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将吕西安放在不断变幻的环境中使其与环境不断地发生冲突，他既想迎合适应这个环境，但又往往与环境对立，在矛盾冲突中，吕西安这个复辟时期贪图虚荣的青年野心家的性格体现得十分明显。吕西安有着优美的外表和灵活的头脑，他的家境比较困窘，父亲是个药剂师，早已去世，母亲虽出身贵族，但却不得不给人当佣人，勤快的妹妹为了哥哥的前途也表示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可以说吕西安是家中的宠儿与希望。巴尔扎克注意到吕西安生性轻浮、勇敢、爱冒险，在他年轻的心灵中不断出现美好的幻想，他早就希望自己摆脱贫困的家境而出人头地，他认为自己做诗的天才使他有机会去圆自己的梦。本镇的贵族领袖巴日东太太出于百无聊赖，极度空虚，爱上了诗和音乐，小镇唯一的诗人吕西安便得到她的赏识，吕西安受宠若惊，为自己能踏进贵族的客厅而庆幸、骄傲。他的野心在巴日东太太的拨撩下不断膨胀，他不再相信一七九三年的虚幻的平等，一心巴望着能依靠贵族社会的扶持一举成名。然而对于出身卑微的吕西安，贵族们是毫不客气的，对他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当吕西安为他们读诗时，他们用贵族式的刻薄话羞辱吕西安，愤怒之下，吕西安发誓要报复，要控制这个社会，要取得胜利的花冠，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巴尔扎克写道：“今日之后，社会把所有的孩子请去赴同一个宴会，叫他们年纪轻轻就有野心。社会使青年失去妩媚，作着自私的打算，破坏仁厚的心地。”吕西安就是在社会的特殊环境影响下，一步步走向堕落的青年。在安古兰末城，他本可以凭自己的才华，诚实地做个好青年，但严重的等级观念使平民出身的青年感到苦闷和压抑，他们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就只有不择手段。吕西安被向上爬的欲望之火燃烧着，他野心勃勃，“耳朵里只听到未来的声名，”拜倒在巴日东太太的石榴裙下，然而他们的行为被贵族社会所不容、被迫离开古城，私奔巴黎。
如果说在安古兰末城吕西安还算小有名气的诗人，在巴黎则一名不文。首先他见弃于贵族社会，带他来巴黎的巴日东太太看到吕西安在这里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药剂师的儿子，很快便不接待他了，这大大损伤了吕西安的自尊心，也使他认识到自己与贵族社会的鸿沟，他踌躇彷徨，感到理想的幻灭。困境中的吕西安徘徊于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一条是在小阁楼上忍受贫困，用艰苦的劳动换来不朽的英名；一条是进新闻界，不择手段地去猎取金钱和权势。与小团体的朋友们接触，使他看到了真正的友谊，他们劝导他要安贫乐道，天才应该是刻苦、耐性，他们极力劝阻他投入新闻界，希望他走诚实清白的道路。而为了生活丧尽人格的卢斯托却极力拉他进入新闻界，要他去从事所谓的“战斗生活”，这是一条危机四伏，暗礁遍布，抛却良心的斜路。毫无经验的吕西安对这条道路以及卢斯托所揭露的堕落腐化的实质根本不曾体会，他轻浮的头脑简单地认为新闻事业是一件对他挺合适的武器，自己很会运用，恨不得马上拿在手里。当然，吕西安还没有象卢斯托那样，完全丧失天良，内心仍在进行矛盾斗争。但成名、发财、地位这一切欲望燃烧着这颗幼稚的心灵，终于，他成了自由党报纸的一根橇棒。吕西安投入新闻界，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获得很大成功，成为真正的“新闻记者”。其实，他的文章不过是庸俗的捧场文字，竟被斐诺等人称为有才情，有魄力，有气派。巴尔扎克气忿地指出：报纸虚伪、无耻、下流、撒谎，“报纸比帝王还要无情义，它做的投机生意，打的算盘，比最肮脏的买卖还要狠”。吕西安目睹这腐败的内幕却并不感到深恶痛绝，反而如醉如狂地欣赏这批风趣的人物。