正好派上用场，他在与客户交往之时，不忘观颜察色，判断成交的可能性有多大，有没有必要“蘑菇”（拖拉）下去，自己还该做什么努力。
要做好一名推销员，一要勤勉；二要动脑，李嘉诚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李嘉诚把推销当事业对待，而不是仅仅为了钱。他很关注塑胶制品的国际市场变化。信息来自报刊资料和四面八方的朋友，他建议老板该上什么产品，该压缩什么产品的生产。他把香港划分成许多区域，每个区域的消费水平和市场行情，都详细记在本子上。他知道哪种产品该到哪个区域销，销量应该是多少。
加盟塑胶公司，仅一年工夫，李嘉诚就实现了他的预定目标。他超越了另外6个推销员，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手只能望其项背。老板拿出财务的统计结果，连李嘉诚都大吃一惊——他的销售额是第二名的7倍！
全公司的人，都在谈论推销奇才李嘉诚，说他“后生可畏”。
18岁的李嘉诚被提拔为部门经理，统管产品销售。两年后，他又晋升为总经理，全盘负责日常事务。
他已熟稔推销工作，可也深知生产及管理是他的薄弱处。因而虽然身为总经理，他却把自己当小学生，总是蹲在工作现场，身着工装，同工人一道干，极少坐在总经理办公室。每道工序他都要亲自尝试，兴趣盎然，一点也不觉苦和累。
李嘉诚以勤奋和聪颖，很快掌握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势头良好，销售网络日臻完善，许多大额生意，他都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具体的事，再由手下的推销员跑腿。
李嘉诚是塑胶公司的台柱，成为高收入的打工仔，是同龄人中的杰出者。他才20出头，就爬到打工族的最高位置，做出了令人羡慕的业绩。
李嘉诚应该心满意足。然而，在他的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两字。功成名就、地位显赫的他，再一次跳槽，重新投入社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新的人生搏击。
这是他人生中一次重大转折，从而迈上充满艰辛与希望的创业之路。
李嘉诚虽然跳槽多，但是，那都是在有所成就之后，看似他跳的快，但是跳槽之前，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待了几年，熟悉了整个行业，而且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只有他觉得再待下去，发展潜力不大，反而会阻碍自己的发展时。他才义无反顾的选择新的职业。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他的挑战精神，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更换职业。
创业伊始，备尝艰辛
1950年夏天，李嘉诚的长江塑胶厂在筲箕湾创立，标志着李嘉诚经营自己事业的开始，创业伊始，条件差，人也辛苦，但拥有梦想，再苦、再累的生活也是甜的厂房是租借的，由于数十万“大陆难民”涌来香港，香港闹房荒。李嘉诚资金紧张，只允许他租廉价的厂房。从港岛到九龙，李嘉诚跑了一个多月，最后才在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找到勉强合意的厂房。筲箕湾是港岛的偏僻地，厂址就更偏僻，临靠山谷的小溪。这里山青水秀，是读书的理想地方，去不是办工厂的适宜之地，工厂还是建在交通便利的市区边沿好。正因为偏僻，所以租金较低，几经“讲数”（讨价还价），加上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厂房，李嘉诚按房主要的价，租下厂房。
厂房破旧得不能再破旧了，窗户难得找到一扇完好无缺的，不是玻璃破碎，就是风钩脱落，房顶透下束束天光，香港春夏多雨，雨水哗哗漏泄，李嘉诚不得不花一笔钱修缮。
厂房里的压塑机亦是破旧不堪，是欧美淘汰的第一代塑胶设备。香港增加许多塑胶厂，业主多是小本经营，就有人专做旧机器买卖。当时谁都不曾料到，扯欧美塑胶商衫尾的香港人，会成为世界塑胶业的“大粒佬”，出口量居世界第一。
如果说长江塑胶厂能透出一线新迹象的话，就是挂在门口那块“长江塑胶厂”的厂牌是崭新的，业主李嘉诚，正踌躇满志，开创他崭新的事业。谁敢相信，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香港塑胶业的泰斗？正如仅仅看到长江源头的人，无法想象长江的万里奔腾之势。李嘉诚为他的山寨厂取“长江”之名，已经显示出万里长江的远大抱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嘉诚脚踏实地，不动声色去实现他的抱负。“勤能补拙”，他仍是初做“行街仔”的老作风，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不认为自己有超常的智慧，有的是“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感悟和实干。
他最初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大清晨外出推销或采购，他从不乘出租车，距离远就乘公共巴士，路途近就双脚行走。赶到办事的地方，别人正好上班。他，是那种温和持稳、不急不躁的人，行走起来却快步如风。他的时间太紧了，既要省出租车费，又要讲究效率，环境造成了这样的习惯。李嘉诚六十多岁，仍保持疾步的习惯。据汕头大学的教师称，李嘉诚在他捐赠兴建的汕大视察，上楼穿堂，步履矫健快速，陪同他的中年教师都气喘吁吁，颇感吃力。
