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了解“苍蝇专家”的另一面——家庭生活，决定到他家里采访。
听他的助手说，要找苍蝇，如果到实验室去找，白天、晚上、星期天，他都在；如果到他家里，要事先“预约”。不然，他不会在家。
果真，当我“预约”了星期天晚上到他家拜访时，他特地从昆虫研究所赶回家。
他的家在上海科学院宿舍区，环境十分安静。走进范滋德的家门，只见到处堆放着书，连床头也放着书。家具很简朴，颜色不一，有米黄色的，有棕色的，看得出是陆续添置的。他睡的床，床架油漆斑驳。另一张床干脆没有床架，把棕棚平放在四张方凳上。
范滋德的小家庭只有三口子——他，爱人，儿子。
他的爱人是毛纺厂工人，爽快、健谈。她用很真挚的感情，朴素的语言，讲述了“苍蝇专家”感人的另一面……
她说，滋德和她刚结婚，就“变了”，曾使她两度产生了很深的“怀疑”！
范滋德和他的爱人是同乡，都是江苏吴江县人。他们俩认识，颇为有趣：1955年，范滋德回乡探亲，返沪时在小火轮上遇见一位老年妇女，闲谈之中得知彼此都住在上海重庆南路，相隔只几百米。于是，那老年妇女就邀范滋德回沪后到她家做客。异地同乡，倍觉亲切。
在她家，范滋德认识了她的女儿——后来成为他的爱人。在谈恋爱的时候，范滋德常去她家，一坐便是好久。
可是，当他们在1957年结婚以后不久，范滋德就马上“变了”。他抛下新婚的妻子，下乡去了，一个月难得回来一两天。
范滋德总是说自己忙，忙。妻子觉得奇怪，谈恋爱的时候，他怎么没说忙呢？他笑笑说，我年轻不小了，不结婚不行了，所以那时候只好挤时间谈恋爱。如今结婚了，完成了人生的大事，该忙工作了。妻子只念过几年小学，她是很难理解这位知识分子忙些什么。谁都上班，谁也都下班，哪有整天忙个没完没了的呢？
有一次，范滋德很久没有回家。妻子一方面出于挂念，一方面也想去了解了解他究竟忙什么事儿，便来到郊区范滋德蹲点的地方。那天下着毛毛雨，妻子好不容易在一间棉花仓库里找到范滋德，他正忙着跟农民一起查找棉花中的红铃虫呢。
果真是忙，而且忙的是正经事。这下子，妻子的“怀疑”，算是消除了。
结婚的第二年，妻子生下了儿子。分娩时难产，做了剖腹手术。妻子的身体变得很差，常常住院。范滋德却依旧在农村蹲点，忙于除虫灭病工作。有一天傍晚，他骑车经过小桥，连人带车摔进河里，跌得不轻。
妻子向领导反映，才算把范滋德调回上海工作。然而，他仍旧忙于工作，星期天也不在家。
为什么呢？他向妻子解释说，研究苍蝇，离不开标本、显微镜、文献，那些东西是不能拿回家的，所以要研究，就得往研究所里跑。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星期天也得花上去。
他妻子每逢休息，总是烧了好菜，要老范回家吃饭。再忙，饭总要吃吧？可是，他却常常忘了回家吃饭。妻子不高兴，要他写下“保证书”，保证回家吃饭。尽管“保证书”压在书桌玻璃板下面，他却常常忘了自己的“保证”。
添了儿子，妻子又长病假，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双方都有老人，要赡养。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尽管范滋德每月领了工资，一分不差都交到妻子手中，然而，小家庭的生活并不富裕。
在跟邻居聊天之中，妻子偶然听说，范滋德除了工资之外，还常常收到稿费。奇怪，他有稿费，从来没有交给妻子，钱到哪里去了？她问范滋德，他支支吾吾，说自己没有拿什么稿费。这下子，妻子疑心了。
她脾气直爽，见范滋德不肯说，就去找他的领导。领导很诚恳地告诉她，范滋德发表不少论文，确实收到不少稿费。不过，他没有收下，都退回去了。他说，研究苍蝇，这是我应当做的工作，国家已经给我工资了，我不能再拿稿费，国家还穷，很需要建设资金。
妻子被深深地感动了。回到家里，她问范滋德，退掉稿费，还有什么支支吾吾不敢说？我支持你嘛，不会拖你的后腿！
至今，范滋德一家三口里里外外的衣服，全是妻子自己做的。两人上下班，都骑自行车。妻子在浦东上班，路那么远，常常只带点家里剩菜在厂里吃中饭。
范滋德的儿子，24岁了，衣着非常朴素，已从上海科技大学精密机械工程系毕业，毕业设计优等，获学士学位，他自学了医学，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物生理研究生。他像范滋德一样，念大学时，忙于学习，一个月才回家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