他初次体会到财富的乐趣，受着奢华的诱惑，他的轻浮的本性觉醒了。他一方面在卢斯托、勃龙代等老手的指点下写些出尔反尔、愚弄百姓的“出色的”评论，另一方面利用报纸泄私愤，例如对巴日东太太的攻击，对有钱有势、拿文学做投机生意的大出版商道利阿的攻击等等。吕西安为了地位、伯爵封号、金钱和享乐，硬挤进贵族客厅，为保守党服务，从而与自由党报刊的编辑们成为冤家对头。他昧着良心，写了一篇攻击大丹士作品的评论，这部书本来是他心目中最美的作品，但保王党出于政治需要，想以此为突破口，打击“小团体”的势力。吕西安手捧真诚朋友的书，泪流满面，但在保王党的逼迫下，他个人的野心占了上风，终于不顾友情，昧着良心，写出了一篇讽刺文章，用恶毒的嘲笑来扼杀这部优秀的新作。吕西安出卖才华、出卖荣誉，为保持自己的地位不惜出卖灵魂，他为保王党卖了力，却使自己丧尽人格。不难看出，吕西安之为贵族看中，完全是为利用他。但他自己却并没有察觉到，他开始沉溺酒色，他追求女演员，带着情妇招摇过市，挥霍浪费。但就他当时的地位、经验和金钱来讲，还远不足以做这一切，因而他很快便负债累累，最后不仅自己失去往日的威风，发表不出一篇稿子，而且还殃及池鱼，他的情妇也遭到灭顶之灾，被人轰下舞台，忧愤而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以大卫的名义开了三张一千法郎的票据，用此安葬了情妇。吕西安的幻想彻底破灭，他终于明白自己是被一群无耻、奸诈、贪婪之徒愚弄了、出卖了，他感到人生变成一场恶梦，他怀着深深的幻灭之感告别巴黎，返回故乡。小说结尾，吕西安遇到了西班牙教士——伏脱冷，出于利己的目的，伏脱冷挽救了吕西安，同时也收买了吕西安的灵魂，他给吕西安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和道德课，为吕西安重返巴黎提供了思想依据并预示着他以后所走的生活道路。
吕西安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吕西安式的形象不乏其例，司汤达的于连就是与吕西安性格、理想、遭遇极相似的人物。他们出身卑微，同是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以金钱为中心的腐败的社会，将青年人的欲望与幻想煽动起来，并不断刺激他们的野心，听凭他们沉沦，加速他们的堕落。吕西安和于连作为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懂阶级斗争的规律，也不懂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不明白贵族看中自己只是利用自己，把他们当作斗争的工具，一但无用，就会被一脚踢开。因此，吕西安和于连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吕西安由幻想到幻灭的生活道路，使我们真实地认识到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的黑暗、文化的堕落和人类的野蛮无情。
大卫·赛夏是小说中的另一重要人物，他是吕西安的同学、兄长和保护人。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大卫实在是难得的正人君子，他弘毅宽厚、胸怀坦荡、大度包容、括怀物外、对科学态度严谨，然而这些美好的品德却成了大卫致命弱点。这说明巴尔扎克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好人注定要受苦，而毫无心肝的人却平步青云。
小说通过大卫事业的失败及其对爱情、友谊的态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端人正士的形象。
