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音乐家，许多画家，甚至某些诗人都会拒绝谈论或“解释”他们的作品，他们能做的是以某种纯武断的方式在作品上加个标签或仅仅指一指这些作品说，“看吧！”或“仔细听吧！”例如，当有人问埃利奥特：“请问先生，‘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这行诗是什么意思？”他答道：“我的意思是‘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毕加索也曾被类似地援引过：“人人都想理解艺术，为什么不想理解一只鸟的歌？人爱夜、花以及周围的一切，为什么不理解它？但偏偏对一幅画，就要无限制地深究。”
不过，甚至在所谈论的这一领域中，人们确实也研究贝多芬的四重奏。但请注意，这里的研究是指经验意义上的陶醉，反复地欣赏和沉思，也可以说，是用一种高强度的显微镜仔细审查它的内部结构，而不是研究它。而后他们会信心百倍地说：“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它。”有一个信奉类似原则的文艺批评学派，它的信从者依赖对作品本身的深入审查做出评价，而不是根据作品的社会、历史、政治或经济背景而探讨。这些人并没有陷入不可言喻状态以及所需要的沉默之中。他们有很多要说的，而他们也确实使用了“意义”、“解释”、“理解”、“释意”和“交流”这些词汇，尽管仍然力求严格地停留在经验的范围内。
我个人的想法是，来自艺术世界的这些积极的用法在一个重建的科学哲学中是有益的，这种科学哲学主张包容，而不是排除经验论据。我认为，这些用法比另一种用法更可取，后者谈论的是“无意义”和“荒谬”，而不是“原样意义”，它使自身还原为指示交流而不是语言交流，它拒绝任何解释或定义的努力，只能等待某一天领悟的出现，而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促使领悟到来，实际上就是说，假如你不了解，你将永远不会了解。
或许积极的用法能使我们和经验资料进行更深奥微妙而有洞察力的交往，并能更实际而富有成果地处理这些资料。“荒谬”、“无意义”、“不可言喻”和“不能解释”这些词汇只表示一种神经脆弱，因为它们谈论的是虚无、是零、是缺乏的某种东西而不是能够用科学方式对待的存在物。
积极的用法证明是正确的，还因为它们意味着对一种可能性的接受，即经验可以是目的经验，它们自身就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这些用法对于一种存在心理学是适宜的，这种心理学是和目的、和存在的终极状态打交道的。消极的用法意味着对一种传统科学主张的认可，即坚持科学是超脱价值的，和目的无关而只和通向目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断给定的）打交道。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经验都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们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们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的原样意义的认识
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经验都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们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们还有什么意思。你不能以理性对待经验；经验就是经验。你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承认经验的存在，接受它们，有可能时领略它们的丰富多彩和神秘莫测，同时认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
从某种程度讲，生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意义。即对生活的体验、行走、观看、味道、气味、感官享受和情绪体验，一切其余的感受，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生活是值得的。生活本身也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只要它们不再为我们提供享受。此时此刻，我们有可能感到厌倦、无聊、抑郁、想自杀，我们会说，“生活是无意义的”或“生活有什么意思”或“生活不再是值得的”。正因如此，我才宁愿采用原样意义的说法也不对无意义让步。我认为，在非常有创造性或伟大的科学家那里，这两种制裁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偏爱一种而放弃另一种，那似乎已成为他们的。
合法解释和原样理解的认识
我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研究，即研究不同类型性格的科学家的动机。我仅仅要求他们漫谈和回答我两类问题：“你为什么选择你的行业？你的领域？你的课题？你从你的工作中得到的主要报酬（满足，快慰，最高幸福的颠峰时刻、兴奋点）是什么？是什么使你坚持工作下去的？你为什么爱你的工作？”还有两个类似但不同的问题：“你为什么堕入情网？你为什么安于你的婚姻？”
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不得不放弃了此项研究。不过，通过与十几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谈话，我仍然对科学家的种种隐伏动机有很深的印象，这些动机驱使他们选定方向并坚持下去。至于一般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快乐和满足，他们的喜爱和厌恶，他们的职业选择，以及他们的工作风格，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性格”的一种表现。
