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多么有趣的昆虫！
蜻蜓，黄黑相间的身体，又长又透明的翅膀，一对“小灯泡”似的大眼睛。这对大眼睛是由上万只小眼睛组成的“复眼”，能够看清六米以内的东西。
蜻蜓，是害虫的克星。一只蜻蜓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吃掉很多苍蝇或者蚊子！蜻蜓，像离弦之箭似在空中疾飞，一秒钟可以飞行20米！
赵修复对蜻蜓入迷了。他手持捕虫网，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田野，在草地，在深山，迅跑着，追逐着。他的双眼，总是紧盯着疾飞而过的蜻蜓。
幸亏赵修复一向是体育爱好者。他爱打球。他曾是燕京大学乒乓球队队员呢！他打篮球，也有两下子。他曾说，哪一天没打球，哪一天就觉得浑身不自在。“蜻蜓博士”在捕捉蜻蜓时，非常需要体育运动中的素质。捕捉时要跑得快，要像短跑运动员；捕捉时眼快手疾，要像乒乓球运动员；挥动捕虫网，那样子酷似网球运动员；越过小沟，爬上山坡，则要像跳远运动员、登山运动员……赵修复身材修长，运动员的派头，给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帮了大忙。
1939年，他从燕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曾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教，两年后回福建任教。工作地点的不断变动，却使“蜻蜓博士”的研究工作受益莫大。他所采集的蜻蜓标本的种类越来越多，有北方的，有南方的，有沿海的，有山区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协和大学迁到闽北邵武县办学。邵武距离挂墩和大竹岚只有两天步行的路程。在大竹岚，有一位名叫傅重先的农民，帮他采集了很多珍贵的蜻蜓和寄生蜂标本。傅重先一家三代人都善于捕猎和采集。赵修复至今仍然时常怀念这位为中国蜻蜓分类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1948年，赵修复进入美国麻省州立大学念研究生。他带着一大堆中国蜻蜓标本和蜻蜓学论文初稿，渡过了太平洋。在那里，他遇上了平生第三位可敬的老师，名叫亚历山大。他是世界著名的“大蚊专家”。大蚊，样子像蚊子，个子比蚊子大，似蚊而不属于蚊类。
第一次见面，“大蚊专家”就给赵修复留下不可泯灭的印象：他怀着非常紧张的心情，走进导师的办公室。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亚历山大桌子上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如果你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情，请你不要来找我！”
亚历山大见到这位来自遥远的东方的学生，显得很高兴。然而，初次见面，没讲几句，就结束了谈话。他似乎很忙，沉醉于他的“大蚊世界”之中。
后来，接触多了，赵修复渐渐了解他的导师的脾气。
亚历山大有句口头禅：“没有人比我更忙！”
真是这样的吗？他在忙什么呢？
他告诉赵修复，他从做学生开始，就整天忙碌。他很同情赵修复，说自己也是穷学生出身。
他念大学时，要负责烧三个宿舍的锅炉，让别人暖暖和和地睡个安稳觉。天还没亮，他要跑到老远的地方去挖冰，卖给冰窖。天亮了，赶紧回到学校上课。他这样艰辛地读大学，怎么不忙呢？
大学毕业后，亚历山大忙于研究工作。
对于生物分类家来说，发现一种生物新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常常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给予学术荣誉。然而，亚历山大却以每年发现200种大蚊新种、发表20篇学术论文的惊人速度在前进。后来，他在93岁时去世，一生中总共发现10800大蚊新种，发表了1000多篇论文！
尤其可贵的是，亚历山大没有助教，一切都靠自己动手，怪不得没有人比他更忙！他唯一的助手是他的夫人。为了全力以赴地研究大蚊，他们没有生孩子。亚历山大生前留下遗嘱，把他数十年所搜集的大蚊标本，全部献给了美国国立博物馆。
在这样一位可敬的导师指导下，赵修复发奋向前，克服科学道路上的重重困难。
赵修复领取学校的助学金，但每周要为系里工作20个小时，作为补偿。此外，他还帮助人家看孩子，做临时工，这点菲薄的收入，用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他最乐意干的事情是替人家做实验。那时候，教授们外出开会、旅游，或者其他研究生忙不过来，常常雇人代做实验，每小时付多少钱。赵修复觉得，替人做实验比替人看孩子好多了，因为在实验室里，多少还能学到一点本领。
赵修复每天要干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然而，他每课必到，对学习一点也不放松。他每星期要听十几小时课程。到了深夜，他才算挤出一点时间，研究那些从中国带来的蜻蜓标本，在蜻蜓王国中流连忘返。他也像他的导师亚历山大一样，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人。
从中学、大学到留学，从唐仲璋、胡经甫到亚历山大，这三位严师像辛勤的园丁，培育着赵修复。
人们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人的成就之中，都渗透着老师的心血。”“蜻蜓博士”的成长道路，便深刻地说明了这一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