大卫出身低微，父亲是个印刷商，吝啬鬼，他让儿子到巴黎学习印刷，无非是想让儿子将来接管他的买卖。大卫天性柔和，心地高尚，他被迫用高价盘下父亲的印刷厂。平素喜欢沉思默想、乐于作诗的大卫，在兴趣上倾向于严格的科学，他不会象真正的生意人那样唯利是图。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他采取中立态度，既不理会王政复辟以后宗教对政府的影响，也不关心自由党的势力。这就决定了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这位天性高尚的年轻人将不会有好的命运。大卫一心只想着科学，他一直在搞一项发明，虽然在他面前有许多困难，但大卫意志坚定，决不动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试验着自己的设想。然而，纯朴善良的大卫最终还是被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资产者戈安特兄弟吞掉了。他们先是在印刷业上排挤大卫，用诽谤的办法争取顾客，以无情的竞争收买奸细，迫使大卫的印刷所处于勉强维持的境地。后来他们又利用吕西安以大卫名义签下的三千法郎债券订下毒计，不仅吞并了大卫的工厂，而且抢去了大卫的发明权，使大卫走投无路，完全破产。大卫理想的幻灭、事业的失败，使人们又一次领略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的投机取巧，尔虞我诈，领悟到在那样的社会里只有靠卑鄙无耻才能站住脚跟。大卫的悲剧就在于他太善良、太正直、太纯朴、太高尚了。当然，如果把大卫的悲剧完全归咎于他的性格是不恰当的，更主要的是社会使然，如果没有饕餮贪婪的戈安特兄弟，没有助纣为虐的戈安特的帮凶，没有吝啬忘义的父亲，一句话，如果没有腐败到极点的社会，大卫应该是会成功的。
大卫对待爱情和友谊是极虔诚的，他全身心地爱着夏娃，甚至可以为她牺牲自己的一切。在友谊方面，在吕西安最困难的时侯，大卫决定帮助他，他对夏娃说：“我们的大事只是要吕西安幸福，我们的财富、感情、激动的情绪，一切都存放在他的心坎里。”然而，吕西安是不配有这样的朋友的，大卫的最后破产，吕西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两人是同窗好友，但他们的性格却截然相反：吕西安轻浮、自私、爱虚荣、图享受，在人生的道路上耽于幻想，好走捷径而不愿付出艰苦的劳动；大卫诚恳朴实，具有冷静的理智和坚定的操守，他想发财致富为的只是吕西安的前途，但吕西安却在好友危急时刻落井下石。巴尔扎克塑造了两个性格不同的人物，一个高尚，一个卑下，一个无私，一个自私。可以说，大卫既是一个蹩脚的商人、不精明的生意人，好丈夫和好父亲、忠心耿耿的朋友，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伟大的发明家。
此外，巴尔扎克还描写了与吕西安有着密切接触，对他的生活曾经有些正面影响的，以大丹士为代表的“小团体”。“小团体”是复辟王朝时期社会制度的反对者，他们安贫乐道、珍视友谊、诚实纯朴、关心他人、相互尊重、大公无私，他们个个才华横溢却又一贫如洗，但自由的思想却使他们乐观豁达。当他们曾关心帮助过的吕西安背叛朋友时，“小团体”仍然劝他走正路，可以说这是一群不受金钱门第诱惑，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们，在这些人身上深深地刻着巴尔扎克本人的印记。作家深知艺术家成功的艰辛，因此，他认为要成名，就要奋斗。巴尔扎克的成功就是以自己惊人的毅力，超常的劳动奋斗出来的。“小团体”的领袖大丹士曾对吕西安说过：“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个殉道者，只是不死罢了。”巴尔扎克在《论艺术家》中也曾说过：“一个伟人的一生势必是不幸的。”因此，“安于自己的命运，是一种高度的品德。基督为了把天国的光明普赐人间，不惜以身殉道并在十字架上从一个凡人而转化为神，这一壮丽的景象所展示的远不止于宗教的意义，这是人类荣耀永恒的形象。”