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综述
这里讲治兵，即治理军队的原则和具体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立“信”，没有“信”，再多的士兵也没有战斗力，甚至连训练习战都成效不彰。
什么是“信”？“信近于义”，“信”就是一个群体、组织包括军队的合乎道义的信用、信念和信心，是群体、组织、军队赖以生存的源泉。《论语》上记载了一则故事，子贡向孔子问领导政治的道理，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足食”就是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富裕。“足兵”就是国防巩固，兵力充足，除了这两项，还要做到使人民信赖自己。子贡又问：假使由于某种原因的限制，不得不在这三件事中间少做一件事，应该先去掉哪一样？孔子说：“去兵”。就是先裁减军队，缩小军费预算。子贡又问：万一碰到这种情况，国家非常贫穷困苦，把军事经费撤销了，还不能维持，对于“足食”与“立信”这两项，又应该先去掉哪一项？孔子断然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亦即，宁可牺牲经济建设，就算大家穷到没有饭吃都还可以忍受，可以另外想办法解决，唯有政治大原则中的“信”必须坚守，如果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都没有了，这个政府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
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国家是靠军队支撑的。其实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犯，和对内支撑国家的概念不容混淆。国家的支撑，即国家的建立、形成，正像一切组织、团体的建立和形成一样，是基于全体内部成员的意志、信念、信心和相互团结的要求。一个国家首先要靠“信”从内部建起来，才谈得上依靠军队来保卫它不受外敌的侵犯。
所以对于国家的建立来说，军队并不是最根本的东西，而军队的建立如同国家一样，也需要“信”的基础，因为军队也是一种团体、组织。因此，只能说国家产生军队，而不能说军队产生国家，或国家依靠军队的存在而存在。
当然，我们不能以形而上学或教条主义来回应孔子“民无信不立”的理论，而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个理论的深刻意义。任何一种社会性群体或组织，都不是靠物质和强权可以长久维持的，否则“酒肉朋友”和“武士黑帮”就是最有生命力而能成大气候的人际关系了。
中国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信即诚实无欺。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一个有道德的正派人，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信”，信用。人要讲信用，说过的话，就必须做到。有子说过“信近于义”。这个“义”字可能只有中国文化中才有的。义者，侠义也。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信近于义”，答应的话一定做到。我们历史上有“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守信用的人不可讲空话。一个人有“信”这种品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一明知险易，则地轻马
【原文】
武侯问曰：“用兵之道何先？”
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
曰：“何谓也？”
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注释】
轻：轻便、轻捷。
刍秣：刍，牲口吃的草；秣，喂马的饲料。刍秣，泛指喂养战马的粮草。
膏锏有余：膏，油脂。锏，车轴上的铁杆。膏锏有余，意为使车轴经常上油，以保持润滑。
【译文】
武侯问道：“用兵打仗，首先要注意哪些问题？”
吴起回答说：“首先要懂得四轻、二重、一信。”
武侯又问：“这话怎么讲呢？”
吴起回答说：“所谓‘四轻’，就是：地形便于跑马，马便于驾车，车便于载人，人便于战斗。熟悉地形的险易，就便于纵马奔驰；饲养得时、战马健壮就便于驾车；车轴常保润滑，就便于载人；武器锋利，铠甲坚固，就便于士兵战斗。所谓‘二重’，就是：勇敢前进就有重赏，怕死后退就要重罚。所谓‘一信’，就是：施行赏罚必讲信用。如能认真做到以上几项，那就能主宰胜利了。”
【心得】
这是“治兵篇”的第一段。在这段论述中，吴起首先指出用兵作战必须充分利用地形。他认为“四轻”之首，就是要“使地轻马”，要选择平坦的地方作战场，以便战马奔驰，使战车便于操纵。其次，吴起还指出，要克敌制胜，必须要增强武器装备。
地形之于战争，得其利则有助于取胜。在古代，由于战争的特点是短兵相接，地形自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屏障。秦国据崤山、函谷关的险阻而消灭六国；三国时期，孙权凭长江天堑，刘备依蜀道之险阻，而与曹操抗衡；东晋、南宋也是乘地利之便，与少数民族政权划江而治，偏安江南。
不单地形影响战争的胜败，就是“地气”也同样会制约战争的进程。曹操大军因不适应南方气候而生疾病，以致无法求得速胜反致失败。后诸葛亮渡泸水之时，将士中瘴气之毒而缺乏战斗力，以致几次无功而返。
当然，地形、地气不是万能的。“崤函之固”没有一点变化，秦却迅速亡国；长江天堑从来如此，南宋却未能据江而遏制住元军的攻势。商业经营活动中，同样会受地形、地气的影响。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的沿海地区，由于交通方便，近年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举世共睹的。
