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自己：“现在还有谁爱我呢？我的真正的朋友们看不起我。只有长眠在这里的那位，无论我什么事，她都认为是高尚的和好的。现在我只有妹妹、大卫和我母亲了！他们在那边会怎样想我呢？”
可怜的外省伟人回到月亮街的家里，再见到空荡荡的房间，印象是那么强烈，使他不得不跑去游泳池的旅馆里租住一间简陋的小房间。德·图什小姐的两千法郎，加上家具卖掉的钱，可以还清全都的债务。剩下一百法郎，可以使贝雷尼丝和吕西安生活两个月。吕西安过的是病态压抑的日子，他既不能写作，又不能思考，整天沉浸在痛苦里。贝雷尼丝可怜他。
吕西安想起了妹妹、母亲和大卫，不禁叹了一口长气，贝雷尼丝应声问他：
“如果您要回家乡，怎么走法？”
他回答：“步行。”
“在路上还要吃饭和睡觉啊。一天走十公里，至少得二十个法郎。”
他说：“我会有的。”
他拿了礼服和优质内衣服，只留下身上必须穿着的，到萨玛农店里去，萨玛农对他的全部衣服只肯给五十法郎。他求放高利贷的人多给一点，使他能够坐马车回乡，对方始终不答应。吕西安一怒之下，立刻去了弗拉斯加蒂赌宫碰运气，回来的时候输个精光。他到了月亮街那间破烂的房间里，就向贝雷尼丝要科拉莉的披肩。好心的女佣只看了他几眼，就从他承认赌输了中间明白绝望诗人的意图：他想上吊。
“您疯了吗，先生？”她说，“出去散散步，到午夜才回来，那时我就赚够您的路费。不过您只能留在大街上，千万不要到河边去。”
吕西安在街上溜达，满怀悲痛，张口结舌，注视着马车和行人，在这些受巴黎上千种利益驱使而熙来攘往的人中他感到渺小和孤独。他的脑子里重现夏朗特河畔的风光，他渴想家庭的欢乐，突然间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丝勇气。大凡性格接近女性的人都容易上当，信以为真，他不愿意就此屈服，先要将自己的心情全部倾吐给大卫·塞夏，还要听听家中三个天使的忠告。他在闲逛间，忽然看见穿着节日服装的贝雷尼丝正在泥泞的好消息大街上同一个男人说话，她躲在月亮街的拐角上。
“你在干什么？”吕西安问，他看见女佣的打扮起了疑心，害怕起来。
“这儿是二十法郎，代价挺贵，可是您能够动身了。”她一边说一边把四个一百苏的辅币塞进诗人的手里。
贝雷尼丝说完就溜走了，吕西安无法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应该说句公道话，这笔钱很烫手，他想还给她：不过他不得不收下了。这是他的巴黎生活的最后一个烙印。
《贝姨》
1、故事梗概
《贝姨》是一幅淫荡与铜臭、堕落与腐败的素描，小说以其生动的线索，展现出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同时让世人体验到人性堕落造成的恶果。
《贝姨》的故事发生在丑恶的时代，即七月王朝日薄西山之时。这个时期上层社会已腐败到极点，内阁与议院里营私舞弊，利用职权贪赃枉法，选举中弄虚作假，道德日益败坏。面对如此的社会，巴尔扎克以其沉重深厚的风格，再现了七月王朝时期大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高级官吏的营私舞弊和下层雇员的趋炎附势。作家对七月王朝腐朽本质揭露之深刻、对社会肮脏污秽程度描写之强烈，在以前的作品中是少见的。
腐朽的七月王朝后半期，社会的弊端日渐显露，国家摇摇欲坠。马克思曾对其做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成一流了。”巴尔扎克通过一组畸形、变态的人物，揭露了七月王朝时期大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本质。在淫棍和荡妇组成的情欲横流的王国中，于洛和克勒韦尔是作家重点刻划的人物，他们从社会的两个层面走向同一渊薮，其间包含着不同的内涵，一个是因有钱而去享自己的坚贞不渝，大度宽容可以改掉男爵的恶习，然而年迈的男爵竟去勾引女仆，使得于洛太太悲痛至极，绝望而死。之后，他娶女仆为妻。于洛就是这样，至老不改淫荡恶习，在他身上集中了好色之徒的一切特点。巴尔扎克为突出于洛的丑陋，将其与冰清玉洁的于洛夫人、忠诚耿介的哥哥于洛元帅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使褒贬分明。于洛的哥哥是一个共和国的老兵，他对“共和国的信念”极其忠诚，他具有“平静、纯洁、善良的心灵”，内心充满着“诚实的感情”，当他得知弟弟的不义行为时，气得浑身发抖，以至于忧愤而死。于洛太太是一个“要受全家的敬重、爱戴”，把“灵魂一尘不染的还给上帝”的贤妻良母，她不愿相信于洛的劣行，一心一意爱着他，于洛出走后，她参加宗教组织，挽救那些堕落的灵魂，继续寻找自己的丈夫。这是一个对丈夫忠贞不渝，宽容大度的女性。在这鲜明的美与丑的对比中，突出了于洛不可救药的堕落。