巴尔扎克所提倡的个人奋斗精神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将所谓的真诚、宽容、坚守信念、安贫乐道、以身殉道等品质看作人类美德，并认为这些抽象的道德品质具有普遍意义，甚至他以这种高尚精神来抵挡“人欲横行”的丑恶社会，这无疑是有偏激的、单纯的、也是行不通的，这种观念与巴尔扎克的出身、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小团体”成员中，米歇尔·克雷斯蒂安占有特殊的位置。“小团体”是站在复辟王朝反对派一边的，这种革命性在克雷斯蒂安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他曾说：“我们先要献身给人类，再想到个人。”他与自己的朋友们对现存制度同仇敌忾，根本不相信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言论自由”，当吕西安扬言要在自由报纸上赞扬大丹士的著作时克雷斯蒂安怀疑地问道：“你作得了主吗？”吕西安为了金钱大肆诽谤大丹士的作品的文章发表后，克雷斯蒂安为了惩罚吕西安对朋友的背叛，提出决斗，可见他对现存制度的否定比他的朋友们更激烈得多。巴尔扎克在塑造克雷斯蒂安这一形象时，让他与“小团体”其他成员对立起来，在这些能宽容一切，醉心于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君主主义者面前，他是一个例外。在以后的小说中对克雷斯蒂安仍在继续描写，他后来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宣传者，而且积极行动，可以说他更接近左翼共和党人。这个形象的成功，说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2、原文赏读
……
（一）
自从吕西安百倍幸运地认识达尼埃尔·德·阿尔泰兹那天起，他在弗利科托饭店就变换了座位：两个朋友并排坐在一起吃饭，低声谈论着高级的文学，写作的题材，如何处理，怎样开头，如何结尾。这个时期，达尼埃尔·德·阿尔泰兹正在修改《查理九世的弓箭手》，他改写了几章，加入一些美妙的段落，写了一篇出色的序，在全书中也许占了主要地位，而且阐明了新兴的文学流派。有一天，达尼埃尔先到，吕西安后来，正在达尼埃尔身边坐下，握着他的手，突然看见门口艾蒂安·卢斯托正在转动门上的拉手。吕西安猛然扔下达尼埃尔的手，招呼侍者说他想坐在柜台前面的老座位。达尼埃尔向吕西安望了一眼，眼神宛如天使的眼神，原谅中包含了谴责，使得吕西安的心被强烈地触动了，他不得不再度拿起达尼埃尔的手紧握着。
他对达尼埃尔说：“我有要紧事儿，待会儿告诉您。”
吕西安回到他的老座位上，卢斯托也坐了下来。他头一个招呼卢斯托，不久两人就谈起话来，谈得十分投机，以致吕西安不等卢斯托吃完饭，就去把他的《雏菊》诗集拿来。他说服记者同意看他的诗集，被记者表面上的亲热劲所迷惑，希望他能介绍自己认识一位编辑或者把自己引进报馆。吕西安回来的时候，看见达尼埃尔坐在饭店的一个角落，闷闷不乐地把肘子靠在桌上，忧郁地注视着他。他受着贫困的煎熬和野心的驱使，只好装作没有看见小团体里的兄弟，跟随着卢斯托走了。日落以前，新闻记者和新入道的诗人走到卢森堡公园的树荫下坐下来，恰好在天文台林阴道通到西街那一段。这条街那时候是一条长长的泥坑，两边全是畦田和沼泽，一直到靠近沃吉拉街才有房子。这地方人迹罕见，在巴黎吃晚饭的时候，一对情人尽可在这里吵架，又言归于好，而不怕被人瞧见。唯一可能的打扰来自在西街小铁门站岗的老兵；如果这位可敬的兵士在他单调的来回踱步中，忽然想多走几步的话，可能走到这儿来。就是在这条街上，艾蒂安坐在两株椴树中间的木凳上，让吕西安从《雏菊》里挑几首十四行诗作为样板，念给他听。艾蒂安·卢斯托经过两年的实习，已经以编辑身份踏进新闻界，同当时的几个著名人物有些交情，在吕西安的眼中，已经是个能够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因此，外省诗人把《雏菊》的手稿摊开来理理直的时候，他认为有必要来个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