中午时，李嘉诚急如星火赶回筲箕湾，先检查工人上午的工作，然后跟工人一道吃简单的工作餐。没有餐桌，大家蹲在地上，或七零八落找地方坐。当然，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长江厂甫有盈利，李嘉诚就抽钱出来，尽量改善伙食质量和就餐条件，以稳定员工队伍。“你必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相报”—李嘉诚与塑胶同业如是说。草创时期的长江厂条件异常艰苦，却鲜有工人跳槽，长江厂的凝聚力，建立在“诚”字上。
第一批招聘的工人，全是门外汉，过半还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惟一的塑胶师傅就是老板李嘉诚，机器安装、调试，直到出产品，都是李嘉诚带领工人一道完成的。第一次看到产品从压塑机模型中取出来，李嘉诚如中年得子一样兴奋。悭省啬俭的李嘉诚破例奢侈一番，带工人一道到小酒家聚餐庆贺。李嘉诚常说自己是个悭吝之人，他的部下却称他“悭己不悭人”。
晚上，李嘉诚仍有做不完的事，他要做账；要记录推销的情况，规划产品市场区域；还要设计新产品的模型图，安排明天的生产。业余自学，是不可间断的，塑胶业发展急速，日新月异，新原料、新设备、新制品、新款式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李嘉诚住在厂里，一星期回家一次，看望母亲和弟妹。规模稍扩大后，他在新蒲岗租了一幢破旧的小阁楼，既是长江厂的写字间，又是成品仓库，还是他的栖身处。那时的李嘉诚，把自己“埋”进了长江厂。
李嘉诚身为老板，同时又是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草创阶段，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来支撑。李嘉诚曾做过塑胶裤带公司总经理，两者毕竟不同。塑胶裤带公司产销已步入正轨，而这里是白手起家。李嘉诚是以小学生的态度，来做他所做的一切。
人们很难想象，当初李嘉诚哪来的这么旺盛的精力？他是靠着远大的抱负和顽强的意志支撑着的，李嘉诚发迹的经过，其实是一个典型青年奋斗成功的砺志式故事，一个年轻小伙子，赤手空拳，凭着一股干劲，勤俭好学，刻苦而劳，创立出自己的事业王国。他常言：“追求理想是驱使人不断努力的最主要因素”。
李嘉诚是个善于把握机遇的人。
香港资源匮乏，市场有限。香港加工工业的显著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原料和市场在海外，只能利用本地劳力资源赚取附加值。香港的工业化以纺织成衣业为龙头，塑胶、玩具、日用五金、手表装嵌等众多行业相继崛起，形成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的活跃局面。金融、地产、航运、交通、通讯、仓储、贸易等，皆向加工业倾斜或靠拢，加工业渐成为当时香港的新经济支柱。
李嘉诚投身塑胶行业，正是顺应了香港经济的转轨。塑胶业在世界也是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塑胶制品加工，投资少，见效快，适宜小业主经营。原料从欧美日进口，市场由以本地为主迅速扩展到海外。
李嘉诚对推销轻车熟路，第一批产品很顺利就卖出去。接下第二批、第三批……他手里捏着一把订单，招聘工人，经过短暂的培训就单独上岗。他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开足马力，昼夜不停出货。
他不再是惟一的管理人员，他招聘了会计、出纳、推销员、采购员、保管员，他没想到投产后会这么顺利，简直就是一帆风顺。
但是，这种一帆风顺下面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李嘉诚的机器是老掉牙的淘汰机器，要确保质量谈何容易！又加上大部分工人，只经过短暂培训就当熟练工使用，他们能够操作机器将制品成型，已是很不错了。结果李嘉诚只注意数量，却忽视了质量，差点遭遇灭顶之灾，幸亏李嘉诚平素树立的诚信人格，使事情有了一点点转机，李嘉诚咬牙坚持才渡过难关。正是因此危机，李嘉诚才确立了未来发展战略——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生机焕发，订单如雪片飞来，工厂通宵达旦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增长。
创业初期，资金，技术，力量都不完善，创业者唯有坚持勤奋的态度，不辞辛劳，才能抓住机遇的尾巴，走上成功的道理。一路走来，必须坚持诚信的态度，严格把控质量关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够保持住这难得的胜利果实。
塑胶大王，奋斗结出果实
李嘉诚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多人认为他是天之骄子，是命运的宠儿，幻想如果有他一半的幸运，那该多好啊，可是李嘉诚能够取得今天这般令人艳羡的成绩，真的仅仅是上天眷顾吗？常人眼中的“幸运儿”，都是善于把握命运，把握机遇的人，机遇无处不在，而它只青睐有准备的人，幸运的背后是默默无闻的辛勤准备之功。
长江厂从创办起，所生产的两大门类：塑胶玩具和塑胶日用品，先后变化了几十款。这大部分是按照代理经销商的订单，设计改型的。厂家为商家所左右，李嘉诚曾想站在消费者立场上，推出新产品左右商家，因为太忙，风险又大，只能作罢。