巴尔扎克并没有将于洛的堕落看成是孤立的现象，在于洛周围生活着一群追求奢华、道德败坏的人物。巴尔扎克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深感上层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风气已经在社会上无限制地蔓延开去，人人都在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和享乐，无人不自私自利。小说在描写大资产者于洛、克勒韦尔的好色的同时，又穿插中小资产阶级一些各自独立的故事，这些人的生活道路使七月王朝的丑恶现实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斯丹卡是贝姨从死亡线上救下的青年艺术家，在艰苦的岁月里，他发奋刻苦学习雕刻艺术，终于成名，并娶了于洛的女儿奥棠斯。这位有着光明前途、幸福家庭、可爱妻子的艺术家却被资产阶级荡妇的美色所迷惑，以至于抛弃家庭，背叛妻子，过上了腐朽糜烂的生活，最后终于断送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吏玛奈弗与妻子瓦莱丽，唯钱是视，狼狈为奸。玛奈弗把妻子当做摇钱树，只要妻子能使他升官，有钱去寻欢作乐，他就为妻子的放荡行为提供方便。瓦莱丽向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的生活，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出卖色相，勾引有钱的大资产者。由此可见，腐化堕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的结局具有象征意义，克勒韦尔与瓦莱丽这对放荡之徒被可怕的疾病折磨着，瓦莱丽的头发牙齿脱落，象麻风病人一样，连她自己都害怕，手上长了许多惨绿色的小脓包，四肢的尽头都在糜烂，都是脓血，变成一堆丑陋的、可怕的东西，没有人样。这双双烂死的结局，可谓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巴黎风化”之败坏、丑恶、糜烂和不可救药均凝聚于此。
在这幅堆金叠玉、肥马轻裘、花天酒地的糜烂景象周围，《贝姨》还为我们画出一组赤贫如洗，捉襟见肘、食不裹腹的悲惨画面。巴尔扎克清楚地看到，七月王朝时期，资本高度集中必然带来贫富两极分化。正是由于他认识到这个现实的存在，所以才真实地反映出穷人与富人的尖锐对立。巴尔扎克自己也曾体验过这种生活，由于他这种特殊的身份与特殊的工作，使其不仅有机会接触上层社会的生活，而且也十分熟悉贫民的遭遇。小说中重要人物贝姨的生活史就是典型的例子。贝姨是串联小说结构的重要人物。作为穷亲戚，贝姨与阿黛莉娜形成强烈对比。两人具有同一血统，但堂姐阿黛莉娜却攀上了公爵这门亲事，而自己则在乡下一名不文，在刺绣工场做女工。尽管心地温柔的堂姐待她很好，但在贝姨的心中始终存在着她住高楼大厦；而我住阁楼的不平衡感。从表面上看，巴尔扎克将贝姨描写成嫉妒心强，脾气古怪的人物，好象是她在心底燃烧着妒火，但实际上通过两个女人的不同生活让我们看到的是贫富对立。于洛一家常常拿贝姨取笑，而且对她总是毫不客气。阿黛莉娜对她的态度，就仿佛“不把她放在眼里”。贝姨本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卑微”，她感叹说：“可是一个穷亲戚能拿整整一家有钱人怎么样呢？”她痛苦地想到：“一个有洋房、有政府年金的人”、“一个法国公爵或大贵族”，是绝不会爱上“她这样一个穷女子的。”贝姨虽然生活贫穷，但她有一件心爱的宝物——被她救下并保护的青年斯丹卡。对此，贝姨这个老姑娘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喜悦与自豪的表情，然而可怜的贝姨就连这个秘密也被人知道，并且她的情人——唯一的感情寄托也被抢走了。她气忿地说：“穷人的幸福只有一条羊，富人有着一群羊，却把穷人的羊抢走了，连问都不问一声。”她怎能不气忿、不报复。巴尔扎克常常从人性论观点出发，将性格作为天性，并且将永不改变的天性加以夸大描写。贝姨就是被他这样塑造，并且有些丑化的人物。然而我们认为，贝姨的一切报复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天性，更重要的是小人物被压抑、窒息、扭曲的灵魂在作祟。她要离间这个家庭，使他们永远不得安宁。她与瓦莱丽勾结，诱惑公爵，并且使斯丹卡离开奥棠斯，甚至想嫁给于洛的哥哥，做元帅夫人。可见，贫富差异带来了贝姨内心的反感与反抗。当然，她的行为未免有些过分，但也确实真切地透视出两极分化造成的穷人愤懑不平的心态。如果这种状态发展下去，定会出现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巴尔扎克还通过贫民区的环境描写让我们对巴黎的贫穷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通向阅兵桥的小道起，直到博物馆街为止，来到巴黎的人，哪怕是只耽留几天的，都会注意到十几座门面破烂、年久失修的屋子……荒凉黝暗的老屋子中间，只有一条长老街和一条死胡同长老巷。街面比博物馆街低了许多，正好跟寒衣街一样平。四周围街面的高度，已经把屋子埋在地下，而在这一方面给北风吹黑的、卢浮宫高大的长廊，更投下永久的阴影，罩住了屋子。阴暗、静寂、冰冷的空气，低凹如土窟似的地面，把那些旧屋变成了地下坟场，变成了活人的墓穴。”而有钱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情妇们生活的环境与之具有天壤之别。客厅的“四壁糊着红色与金色的绸”，“室内温和的空气，是由看不见进出口的暖气炉管制的”。“大木花坊里尽是外国的奇花异卉，花坛本身又镶有布勒作风的古铜雕刻。”一面是瓮牖绳枢、坐客无毡，一面是粉墙朱户，金玉满堂，这一贫一富，一贱一贵的对比，真实地再现了七月王朝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社会背景。
