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充分接受任何科学的理论的这一双重性，我们就会有少得多的麻烦，并且能更好地理解像精神分析那样的雏形的经验的理论。弗洛伊德的体系主要是对许多经验的描述，它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或精致的理论。但它还不够正规或“假设－演绎”这一事态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系统而正确地描述出大量临床的经验。我们首先应该问它对经验的描述有多么准确和真实，而不是有多么精致和抽象。
有资格的人士，即有适当的经验和训练的人，大都同意弗洛伊德的一套临床描述大体上是确实的，他收集的“事实材料”大体上是真实的。即使他的某些特定大理论尝试和构建体系的努力还值得商讨或应被拒绝，也不影响他对事实描述的价值。
准确表达事实才是科学家的首要责任，至于它与“好的发生体系”发生冲突的情况，则应毫不犹豫地放弃体系。系统化和理论化应该在事实后面到来。或者，为避免纠缠于事实是什么的争论，我们可以说，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体验存在的事物。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家喻户晓的真理却常常被遗忘在黑暗的角落。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
经验主义和程式化的认识
我经常会在谈话中转向忽然问起我所欣赏的花鸟树木的名称，好像我不满足于欣赏和享受而不得不再进行有关的学术研究似的。对于我爱好分类的怪癖，我的艺术家妻子很反感。的确，往往那个“学术研究”竟取代或完全替换了对“事物存在样态”的陶醉和沉思之乐。我将这种替代真正领会和体验的分类过程称之为“程式化”，它是一种病态，使组织纯经验世界的“正常”或“健康”努力成为病态化的。
希望我的错误能使大家获得一些教益。其实，有时我发现我在画廊中也有“程式化”的活动，如先看作者姓名牌子而不是先看画，并又一次不是真正领会而是进行分类，如：“是的！一幅勒努瓦的画，非常典型，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没有必要研究它，我已经‘熟知’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下一幅是什么？”
有一次，当我先看画——一幅极漂亮的画时，我真正是在看并真正在欣赏时，我接着又吃惊地发现它竟是出自一个极不出名的作者——甘斯波罗的手笔！我想，假如我先看了作者的名字，我或许不会再看画本身，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装的是先验的分类和排列系统，我早已判决甘斯波罗不会给我任何乐趣，是不值一顾的。
更令我惊奇的一次是，我突然认识到一只普通的知更鸟（或称蓝坚鸟）竟也是一个极美极神奇的东西，正如一切鸟都那么美妙一样，甚至普通的鸟也像罕见的鸟一样的美。但判别是否普通是经验本身以外的事，和它自己的本性毫无关系。这样的判断却可以成为打消经验的一种方式，一种不注意经验的方式。它能成为一种使我们自己视而不见的方式。任何日落或橡树或婴儿或小女孩都是一个怪异的、难以置信的奇迹，第一次看时或似乎第一次看时或似乎最后一次看时都会有此感受，正像一位优秀艺术家或任何敏感者看时一样。
这种新鲜的和反熟悉化的体验对于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把握，一旦他能聪明地认识到，能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中要比生活在一个排排小屋的世界中更有乐趣，而一个熟悉的奇迹仍然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我要告诉普通的认识者和科学认识者一条教训——不充分的经验是一种盲目，那是任何想当科学家的人都不能承受的。这种花招不仅会剥夺他许多科学的欢乐，而且有使他变成一个可悲科学家的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通过调察自身程式化倾向得知，我并不需要反对“体验活动”才能进行“组织与整合活动”，也无须反对美学才能走科学的道路。我认为，“科学知识”实际上丰富了我的体验而不是使它贫乏，只要我不用科学知识替代我的体验。有知识的体验者往往能成为比无知的体验者更好的欣赏者，只要我们接受这样的公式：“首先观察，然后认识。”我们现在可以再添加一句：“然后再一次观察。”于是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认识会变得更好，更有乐趣、更丰富、更神秘更可敬畏。
总之，无论是何种“真正的体验活动”，只要它是十分完整的，充满神奇色彩的，那么，它就是极其欢乐的。甚至当它使你感到痛苦和悲伤时，它也仍然能给你以“欢乐”。无论如何，和单调的程式化比较，它更富有乐趣。
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陷入这种“认识”心境不仅是一种盲目症，而且是一种不幸。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型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
原样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认识
一般地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哲学家、科学家认为，“意义”的概念能使混乱的、繁杂的、无意义的许多东西联结起来，相互协同，分门别类，并且组织整合起来。它是一种格式塔般的、整体化的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创造。这一整体及其各个部分于是都具有意义那是各个部分至此所没有的。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型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
