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蚊虫标本室，来到陆宝麟教授的办公室。室内放着一架显微镜，还有书柜和一架英文打字机。书桌上堆放着一大沓刚收到的各地来信和国外来信。不难看出，陆教授工作异常繁忙。据他的一位助手介绍，他每天早上七点便来到办公室，一直忙到深夜。星期天也在这儿度过，他身兼许多社会职务，工作头绪多，担任许多杂志和书籍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不久前，他还受学部的委托，来到上海，对上海昆虫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任务进行评议。
他的工作总是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而他则以高效率和充沛的精力，完成来自四面八方的任务。
尽管陆教授那么忙，但当我请他谈谈自己研究蚊虫的经历时，他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这次谈话。
他，191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农村。大自然中的各种昆虫，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哥哥陆近仁比他大12岁，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后来成为生物学教授。陆宝麟教授受哥哥的影响，在东吴中学毕业后，也考入东吴大学的生物系，1938年毕业。从1941年起，他开始研究蚊子，迄今已整整43个年头了。
本来，他研究蚊子，只是作为对一种科学问题的探讨。1951年，他的肩上挑起了重担，使他意识到：对蚊子的研究，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健康休戚相关。
那时候，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一个由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关于美国细菌战国际科学调查团”，来到中国进行调查。
谈到这里，陆宝麟从书橱里拿出一卷资料，里面有一张国际科学调查团在沈阳的照片。他很兴奋地指着照片说，当时他才30多岁，又不是党员。可是党和人民政府委他以重任，要他在沈阳国际调查团发言，他和他的同事们从科学的角度查明我国东北发现的一种昆虫，不是当地原有的，而是来自国外。
陆宝麟做了充分的准备，当着各国科学家的面，揭露了美帝利用投撒带菌昆虫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3年，他接到紧急任务匆匆赶到云南中缅边境。
那时，残留在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队，常常进行骚扰。人民解放军奉命前往那里歼敌。然而，恶性疟疾在那儿流行。
当时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要到怒江畔，先把老婆嫁。”
传播恶性疟疾的罪魁祸首是蚊子。作为蚊子专家，陆宝麟毫不迟疑，直奔危险的疫病流行区。
在深山老林里，解放军架起了机枪，保护蚊子专家在现场的行动安全。
采集蚊子居然要用机枪保护！陆宝麟平生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新鲜事。
蚊子专家终于查明，那儿的恶性疟疾，主要是一种名叫“微小按蚊”的蚊子传播的。他建议采用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等措施，消灭微小按蚊。采用这种灭蚊办法后，终于使战士们在边境站稳脚跟，既战胜了恶性疟疾，也战胜了国民党残余部队。
蚊子专家刚刚在中缅边境告捷，上级又急令他奔赴浙江舟山。
那时，国民党军队盘踞着一江山岛、大陈岛，东海上频频爆发战火。舟山，成了对敌作战的前沿地带。这时，丝虫病在舟山流行，严重地危害当地军民的健康。
丝虫病也是万恶的蚊子传播的。陆宝麟一到那里，便与当地的防疫大队共同战斗，开展灭蚊、防治丝虫病工作。在部队与居民的全力配合下，向岛上的殃民祸首——蚊子发起猛攻，把丝虫病的凶焰压下去了。
就这样，蚊子专家转战到东北白山黑水、广西中越边境、海南岛热带丛林……
1978年，广东佛山忽然流行一种传染病，病人发高烧、骨头疼。这病叫“登革热”，也是蚊子作祟害人。蚊子专家来到这里，查明“登革热”最初是从佛山陶瓷厂传来的，而该厂对外开放，参观者甚众，可能是外来者染上了“登革热”病毒，而传播这种病毒的媒介是“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
岂止如此，1979年，“登革热”病在广东中山县也流行起来。
1980年，“登革热”在广州、海南岛大流行，患者甚众。
一个老太婆从患区海南岛探亲归来，一回到韶关，一下子把“登革热”在那儿传播开来，一千多人病倒！
“登革热”如此横行，蚊子如此肆虐，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于是，在陆宝麟教授的领导下，成立了综合防治研究协作组。
协作组深入疫区，动员群众填污水坑，来了个大规模的翻盆倒罐运动，消灭白纹伊蚊、埃及伊蚊的孳生地。
在乐平有个村庄，协作组发现那儿几乎家家户户都腌泡菜。泡菜坛口有一圈积水，而坛子又往往放在光线阴暗的床下，成为白纹伊蚊极为理想的孳生地。自从动员各家去除泡菜坛积水之后，当地的白纹伊蚊便大为减少。
广州人喜爱盆景。协作组发现，盆景里那一点点积水，也是蚊子的“大本营”。于是，协作组又动员家家户户清除盆景积水。这才终于制服了凶恶的“登革热”，使人民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