与许多其他研究者曾有过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我再次觉得对于那些名目繁多的对立类型的人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如顽强的和温和的，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象征太阳、音乐诗、健康等）型和狄俄尼索斯（酒神，象征享乐）型，肛门型和口腔型，强迫型和歇斯底里型，男子气和女子气，控制的和冲动的，统治的和承受的，猜忌的和信任的等等。
有一个时期我曾用X和Y作为指代字母，作为所有这些反义词对子中的共同因素。另一些时候我用过“冷静”和“热烈”，因为两者都不含有贬义——厌恶或侮辱的意思，并且我认为这两个词的“观相性质”要比现有知识状况中更明确规定的词汇好一些。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也曾尝试对比“蓝——绿”（光谱的尽端）和“红——橙——黄”两种类型。最后我把问题搁置起来，尽管我觉得正在广阔领域的边缘上徘徊。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当时的一个初步印象，因为现在它越来越有说服力了。之所以提出来，只是为了进一步慎重检验。我认为在性格和外貌上属于“冷静”或“蓝—绿”或“顽强”型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把法则、规律性、确定性、确切性的建立作为他们科学工作的目标。他们谈到“解释”，显然倾向于经济、简单、一元化。完成简化的时刻，即达到变量数目的缩减，也就是胜利和高度成就的时刻。相反，我觉得“热烈”、“红—橙—黄”、“直觉”型的人（他们更接近诗人、艺术家、音乐家而不是工程技术专家）或“温和”、“软心肠”的科学家，容易炽热地谈论问题，会把“理解”的时刻（对原样状态的理解）作为调查研究的高峰和奖赏。概括来说，性格学上从顽强到温和的连续系统分布，可以类比为这样的连续系统——一个以“合法解释”为一端和以“原样理解”为另一端的系统连续系统。
我认为，在非常有创造性或伟大的科学家那里，这两种制裁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偏爱一种而放弃另一种。即使如此，我认为做出这一类型学上的区分还是必要的。据我了解，有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人确实是如此，有些我看过他们个人记事的人也一样。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应该坚强，什么时候应该温和，而不是在强硬和柔软二者中做出根本的抉择。
在心理学范围内，我的观点仍然是，这样的二歧化可能把那些“典型的”实验心理学家（他们是拙劣的临床家）和“典型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们是拙劣的实验研究者）分隔开，虽然我完成的这项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并不强有力地支持这一猜测。
对于纯粹或极端的类型而言，这已接近一个假说——“抽象知识”和“经验知识”是相互对照的目标。总之，理论和法则的构建与它们的被发现通常很类似，似乎有一种主动和承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连接。对于任何认识者，不论一般人或专业人员，最好是依据情况的需要具体分析，既能主动又能承受，即随机应变。
感知对结构的承受
由于在原样和抽象之间既做出区分又使两者整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再一次遇到共相和法则是否真实这一老问题，它们完全是人造的或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发明的吗？或者，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吗？虽然模糊不清，它们是一种对于外界先于人而存在的什么东西的知觉印象吗？我在这里不企图做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可以提供一点见解，也许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首先，疑问最大的就是问题的二歧式、非此即彼的说法。难道这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吗？原样和抽象之间的区分暗示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事实确实如此，对原样的感知比整合与抽象的完成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更是道家的、承受的、被动的。但这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必然，对共相的感知只能看是一种主动的任务，一种权威的创造。它也可以是一种承受的开放，一种非干预的意愿——希望事物是它们自身的状态，一种耐心等待的能力，等待知觉对象的结构自身向我们显露出来，是一种秩序的发现而不是一种秩序的安排。
在这种承受过程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弗洛伊德对“自由漂浮注意”的发现和推崇。从长远角度考虑，在试图理解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时，或有同类问题的任何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弃主动集中注意和力争迅速理解。这里的危险在于，可能有一种早熟或不成熟的解释和理论，而且它还很有可能是一个人自己的构造物或创造物。
从初级过程的角度看，力争、集中和注意聚焦不是前意识或无意识层次上最好的感知途径。这些活动属于次级过程并有可能掩盖或排除初级过程的资料。精神分析家的指令是：“让无意识向无意识诉说或倾听。”