金钱，是《人间喜剧》描绘的中心问题。几乎每部作品都对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万能作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贝姨》也不例外。作者以锐利的目光看穿了金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地位，他通过皮安训的嘴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从前金钱并不能买到一切，“但是，今天，法律把金钱定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它作为政治才具的基础！”这就是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作用已通过法律条文正式公诸于世了，无论是国王、贵族、僧侣，还是平民百姓，无不对之崇拜供奉，也无不对之穷追不舍。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由金钱导致的悲剧、丑剧。于洛太太是圣洁的，她严守为人妻的准则，对丈夫忠贞不渝。她对克勒韦尔的无耻追求给予痛斥，指责他卑鄙，并表示“一个女人三十二年的名誉，三十二年的清白，决不为你屈服”，“我要受全家的尊重、爱戴，我要把我的灵魂一尘不染的还给上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贞洁的人，在金钱面前也屈服了，她为了女儿的婚姻，不得不拜倒在暴发户面前，“这部惊心动魄的巴黎风化史开场的一幕，现在又得重演一遍”，然而是悲剧的重演。男爵夫人卑躬屈膝地跪在克勒韦尔脚下，求他救救自己，求他收买一颗灵魂，为的是二十万法郎。这种委身失节简直是最卑鄙的，然而又是金钱，残酷地折磨着这颗纯洁的心灵，她不能不去做一个女人不该做的事。她的女儿也因无钱而做出不道德的事，她抢走了姨妈的情人——斯丹卡。斯丹卡与贝姨之间的关系无非也是金钱关系，或者说是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贝姨将准备自杀的斯丹卡救了下来，用钱供他学习雕刻艺术，她就用自己这笔钱梆住了斯丹卡，使他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当她发现情人背叛自己时，翻脸无情，竟然冷酷地将自己从前的情人投进了债务监狱。贝姨本来对堂姐一家心怀妒恨，但她觊觎元帅的财产，表面上十分殷勤，博得一家人的喜欢，这种虚伪的行为在元帅死后便原形毕露了。发生在克勒韦尔与于洛一家之间的财产争夺战更是激烈万分。放荡的瓦莱丽眼见克勒韦尔寿命不长，就打算通过婚姻来巧取他的财产，但克勒韦尔的女婿维多冷为阻止这一阴谋，竟出五万法郎害死瓦莱丽。这一幕幕以金钱为中心的丑剧，道出了七月王朝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对此，巴尔扎克讽刺道：“世界上只有巴黎，由于奢华与贫穷、淫荡与清白、压制的欲望与层出不穷的诱惑，不断交流的结果，才产生这种杰作。”
批判现实主义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他们强调的是道德感化作用，然而巴尔扎克在创作晚期对这个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看到在七月王朝如此腐败堕落的世界中，单凭道德感化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于洛太太的悲剧就是突出的例子。作为公爵夫人，她是完美的，是贤妻良母的典型，丈夫的堕落使她伤心、悲痛，但她从不反抗，只是忍气吞声，希望用忠贞与柔情把丈夫拉回到自己的身边。然而于洛在荡妇的诱惑下神魂颠倒，根本无视妻子的纯洁善良的美德，一味追求穷奢极欲的放荡生活。于洛太太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与牺牲，终不能改变他的好色品性，最后，终于经受不住无情的打击，悲惨地死去。于洛夫人的死说明仁慈、宽容毕竟敌不过荒唐、淫迷。奥棠斯与母亲恰恰相反，她从母亲的经历体会出软弱和容忍是决没有好下场的，因此，奥棠斯对自己丈夫的荒唐行为坚决斥责，并果断地与其分居，最后终于迫使丈夫回到自己身边。母女两人的对比，表现出巴尔扎克对精神感化作用的怀疑，这是难得的进步。
与《农民》一样，《贝姨》也表现了巴尔扎克对下层人民的偏见。贝姨本是以与上层人物对立的身份出现的，作家说她是个“十足的，优越的乡下姑娘”，她“保持着和太阳出山一同起身的农民习惯”，但作家同时又将她塑造成嫉妒的典型，赋予她强悍、狡诈、阴险、自私、嫉妒成性的特点，在于洛的家庭中，贝姨不仅觊觎着于洛司令的财产，想方设法嫁给于洛司令，而且帮助荡妇抢走表姐的丈夫。作为被社会压扁了的小人物，这无疑损害了下层人民的形象，也充分暴露出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
2、原文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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