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磊落落向曙星。”
——引自《古乐府·善哉行》
1963年，杨柳枝头刚刚吐露出鹅黄色的嫩芽，一辆银灰色的轿车驶出北京大学校门，朝着北京城里疾驰而去。
车里，坐着一位年已六旬的老人。他前额宽广，两道浓眉下戴着一副眼镜，稍胖，黑白相杂的短发看上去成了灰色。此时，他正紧皱眉头，咬紧嘴唇——这是他陷入沉思时的习惯动作。
他，姓傅，单名鹰，是我国著名的胶体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化学系一级教授。傅鹰接到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要找他谈话。傅鹰一听就知道，准是谈要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事。因为前几天校党委已经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当时十分干脆地回答：“我不当！”
傅鹰在车上打着腹稿，准备着等一会儿陆定一副总理问他为什么不当副校长，讲几条理由。
果然不出所料，当陆定一副总理讲完了组织上准备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听说，你不愿意当副校长？”
“是的。”
“为什么？”
傅鹰像答辩论文似的申述道：“党和人民要我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我很感谢。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够格，不能当副校长。理由有两条——第一，北大人才济济，工作能力比我强，学术贡献比我大，资历比我深的人，比比皆是，请择贤而任；第二，我这个人爱说话，常常得罪人，当领导不合适。”
谁知陆定一副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傅教授，你的第一条理由，姑且不论。我们请你当副校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你的第二条理由！傅教授，你一向执言不讳，敢说真话，这是难能可贵的。要办好北京大学，一定要依靠你这样的科学家。”
这一席话，说得平素爱说话的傅鹰无言可辩。不久，傅鹰就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全校师生都为有这样的仗义执言、刚正不阿的领导而高兴。
傅鹰的直率，是惊人的直率。请允许我用化学论文式的笔调，试举几例说明之。下面引号内引述的话，摘自1961年教育部某次会议的简报，“原汁原汤”，没掺我的半分“艺术加工”。
例一，“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都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果真，这话后来被列为“反党黑话”）
例二，“傅鹰说：一个教研线内有经验的教师总是少数，而没有经验的却是多数。在学术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是对群众路线的曲解。对科学事业非常不利。”（这话后来被斥为“反对群众路线”）
例三，“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1年内完成了100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1年之内完成十几项像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也不是，而是废品。献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年献礼，每次都是新项目，哪里会有这么多新项目？就像唱戏，怎么能要求每次都有新角上台呢？”（这话后来被定为“反对‘大跃进’”）
例四，“傅鹰还说，这三年我们北大化学系在科研上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怎样搞法会给我们工作带来损失。至于正面的研究成绩是很少的，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而时间的耗费是不可弥补的。”（这话也被收入“黑话录”）
傅鹰这样正直的话，是很多的。他看不惯，就要讲，不论在大庭广众，在报纸杂志，在小组讨论，在朋友之间，都是这样心直口快。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
然而，傅鹰也正因为敢说真话，每次政治运动来了，他差不多都挨整。他的这些热情又尖锐、善意又直截了当的话，被编印成厚厚的一本《傅鹰反党言论集》。有人好意地劝傅鹰，你是化学家，你写你的化学论文，何必牵涉政治？
也有人批评傅鹰：傅鹰在化学上是天才，在政治上是蠢材！在科学上要讲真话，要实事求是，而在政治上却不能那样，即使不讲假话，也应当少讲话或者干脆不讲话。把对待科学的办法搬来对待政治，会碰得头破血流！
傅鹰却不悔。在科学上，他为真理而斗争；在政治上，他也为真理而斗争。他以为，“言为心声”，心里怎么想就该怎么说，事情本来什么样就该怎么说，这是做人说话的起码准则。他不虚伪，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会见风使舵、拍马奉迎。他深恶痛绝那班打“小报告”的人。傅鹰甚至在“牛棚”里所写的“交代”中，仍义正词严地痛斥道：“我认为在私人交谈中的话只是与彼此两个人有关。若有一个人的话不对，另一个人就应当立时指出错误，这才是尽了朋友之责，才能算是朋友。若是当时不说，甚至随声附和，到后来却引用来做批评的材料，就是不够朋友。虽然还不能算是‘卖友求荣’，我对之仍有反感。”
傅鹰的一生，贯穿着两个字：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