进入塑胶业已是第7个年头，李嘉诚自觉仍属这一行业的平庸之辈，他从来就不是个甘于平庸之人。他渴望有个新突破，使长江厂从同行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寻找突破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弹丸之地的香港，而应该看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李嘉诚不是一个寻常意义的企业主。我们且不探究他的内心世界，单看他的外在表现。在工业区和闹市区，人们常能见到不少这样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聚在酒楼菜馆，觥筹交错，豪饮暴食；他们去麻雀馆（赌坊）小赌，去跑马场大赌，去澳门豪赌；他们中，更有人是妓寮凤楼的常客，枕香抱玉，共度春宵。香港既是投资家的乐土，又是逍遥客的销金窟。他们中，不乏精明的赚钱高手，但是就看他们才有小钱就享福享乐的样子，注定他们不太可能有大发展。
李嘉诚与这一切无缘，这必须归结于他良好的家庭教育。李嘉诚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工作完毕，还要自修功课。临睡前，舒展疲惫的身肢，斜靠在床头翻杂志。他购买和订阅的杂志都是经济类的，日积月累，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
一日深夜，李嘉诚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目光被一则简短的消息吸引住：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成批生产并推向欧美市场。一直苦苦寻找突破口的李嘉诚，如迷途的夜行人看到亮光，兴奋不已。
欧美的家庭，室内户外都装饰花卉。这些植物花卉，经常要浇水、施肥、剪修、除草。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许多家庭主妇变成职业妇女，对这些家庭来说，不再有闲情逸致花费时间去侍弄花卉。并且，植物花卉花期有限，每季都要更换花卉品种，实在麻烦得很。
塑胶花正好弥补这些缺陷。现代人以趋赶时髦为荣，塑胶花的面市，必将会引发塑胶市场的一次革命，销售前景极为乐观。
1957年春天，李嘉诚揣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极大的希冀，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去考察。
他在一间小旅社安下身，急不可待地去寻访该公司地址。经过两天的奔波，李嘉诚风尘仆仆地来到厂门口，却戛然却步。他素知厂家对新产品技术的保守与戒备。也许应该名正言顺地购买技术专利，但是一来，长江厂小本经营，绝对付不起昂贵的专利费；二来，厂家也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它往往要在充分占领市场，赚得盘满钵满，直到准备淘汰这项技术时方肯出手。
那么长江厂只能跟在别人后头捡一点汤喝，谈何突破？聪明的香港人善于模仿，对急于打冷门、填空白的李嘉诚来说，等塑胶花在香港大量面市后模仿，将会遇到众多的竞争对手。市场的竞争，又是时间的竞争；赢得时间，才能赢得市场。
李嘉诚以香港经销商的身份，进入这家公司，声称准备在香港推销公司的塑胶花。公司职员彬彬有礼地带李嘉诚进产品陈列室，琳琅满目的塑胶花使李嘉诚恨不得长10双眼睛。他一面拿花束在手中端详，一面询问有关塑胶花的知识。
这位挑剔的“港商”差不多在公司“磨蹭”了一整天，才购买各种款式和颜色的塑胶花，准备先带回香港试销。样品有了，脑子里也装满了塑胶花的常识。然而，仅仅是常识，核心的生产工艺及配方调色呢？
李嘉诚去当地图书馆查找这方面的资料，所见的专业资料，他在香港也看过。李嘉诚心急如焚，他放下厂里的事务远来欧洲，在这里又没达到最终目的，难道就这样只买回大批塑胶花去做摆设？
情急之中，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这家公司的塑胶厂招聘工人，他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李嘉诚只有旅游签证，按规定，持有这种签证的人是不能够打工的。老板给李嘉诚的工薪不及同类工人的一半，他知道这位“亚裔劳工”非法打工，绝不敢控告他。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常常采用压低工薪的做法，盘剥落后国家来的非法移民。
李嘉诚哪里会计较什么工薪？幸亏这位老板贪心，李嘉诚才能靠一张旅游签证，打入这家工厂做工。这家工厂原先和总公司在一起，由于环境保护组织的抗议，才从市区迁到郊外。这样，李嘉诚就不必担心被总公司的人发现。
李嘉诚负责清除废品废料，这样他就能够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双眼却恨不得把整个生产流程吞下去。李嘉诚十分勤快，工头夸他“好样的”，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下等劳工”，竟会是“国际间谍”。李嘉诚收工后，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
假日，李嘉诚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各个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的厂应聘做技术工人。就这样，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塑胶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