也就是说，地形、地气对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古人说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确“人和”才是关键的因素，如不充分调动人的主观积极性，再有利的地形、再适宜的地气也不会对经济建设或商业活动起任何作用。
的确，在军事活动中，地理位置的形势，决定着部队的部署与谋略，优秀的将领通晓这个道理，而不为兵法所拘，所以往往能大建奇功。
韩信攻打赵国，先派1万人背水列阵，赵兵望见哈哈大笑。然后汉军擂起大鼓，冲出井陉口，与赵军大战；战不多时，汉兵诈败，连旗鼓都丢掉了，逃回背水之地。按兵法来说，背水列阵本来就很危险，又丢掉旗鼓逃跑，更是失败的征兆，韩信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对手陈余是赵国的老将军，深通兵法，若不装出真被打败的样子，不能诱使他全力进攻。果然陈余上了当，全力攻击韩信背水摆列的阵势，此时汉军却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战斗，久攻不乱，而这时的赵军再想回营，已不可能，因为营垒已被韩信派人占领了，于是赵军受到两面夹击，大败。
韩信自称是用了“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的兵法。其实，他之所以敢大胆用险，主要还是因为他了解陈余，知道陈余谋略不如自己，所以才采取背水而战的策略。如果陈余稍稍比韩信狡黠一点，识破其计，韩信岂能得手？这就叫“量敌为计”。后来的将领不懂估量敌人的实力，依样画葫采用韩信的计策，必然招致失败。
除了善于利用地形外，吴起还主张将领应灵活机动，在战场上如果能随时因势应变，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梁的军队渡过淮河南下作战，在可以涉水过河的浅水处立下标志。霍丘地方的守将朱景，暗中将标志移到深水处。当梁兵败仗撤退，行至淮河边，纷纷按标志指示的位置渡河，结果淹死了一大半。
朱景不动一兵一卒，就使敌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梁兵死得不明不白，只怪做将领的大意，不懂标志原来是会被人移动的，立它何用呢？
善于作战的将领，往往都能不拘泥于“兵法”的限制，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特长，从而取得胜利。像赵括只会“纸上谈兵”，马谡只能死记兵书，于战事皆无补，到头来终是害人害己。
地形对作战来说，只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因素，所谓的“天险”，并不就是真的“万夫莫开”，所谓的“弹丸之地”，也并不就是无险可守。险与不险，关键还在“人”，看人是否能够根据客观的地理条件，制定出相应的战术策略，以己之长来制敌之短。若单纯想依靠险要的地形来阻挡对方，是不足取的。
同时，在这段文字中吴起还提出“二重”、“一信”的治兵原则，强调赏罚分明，言必有信。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赐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明朝嘉靖年间，阿向占据凯口囤反叛，宣慰使安万铨率领1万多人的军队，前来攻打。凯口囤方圆十几里，高40丈，四面都是陡峭的悬崖，只有一条尺把宽的小路，曲曲折折地通向山门。山顶有天然湖泊，大旱时也不会干涸，而存储的粮食足够叛军用5年。安万铨大军在囤下相持3个月，看着陡峭的岩壁，毫无办法。
不过，东北角离地20来丈高的峭壁上，长着一棵大树，枝干弯曲纠结。看来，攻打凯口囤的突破口只能落在这棵巨树上了。但谁能爬上去呢？一不小心掉下来，性命难保。安万铨便在军中下令：“能爬上峭壁者，赏千金！”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天就有两名壮士应命，于是打造铁钩，绑在手脚上，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登山靴”，带上长绳、刀剑，约定他们爬到巨树上时，就放绳下来拉人上去。
等到夜雨初歇，漆黑一片时，2人开始向上爬。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轻微的悉率声，然后一团黑影像石头一样重重地掉了下来，原来是其中的一人，失足掉下来摔成了肉泥。再过了一会儿，等到长绳放了下来，他们才知道另一人已爬上了树，于是士兵们沿绳而上；接着，壮士又爬到囤顶，藏在草丛间，放绳下来，把树上的士兵又拉上去，就这样，很快就上去了二三十人。他们到处放火，大声嚷叫：“天兵上囤了！”叛军在惊慌中，自相残杀，死了几千人，生还者争相逃往山下，失足摔死的将近1000人。至黎明时分，凯口囤叛军终于土崩瓦解了。
纵观此役，若非以重赏征集两名壮士，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恐怕不会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
事实上，我国历代许多著名的军事家也都很重视透过奖励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李牧和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牧是战国时代赵国人，乃著名的抗击匈奴的边防将领。他曾经驻扎在雁门关一带，把收入的租税都用作军费开支，经常杀牛宰羊犒劳士卒，对战士待遇优厚，并下令说：“匈奴人前来抢掠，我军士兵赶快退回。有敢追击匈奴者，斩！”这样过了几年，匈奴人都认为李牧胆小，就是赵兵也私下以为自己的将军太胆小。由于经常得到嘉奖而没有立功报答的机会，所以士兵们都纷纷要求与匈奴人决战一场。李牧见群情激昂，士气饱满，于是选了300百辆战车，1.3万匹战马，因战功卓著得过百金之赏的勇猛战士5万人，神箭手10万人，加以训练之后，诱使匈奴大举进攻。李牧则整好队伍，摆开阵势，以左右两翼突入匈奴军，往来冲杀，斩杀匈奴十几万人马，单于逃走，后来有十几年不敢再犯边境。