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换句话说，这一“富有意义”的类型是属于分类和抽象那一领域，而不属于经验范畴。
它是经济的、简单化倾向的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方面，而不属于全盘描述和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科学。我常常也能意识到这里有这样的内涵：它是“人类的创造”，即如果人类灭亡，它的一大部分将会消失。这又引导我把“人为的富有意义”和一种潜伏的蕴含联系起来，现实、自然、宇宙本来没有内在的意义，但必须富有意义，如果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某位神必须这样做。
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与这种极度机械论对抗的世界观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做法像许多当代艺术家、作曲家、电影编剧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所做的，甚至有些哲学家也做过，那就是在让它弄得厌烦和沮丧以后，又过分狂热地拥抱这一看法，并开始谈论生活的荒唐透顶和毫无意义，随机地绘画、写作和谱曲，破除一切富有意义的概念，似乎那只能是陈腐之谈，开始谈论“任何人类决心的不确定性和武断性”等等。
例如，当一位采访者向阿兰·罗贝－格里耶承认他并不完理解他写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时，作者笑着说：“我也一样。”这肯定不是一个不通常的反应，绝非如此。我认为，有时“内在”的事，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一点，即承认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缺乏明确的意义，甚至认为这种提问本身也是老一套。放弃或破坏“意义”的这种深思熟虑之举有时表现为对于权力机构、权威、传统和习俗的象征化破坏。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它的企图是对仿善的抨击，是为自由、为真诚而发动的进击，就好像是一个谎言正在被摧毁。这一类型的明显二歧化活动在层次整合态度面前会很容易地让路。
在他们头脑里，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命令，是一种武断的决定，不是从什么原则、什么条件要求出发的，而是意志的一种不能预测的和偶然的动作。当生活变成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件”时，生活自身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这样一个人会很容易变成完全怀疑的、虚无的、相对主义的、冲动的，没有任何是非善恶观念。概括来讲，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
假如生命的浆汁不在他的血管里有力地流动，他将会不断地谈论失望、痛苦，直至自杀。这好像是说：“OK！我必须接受它。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我必须完全依赖我自己的武断决定。除这些盲目的希望、任性的幻想和冲动以外（这一切只有它们自身感受到的驱动而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支持），不相信一切或不对任何事物抱有信念。”很显然，这是我所看到的这种态度的最极端的形态，但它是这种态度合乎逻辑的结果。
但这一发展完全可以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世纪反叛的一个方面，反对宗教、经济学、哲学、政治，甚至反对科学的庞大抽象“体系”，它们已变得远离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经验；因而看来很像，往往确实是，盲目伪善和文饰。它可以被看作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的名言的一种表现，他们说：“假如上帝死了，那么任何事都许可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可以看作是一切传统的、非人的价值体系瓦解的结果，这只留下一个转弯的去处，即进入自身，回到经验中。这是我们需要意义的一种证明，当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会彻底失去生活的勇气。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把这种绝望看成是回归纯粹的经验，经验是一切思想的开端。当抽象和体系使我们失望时，我们总要回顾经验。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许多事实的最终含意不过是它们自身存在的纯粹的实现。
人类历史表明，许多被迫趋向怀疑的人都曾力图再次变得单纯，回到开端；在一个更坚固和更确定的基地上再一次想通一切，在一个骚乱的时代问一问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使他们能真正毫无怀疑。这样的时刻在生活中时有出现，这时修补和改良似乎是无望之举，而更容易的是移平整个结构并从根基上重新构建。
