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曾说过这样的话：“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我们就顺着傅鹰走过的脚印，追溯“磊落”二字是怎样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的。
傅鹰，生于1902年1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人。
傅鹰的父亲曾做过北洋政府驻俄官员，用傅鹰自己的话来说：“我父亲没做过太大的官儿，也没有怎么样太穷过。”
傅鹰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所以他父、母亲讲满嘴福建口音，而傅鹰则一口北京土话。傅鹰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傅鹰个子不高，矮墩墩的。小时候很喜欢踢足球、游泳。1916年，他进北京汇文学校（后称“汇文中学”）读书，兴趣全在体育运动上，学习成绩并不好，常常只够及格。他曾回忆道：
“那时候我父亲时常教训我，为人应能自立，不能靠父兄余荫。”
后来，傅鹰对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成绩也明显提高了。1919年，傅鹰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学化学系。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
来到美国后，他没有“靠父兄余荫”，而是半工半读，在暑、寒假里做工，用得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他渐渐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
一开始，许多美国同学瞧不起这个中国学生，说中国人是“低能儿”。
然而，不久，同学们就发现，傅鹰是个“怪人”：他常常只带了点面包和咖啡，钻进实验里，一进去就两三天不出来，整天整夜地做实验，困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一直到实验做完，才从实验室里出来。
期终考试的时候，傅鹰名列前茅。这时，美国同学翘起大拇指说：“Fu！Fu！”（Fu即傅）
傅鹰在导师巴特尔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刻苦钻研胶体化学。在胶体化学上，有一条著名的“特拉波规则”，说“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链的增加而增加”。傅鹰却用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恰恰相反，“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链的增加而减少”！这一截然相反的结论，震动了美国化学界。
1928年，傅鹰获科学博士学位。从此，美国同学对他另眼相待，再也不叫他“低能儿”了。
就在傅鹰醉心在胶体化学的王国的时候，学校里新来了一位中国女学生。她才18岁，个子不高，瘦瘦的，虽然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可是迎面碰上男同学，也好像没看见。她的嘴巴仿佛贴了封条，一声不吭。
这位女同学被分配在傅鹰的实验室里，照理，同胞在异国是很亲热的，可是她对傅鹰除了点一下头之外，一句话也不讲。
傅鹰埋头在实验之中。这个女同学也很用功，连星期天都钻在实验室里。有一个星期天，美国女同学拉她去看打球，她却说：“我是到美国来读书的，不是来看球赛的！”一扭头，朝实验室走去。
可是，她新来乍到，实验技术毕竟不高明。在做实验的时候，不慎把一瓶水银碰倒了，水银撒满了水泥地，这时，她紧张地“啊哟”了一声。
她的叫声惊动了傅鹰。水银是有毒的物质，极易蒸发，人吸进去会中毒的。傅鹰见状，连忙跑过去，用滤纸把地上的水银珠一粒粒舀起来，倒回瓶里。水泥地上到处是水银珠，仿佛雨后的荷叶上银闪闪的水珠一样。傅鹰一声不响，认认真真地把水银珠一颗颗拾起，最后在地上撒了硫磺，以使漏失的水银成不易挥发的硫化汞。这位女同学看到傅鹰累得额上沁满汗珠，说了声“谢谢”。
想不到，从此后，那女同学竟对傅鹰产生了好感，很快地就爱上了傅鹰。原来，她是一位“热水瓶”式的人物，别看她平时冷冰冰的，一旦打开了塞子，却热腾腾的！他们是在科学王国中结识的，他们的爱情始终与科学息息相关。
在熟悉之后，傅鹰才知道，这位女同学姓张，单名锦，山东无棣县人。张锦的父亲，是两广总督张鸣岐。
张锦也是个脾气非常倔强的人。在她父亲眼里，她是个名门闺秀，只要学点女红，将来嫁个乘龙快婿，就可以享一生清福。然而，张锦却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个弱女子，她立志要像男同学那样去留洋，学习科学，将来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她挣脱了家庭的羁绊，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像她这样年轻的女学生，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当时，张锦的哥哥张锐也在美国留学。张锦除了有事找哥哥之外，对任何男人都怀着戒备的心理，不予理睬。加上她出身豪门，自幼养成一种矜持的态度，轻易不与别人来往。
张锐在张锦来美之前，就已经认识傅鹰，很喜欢这个耿直的朋友。后来，知道妹妹爱上了他，也很高兴。
1928年，巴特尔教授在一次化学会议上，宣读了傅鹰的论文，马上引起了美国一家化学公司注意。该公司派专人前来拜访傅鹰，愿以优厚的待遇请傅鹰到该公司任职，条件只一个——长期在那里工作。
傅鹰马上找张锦商量，因为这是决定他今后一生命运的大事。后来，傅鹰在他的回忆材料中这样写道：
“我和张锦商量，她说我们花了中国的很多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事。现在如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我听了她的话，就谢绝了那个公司。这是她第一次挽救了我。”
这是一个年仅18岁的姑娘对26岁的小伙子讲的推心置腹的话。寥寥数语，充满着对祖国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