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老师领进门，登堂靠自身。”
赵修复既然已经入蜻蜓学之门，就向这门科学的高峰奋力登攀。
利用美国优越的科学条件，赵修复对带去的中国蜻蜓标本深入地进行研究，准备把《中国棍腹蜻蜓分类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
中国有句古语“行行出状元”。他安心于研究蜻蜓，有了崭新的发现：
本来，区别雌性箭蜓标本是哪一个属或者哪一个种，是令人困惑的难题。然而，赵修复却发现，在雌性箭蜓的第七节腹板至第九节腹板，有着区别种类的明显标志。
经过他的鉴定，还发现他所带去的中国蜻蜓标本之中，有许多是《中国蜻蜓手册》上所没有的。也就是说，他发现了许多蜻蜓新种。除此之外，他还结合其他许多方面的发现，提出箭蜓科分亚科的意见。
在以前，研究北美洲蜻蜓的人，对于亚洲蜻蜓不一定很熟悉。同样，研究亚洲蜻蜓的人，对于北美洲的情况也不一定了解。赵修复呢？他熟悉亚洲的蜻蜓，来到美国以后，又熟悉了北美洲的蜻蜓。他发觉，美国的蜻蜓学家有两处弄错了。他们所认为的新种，实际上已知的亚洲蜻蜓中有了。他还写信给一位美国的蜻蜓分类学家，指出一个种名实际上是两个种的混杂，其中一个是新种，有待于进一步鉴定。美国蜻蜓分类学家接受了他的意见。最近，一位美国蜻蜓专家发表文章，提及赵修复在30年前提醒过这件事，使他们查出了新种。
就在赵修复的博士论文即将完成的时候，亚历山大给他看一本新书。这本书大约有一寸厚，里面有很多中国生物种类的彩图。在书序言中，记载着作者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崇山峻岭，采集许多珍奇标本，带到美国一个博物馆进行研究，终于写成这部巨著，作者考虑到这样的著作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好把论文交给美国博物馆出版。然而，在美国出版这样印数很少的科学专著，是亏本的，要由作者自己出钱。一个穷学生，哪来钱出书？美国博物馆的一位董事肯出这笔钱，但要求把种的模式标本送给博物馆。所谓“模式标本”，在昆虫学家看来，那是价值连城的珍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国宝。所谓“模式标本”，就是确定和命名一种新种时所依据的标本。每一种新种的“模式标本”，只有一个叫做“正模标本”，尤为珍贵。昆虫学家在找到一种新的昆虫时，为了判别它是不是新种，就要查它，查图谱。不过，书上的文字和图谱所描述的，总不可能尽善尽美。特别是有的昆虫彼此的“长相”极相似，光是用文字、图谱不能判断，一定要拿“模式标本”核对。如果中国蜻蜓的模式标本落到外国人手中，将来要确定中国蜻蜓新种，那就不得不到外国进行核对，或者把标本寄往外国，请外国科学家帮助判别。这怎么行呢？
在过去，当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年代时，大量的生物标本外流，“模式标本”保藏在外国的博物馆里，这对发展我国自己的生物分类学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与障碍。腐败的国民党不能挽救“模式标本”外流的厄运。赵修复把他研究地的标本视为国家的财富，他下决心要保护这一批标本，一定要把它带回国，并且要把论文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为祖国的生物科学，添一块砖，铺一片瓦。
就在赵修复离开祖国之后不久，神州大地起风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新中国在战火中诞生了。
赵修复在太平洋彼岸，怀念着祖国，怀念着亲人。
早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他结识了历史系的女同学许纯鎏。尽管历史与蜻蜓无缘，然而，他们对各自的专业有着同样炽热的爱，使他们渐渐接近了。何况他们是同乡，都是福建人，赵修复喜欢体育，许纯鎏喜爱音乐，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
在大学毕业以后不久，他们结婚了。1948年，当赵修复离别妻子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本来，家庭的重担，是由两人担着。赵修复一走，重担要由许纯鎏独力挑起来了。她竭尽全力支持丈夫赴美深造。赵修复到美国之后，连自己都难以糊口，四个孩子全由许纯鎏抚养。
她为了多挣一点工资，在故乡泉州的两所中学同时兼课。繁重的家务，繁重的教务，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支撑着，支撑着。
好不容易，赵修复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美国是一个学历社会，有了博士头衔，自然就有人以高薪聘请赵修复。何况赵修复赴美时，美国领事馆发给他的是“永久居留证”，只要他本人愿意，就可以在美国永久居留，而且可以把家属也迁去。
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
有人劝他：“蜻蜓与政治无关。还是在美国永久居留吧，这里为你的事业开亮了绿灯。在美国平坦的柏油马路上奔驰吧，别在中国的崎岖小道上颠簸！”
赵修复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早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就已向美国提出了回国申请。当他成了“蜻蜓博士”，回国之心更切了。他不稀罕美国的“永久居留证”，他要到祖国永久居留！这时候，许纯鎏已经是一个中学的代理校长。党的信任使她感到温暖。她召唤丈夫回国：“让我们携手前进，为新中国出力！”
1951年，34岁的赵修复博士，带着他的论文和中国蜻蜓标本，远渡重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