所以说，对士卒越好，士卒的回报便越大；激励和鼓舞士兵的斗志，一旦开战，便能勇猛向前。赵国军队经常被匈奴人打败，李牧却能大获全胜，难道他所指挥的，不是赵国军队吗？军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善于激励和蓄积士兵们的斗志罢了。
著名的抗金战将岳飞，也非常善于治军，士兵有拿了老百姓几根麻绳的，立刻依军法处死。军队即使冻死也不拆百姓房屋，饿死也不抢劫百姓。但士兵生了病，岳飞却亲自调药。将士远征时，他还让妻子去慰劳他们的家属；有战死的，必痛哭哀悼，抚育他们的后代。凡是朝廷的奖赏，都分给士兵，自己丝毫不取。每立战功，都归于将士，自己毫不居功。所以他的军队令出如山，勇猛善战，常常以五百人、八百人打败敌人十几万人，敌人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奖励能激发士兵的斗志，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一种渴望，即战斗或工作业绩得到认同、肯定和表彰的渴望。现代心理学研究表示，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他人重视，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时，才能充分挑动起主观能动性，潜在的能量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运用。
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和实践“人本管理”。然而，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人本管理理论中的人才概念，仅仅把有无较高的学历或职称，作为判断某个人是否为人才的标准。其实，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造就能够把知识、技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利润的“能人”。事实上，知识经济的浪潮推动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人本管理”升华为“能本管理”。
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对物质享受的兴趣趋淡，而对自身创造能力的关注程度则日益加强。作为人的最高需要之“自我实现”（即按照自身的兴趣、能力从工作中取得成就），正成为西方人追求的重要目标。面对人类为实现现代工业文明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从人性和文化价值观上思考人的发展问题，期望通过“人的革命”来推动人的“自我实现”，以此充分挖掘和发挥人的潜力和创造力，把人塑造成既能为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又能在自我实现中得以升华的“能力人”。
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
【原文】
武侯问曰：“兵以何为胜？”
起对曰：“以治为胜。”
又问曰：“不在众乎？”
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注释】
金：钲，军乐器，古代作战用鸣金表示收兵的信号。
鼓：军乐器，古代作战以击鼓为进军的信号。
麾：同挥，令旗也。
【译文】
武侯又问道：“军队怎样才能打胜仗呢？”
吴起回答说：“管理好军队就能打胜仗。”
武侯进一步问：“不在于兵力多少吗？”
吴起回答说：“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无信用，鸣金不停止，擂鼓不前进，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处呢？所谓管理好，就是平时守礼法，战时有威势，前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不可追击，前进后退整齐不乱，左右移动服从指挥，即使被截断联系仍能阵脚不乱，即使被冲散仍能恢复行列。官与兵之间，同安乐，共患难，团结一致而不可离散，连续作战而不觉疲惫，无论将它投向任何地方，谁都不能抵挡。这样的军队叫做父子兵。”
【心得】
吴起在这段论述中，更加深刻地指出，用兵打仗必须“以治为胜”，否则即使是百万大军，也只是乌合之众，缺乏战斗力，不能克敌制胜。
在吴起看来，要治理好军队，必须严守礼义，要有威势和勇气，服从指挥，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唯有如此，才能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锐部队。
吴起本人就是根据这几项要求来训练军队的，由他治理出来的魏武军、楚军，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常胜军，打起仗来总是所向无敌，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的军队才会战无不胜，吴起认识到了这一点，对此也理解得颇为透彻。在吴起看来，使自己军队混乱而导致敌军获胜，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法令不明”，二是“赏罚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