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可敬的老师，叫胡经甫。1935年，赵修复考入燕京大学生物系，给他上昆虫学的，便是胡经甫教授。
当时，胡教授年富力强，40多岁，从美国留学回来。从三年级起，胡教授亲自指导赵修复毕业论文。
胡教授让赵修复去调查果树害虫。赵修复捕捉了果树害虫，养起来，细细观察。
咦，奇怪，有一次他由毛毛虫的肚子里养出一只像小蛆一样的东西来，这是怎么一回事？赵修复不明白，急忙跑去找胡教授。胡教授告诉他，那是寄生蜂，是一种益虫——寄生蜂把卵产在害虫的身体中，把害虫的身体当成“旅馆”和“饭店”，在那里长大。这样，寄生蜂既消灭了害虫，又繁殖了自己的后代。原来，在昆虫世界之中，也有各种巧妙的斗争！
这件事，使赵修复对寄生蜂产生莫大兴趣。
胡教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当时，他除了编著《中国石蝇志》外，还编著了《中国昆虫目录》一书，共六卷，收入20069种昆虫。这样的鸿篇巨制，使赵修复大开眼界。他深知，胡教授的《中国昆虫目录》，就是一部中国昆虫的详尽的“花名册”。
胡教授知道赵修复是福建人，特地给他看了自己的《福建省昆虫初步名单》。赵修复看了，才知道他的故乡原来有那么众多的昆虫。他非常敬佩胡教授的学术造诣。
胡教授看到赵修复那样勤奋，对昆虫学锲而不舍，就从自己的书橱里，拿出一本书，要赵修复细读。
这是一本在北京出版的英文版昆虫学专著，封面上印着《中国蜻蜓手册》的字样，作者为尼登。
“尼登，是我的老师，美国人。”胡教授说道。
“《中国蜻蜓手册》，怎么由一个美国人来写？”赵修复感到很奇怪。
“那是因为在我们中国没有专门研究蜻蜓的人。”胡教授颇为感慨地说，“尼登在1928年来中国讲学。他在讲学期间，四处捕捉蜻蜓，写出了这本《中国蜻蜓手册》，成为关于中国蜻蜓的第一部专著。尼登先生这种探索精神当然是可贵的，然而，中国的蜻蜓专著由一个外国人来写，未免是可悲的！”
胡教授的话，像激浪一样不断冲击着赵修复的心扉。“中国的蜻蜓专著由一个外国人来写，未免是可悲的！”这句话不住地在赵修复的耳边回响。
赵修复很认真地读了尼登的《中国蜻蜓手册》。他立下了这样的志愿：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写出一部关于中国蜻蜓的专著，超过尼登！
如果说，“教师是事业的向导”，那么，胡教授就是把赵修复领上研究中国蜻蜓之路的向导。“蜻蜓博士”，便是这样开始研究起蜻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