平心而论，站在今日的角度，李嘉诚的行为有悖商业道德。但在专利法还不太健全的50年代，李嘉诚迫于无奈的举动，还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诚满载而归。随机到达的，还有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
李嘉诚回到长江塑胶厂，他不动声色，只是把几个部门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把带来的样品展示给大家看。众人为这样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塑胶花拍案叫绝。
李嘉诚宣布，长江厂将以塑胶花为主攻方向，一定要使其成为本厂的拳头产品，使长江更上一层楼。
产品的竞争，实则又是人才的竞争。李嘉诚四处寻访，重酬聘请塑胶人才。李嘉诚把样品交给他们研究，要求他们着眼于三处下足功夫，一是配方调色；二是成型组合；三是款式品种。塑胶花实际上是植物花的翻版，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种植并喜爱的花卉不尽相同。李嘉诚觉得自己带来的样品，太意大利化了。他要求顺应本港和国际大众消费者的喜好，设计出全新的款式，并且不必拘泥植物花卉的原有模式。
设计师做出不同色泽款式的“蜡样”，李嘉诚带着蜡花走访不同消费层次的家庭。最后确定一批蜡花作为开发产品。此时，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已把配方调色研定到最佳水准。又经历过连续一个多月的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第一批样品。
填补空白的产品，很容易卖高价。李嘉诚不这样想，价格昂贵，必少有人问津。他经过成本预算，批量生产的塑胶花，成本并不高。只有把价格定在大众消费者可接受的适中水平，才会掀起消费热潮。卖得快，必产得多，“以销促产”比“居奇为贵”更符合商界的游戏规则。
其时，意大利塑胶花已进入香港市场，由连卡佛百货集团公司经销。连卡佛是老牌英资洋行，走的是高档路线，卖的是名牌及奢侈品。意产塑胶花价格不菲，只有少数洋人和华人富有家庭购买。
李嘉诚携带自产的塑胶花样品，一一走访经销商。他们为这些小巧玲珑、惟妙惟肖的塑胶花，撩得瞠目结舌、眼花缭乱。其中有的经销商是老客户，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就凭长江破旧不堪的厂房，老掉牙的设备，能生产出这么美丽的塑胶花？
“这是你们出品的吗？”一位客户狐疑地问道，这些产品论质量，已经与意产的不分上下。
“你们大概是怀疑我从意大利弄来的吧？”李嘉诚心平气和微笑道，“有机会，你们可以将两者比较，看看是港产的，还是意产的。”
办公室的人围着塑胶花仔细察看，发现李嘉诚带来的塑胶花，的确与印象中的有所不同。
众多的样品中，有数样中国人喜爱的特色品种。
李嘉诚说：“欢迎各位去长江看看，长江虽然还是老厂房，可生产塑胶花的设备却是新的，研制塑胶花的都是新人，当然，现在的事业更是新的。”
李嘉诚的报价，又一次使他们目瞪口呆，物美价廉，没有理由不畅销。大部分经销商，都非常爽快地按李嘉诚的报价签订供销合约。有的为了买断权益，主动提出预付50%订金。
每家经销商的销售网络不尽相同，李嘉诚尽可能避免重叠。很快塑胶花风行香港和东南亚。老一辈港人记忆犹新，几乎是在数周之间，香港大街小巷的花卉店，摆满了长江出品的塑胶花。寻常百姓家、大小公司的写字楼，甚至汽车驾驶室，都能看到塑胶花的倩影。
李嘉诚掀起了香港消费新潮，长江塑胶厂蜚声香港业界。为日后李嘉诚赢得“塑胶大王”美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李嘉诚善于抓住机遇，才能开创今天的大局面。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多少有些认为李嘉诚的成功是上天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哪个更重要一些呢？
李嘉诚曾经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岁至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在1986年时候，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个人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完全是靠勤奋工作。不断奋斗而取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丢掉的。”
李嘉诚认为早期的勤奋努力，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可见幸运只是一般人的错觉。我们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大多数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得到机会而退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让也是李嘉诚的成功源头，勤奋和幸运都非常重要，在创业之初，资本积累阶段，勤奋尤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判断机会的眼光和把握机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