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几乎成了曹操无法抹去的标签。但是历史上能够像他这么做的不止他一人，但是能够做到很成功这种程度的又唯独他一人。细细品味起来，就会发现曹操善于利用自己的权谋之术为自己营造一种有利态势的策略起了大作用。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下令削除齐王、北海王、阜陵王、下邳王、常山王、甘陵王、济阴王、平原王的封国。后又取消琅琊王国，并处死琅琊王刘熙。此种大举削除刘姓王国，即意味着削弱刘姓王朝实力，进一步孤立汉献帝。在建安十七年曹操虽封了几个刘姓王，但是实际却是为自己当王作铺垫，所谓“将欲夺之，必先予之”。 同时，曹操还不断寻衅处死献帝身边的人，使献帝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就像一个表面光鲜亮丽、实际上却没有自由的在押犯。 献帝到许都不久，曹操以保护献帝的名义，派七百精兵常年守卫皇宫。这些兵士全是曹操用心挑选，特别属意的亲朋故旧，他们实际执行着监视献帝的使命。就是这些人的监视，赵彦仅仅出于同情，和献帝谈了些有关时局的话，很快被曹操设罪处死。杀赵彦当然只是杀献帝身边人的开头开了头就接二连三。这情景使献帝非常害怕，逼得献帝不得不对曹操说： “卿倘能辅佐我，就望对我厚道些；要是不愿，就请开恩放了我！” 对于曹操的控制，献帝也是尽力寻机反抗的。建安四年他发出了衣带诏，就是把诏书夹藏在衣带中，请其丈人车骑将军董承联合忠君力量，诛杀曹操。可是这事情败露了。董承被杀三族，其女儿董贵人正怀身孕，一任献帝之求，曹操还是把她杀了。 与“衣带诏”相似，跨一年，献帝的伏皇后给其父亲屯骑校尉伏完写了一封信，极写曹操残暴，要伏完设计灭曹。伏完当然不能灭曹，但十几年后伏完去世，此事传出去了。曹操搜到了那封信，立即下《策收伏后》诏令，将躲在夹墙中的伏后拖出，置于暴室，幽闭而死。 为了争权夺利，曹操费尽心机打击、削弱汉王朝，削除刘姓藩王，孤立献帝。此时的曹操已经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阶段了，他的实力已经让他有能力尽可能为之了。尽管可能有点残暴，不近人情，但是正是曹操敢于这么做，才逐渐的为自己营造出了有利的态势。 曹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打击献帝及其王室的反抗，哪怕是一点苗头，极其微弱，曹操都如临大敌一般待之。尽管，他做得如此坚决，心如铁石，但他又决不想背上坏名声。 曹操重权谋，更重权术曹操在坏事做尽，狠招用绝的情况下却能维持自己势力不衰，全在于他有一套以术辅势的软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曹操尽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良臣子的模样，为自己营造一种有利的态势。 曹操在《策收伏后令》说伏后，既无高贵出身，又无德貌才情。不仅如此，还包藏祸心，阴怀妒害。这样的女人如何承命，奉祖宗，母仪天下！好像曹操处置伏后，完全是为了献帝的天下。 他还常说“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金滕》是一个忠君殉道的故事。周武王病，周公作祷辞请以自己代武王死。事后，周公把祷辞放在金腾（用金属封固）的柜子里。武王死后，周公摄政，有传周公要篡位，周公避东都三年。后来成王看到了柜子里的祷辞，方知周公一片忠诚，就把周公从东都接回。 曹操如此宣扬自己的王道忠仁，实际效果如何，人皆知之。但其人施暴行之时，一刻不忘粉饰自己，并借助其文采才情，说得尤其动人，关于这一点，曹操的奸巧、伪善是明确的。
曹操是一位权谋家，他奉天子以令不臣，不公是曹操霸术王道的特点，同时奉天子又以王道来折磨皇帝，这也几乎是前无古人的做法。曹操以至高无上的威权，不断打击、削弱刘汉王朝，另一方面，他又处处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匡扶汉室，曹操利用他的权谋，在这二者间游走，在自己营造的有利态势下做足了自己的功夫。 成事就是需要有利的环境。虽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能磨练出坚强的意志，达到成功的境界。但是不努力去味自己创造出有利的条件，成功的希望照样很渺茫。因为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也是给善于为自己营造有利态势的人的。不努力去创造机会，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任何一个小的变故陡有可能让成功在望的人最后限于失败的地步。
“成事之道”铲除异己为前进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受到一定的环境因素影响。而能为自己营造出一种有利态势时，那么，行事自然就方便很多。善于为自己营造有利态势，铺好前进的路，需要的是用自身的智慧和权谋之术，从清除外部的阻碍力量让自己成事。 曹操对待阻碍自己的异己，都是毫不留情的进行清除。这样的做法虽然显得有点残酷，但是，生逢乱世，不能够果敢行动，恐怕自己就会被别人清除。 刘放在《三国志（注）》中说“往者董卓作逆，英雄并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乱，翼戴天子，奉辞伐罪，所向必克”，正说明了曹操通过铲除异己，营造一种有利态势，从而取得了前进的胜利。 任何人想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必然会受到外在力量的作用，这是千古不变的法则。因此，只有清除外部的阻碍力量，为自己营造一种有利的态势，才能充分发挥自身和外部对自己有益处的力量，帮助自己成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