除此之外，若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加增一般人很难抗拒的二歧化的诱惑，即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不是选择经验的原样——拒绝一切抽象作为内在之敌，就是选择抽象、法则、一体化——拒绝原样作为法则之敌，那么，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又可以看作是二歧化的病态结果。它们可以看作是愚蠢的和不必要的，甚至是孩子般幼稚无能的结果，不能成为综合的、包容的或成为协同的。
每个人都观察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同时接受并欣赏原样和抽象两者的优点。事实上，对于完美的理智和人性来说，做到对两者都称心如意甚至是必需的。因此，这两类不同的意义，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彼此排斥的。我称其一为抽象意义，另一为原样意义，并且指出前者属于分类和抽象的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领域。我宁愿选择这样的说法而不采取同样可能的一种说法，说一朵玫瑰花的气味是无意义的或荒谬的。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这些词仍然是惹人厌的和规范性的，因而会引起误解。
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在电影中，或是在诗作中，这两类意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类交流及两类表达。它们甚至再一次向我们表明，科学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充分承认、接受并欣赏具体的、原始的经验；另一项是把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找出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发现它们的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构成一些系统，这些系统能用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并能把许多经验浓缩在一个公式或定律中，使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
不过，这两项任务或目标有相互的联系，分割开来会造成损害，我们不能只择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那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糟糕的局面：一个“还原到具体”，另一个“还原到抽象”。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积极理解和解释的手段
通过对意义的研究，“理解”、“预测”和“解释”这一类词语的涵义更加明确了。“纯粹科学的”人用这些词，和典型直觉的人有所不同。对于前一种人，理解的增进通常来自并等于倾向简单的运动。它是更一元化的，更接近一致，是复杂和混乱的简化。“理解”和“解释”深入复杂现象的背后，使其易于为人所认识。例如，它把卷心菜和国王用某种方式连接起来，而不是任他们各自分离，作为非干预沉思的对象。
对于纯粹科学的人来说，“解释”和“理解”二者都有简化的作用，即减少我们必须把握的变量数目——表面的多重现象不如潜伏在现象世界背后的较简单的解释理论那么“真实”。它是对表面价值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消除神秘的方式。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认为，不能解释的就是不真实或不纯正的。
对于经验丰富的人，可以用另一种类似“原样意义”的要点加以解释。理解某一事物也就是体验这一事物的真相和它的本性。这种经验，不论对象是一个人或一幅字画，都能变得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但仍能保留在这一对象的范围内，对于这一对象我们是力图能有更好的理解的。因此，我们能把经验的理解和整合的或抽象的理解——一种向简单、经济和简化的主动运动——区分开。
经验的理解是满足于停留在经验的内部，不向外延伸，而用直接的方式鉴赏它、品味它，这与简化以及浓缩经验和图解经验的活动（或用X光、图式或数学描述经验）大不相同。这是雕塑家所具有的对粘土或石头的理解，木匠对木头、母亲对她的宝宝、游泳者对水、或夫妻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从根本上而言，这又是一种不可能为非雕塑家、非木匠、非母亲、非游泳者、或未婚男女所体会的那种理解，不论他们可能得到的其他知识来源如何。
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有益的，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经验到的什么就是它自身的解释。一片树叶，一曲赋格（赋格曲，一种多声部的乐曲，在五度上模并用复调方法发展主题），一次日落，一朵花，一个人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它们“意味着”它们自己，解释它们自己，并证明它们自己。
许多现代画家或音乐家甚至诗人现在已经抛弃那种过时的要求，要求艺术作品“含有”某种自身以外的寓意，要求它们指向外部，非自我参照的，或富有某种信息，或在科学的简单化的意义上是“可以解释的”。它们宁可说是自我容纳的世界，是被注视的对象而不是被透视的什么。它们既不是攀登高峰的支点，也不是长途旅程中的中转站。它们不是为自身以外的某物设的标记或符号。它们也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置于某一类别内或历史序列中被“规定”，或就它们和它们自身以外世界的某种其他的关系来“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