这类问题同样也出现在文化人类学家身上，特别是在他们理解某种文化的全部繁杂情节时。在这里，早熟的理论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弄得此后任何有违早熟构造物的资料都被排除在外。最好要有耐心，能承受，顺从资料，让资料各就各位。对于习性学家、生态学家和野外博物学家也是如此，对于和任何种类的大量资料打交道的任何人在原则上也适用。一个人不仅要学会主动而且要学会被动。一个人安排，再安排，玩弄资料，懒洋洋地看报表，拼来拼去，像游戏一样，坠入白日梦中，不慌不忙，一遍又一遍，“夜以继日”，把全部事业交付给无意识。而科学发现的历史表明，这通常很起作用。
总之，理论和法则的构建与它们的被发现通常很类似，似乎有一种主动和承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连接。对于任何认识者，不论一般人或专业人员，最好是依据情况的需要具体分析，既能主动又能承受，即随机应变。因而，“沉思”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非主动、非干预的观察和品味的形式，它可以吸收到对经验的、道家的、非侵扰的承受中。在这样的时刻，经验自然产生而不是被特意构造。
沉思事物存在的方式
对于“事物存在的方式”、世界和地球上存在的众多表象，你应该做些什么呢？自然，首先要设想你不能被它吓住。于是，当你被动地承受和接受时，你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对它的一切深感惊奇，思索它，品味它，赞叹它，迷恋它而且要满怀希望，你会发现乐趣无穷。即，要做的是不做任何事。这和孩子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几乎没什么区别，一心一意地，兴致勃勃地，着了迷一样，瞪大眼睛，被魔法镇住似的。
在高峰体验中和在孤独体验中，也会有这一类迷恋世界的情况发生。当我们思索死亡或因缓刑而暂免于死时，或当“爱”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和开启了世界的宝藏时，或当致幻剂发生最佳效果时，或当一位诗人或一位画师能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满新意的世界时，这一切都是通向领会事物原状和真相的道路。它们全都联合起来告诉我们，世界并不像那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可怕，而且也可以是非常美妙可爱的。
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也无需去做，我们只要承受地、屈从地、沉思地体验这一切。我们无须立即做出解释、分类、提出有关的理论，甚至也无须理解，除非是它自身的概念需要。
相信大家没有忘记这样的言论，有些人宣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最接近现实。他们说，如果我们想看到赤裸裸的现实，这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们警告我们，当我们开始进行组织、分类、简化、抽象和概念化活动时，我们也开始离开此时此地的现实，观察我们自己的构造物和发明物，我们自己的先定概念。这些东西是我们自立门户的安排，我们依靠它们把秩序强加在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上，那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
显然，持有这种观点是与常规的科学观背道而驰的。例如，艾丁顿看到和触及的桌子，他认为不如物理学家所概念化的桌子那么真实。多数物理学家觉得，当他们离感性世界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所涉及的现实当然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不同，向简单化的方向行进确实分解了这一现实。
由于我们已经同意科学有两极的说法，因此，我们无须再仲裁这一争端。科学的两极一方面要求经验和领悟具体，另一方面要求把纷乱的具体组织成可以把握的抽象。但客观的事实要求强调前一目标而不是后一目标。科学家通常不认为自己是承受的沉思者，但他们应该如此，不然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在经验的现实中的立脚点，而且，只有从这里开始，才有一切知识和一切科学的建立。
因而，“沉思”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非主动、非干预的观察和品味的形式；它可以吸收到对经验的、道家的、非侵扰的承受中。在这样的时刻，经验自然产生而不是被特意构造。由于这使经验能成为它自身，极少受到观察者的歪曲，所以，它在某些事例中将会成为通向更可靠和更真实的认识的途径。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利用这两种认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显然，把两种武器都收入想认识各种事物的任何认识者的武库中是必要的。
作为科学范式的人际知识
从科学发展史上可知，常规的科学首先将物理的、无生命活力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星体、落体。当然，非人格的数学也包括在内。
科学前进的步伐并没有终止，并且以同样的精神研究生物，最后约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在实验室里以同样的、已证明为极成功的方法进行研究人。人被当作一个物体在有控制的实验情境中接受不动感情的、中性的、定量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倾向于一切适宜用这种方式处理的方面。自然，与此同时，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用不同的定律、法则和方法在临床精神病学家中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