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认为这种终端很难实现。研究精神分裂的一个受到尊崇的办法是，试用适当的化学药剂使自己暂时成为精神分裂的，或自己曾患分裂症现已恢复健康。这样一来，就能更容易与精神分裂患者认同。例如，最受人敬爱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之一的爱德华·托尔曼，有一次不顾他自己的正式推论，曾承认他在想预测一只大鼠将如何行动时试图与大鼠认同，与大鼠感受一致，并问他自己：“现在我将会如何行动？”
另一类例子——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遵循着同样的范式——是文化人类学家的例子。对于一个你不喜欢或你不欢迎的部落，尽管你也能了解到许多事实，但你的了解会受到一定的局限。要认识印第安人而不是仅仅取得一知半解的资料，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他们的文化中。假如你“变成”一个印第安黑脚族人，你将能靠理解回答许多问题。
事实上，即使在非人格的一极，区分用望远镜观察天象的两种感受也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通过望远镜窥视月球，像某一个人（旁观者，外人）通过一个钥匙孔窥视一个生人，远远地窥视我们永远不能变成的东西。或者你有时能忘记你自己，专注地、迷恋地、神往地进入你正在观察的对象中，进入那个世界而不是从外面向里看。这可以比喻为家庭一员和街角孤儿之间的不同，后者隔着窗户观看屋里的温暖情境。柯林·威尔逊的著作中有许多局外人和渴望的窥视者的例子。
相信自己，你也可以跨入显微世界内部，当然，你也有权力选择站在外面通过显微境观看外面的载片。你可以很有见识地倾听音乐，平静地审查它是否值得你付出的门票钱。或者，你会突然被它感动并觉得自己也变成音乐，似乎音符在你体内跳动，觉得你不是在音乐以外的什么地方。假如你在跳舞，而节奏的格调“粘上你”，你会一下子滑到节奏中去，你会和节奏打成一片，你会变成它的自觉的工具。其实，“科学的客观”这个术语早已被那些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先行占用，并使之屈从于他们的机械形态世界观的用法。
放任的客观与关切的客观
其实，“科学的客观”这个术语早已被那些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先行占用，并使之屈从于他们的机械形态世界观的用法。很显然，为了不让真理预先由教会或政府决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维护他们自由观察他们眼前事物的权利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超脱价值的科学”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不过，这也使得许多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家受到伤害，因为这一概括化概念已被许多人无批判地接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愿意研究其他民族的价值，研究者或许也可以使自己超脱于这些价值之外，并不动感情地进行研究，就像研究蚂蚁或树木的“价值”一样，即，价值可以作为“事实”那样加以处理。因此，价值可以立即变得能够用传统非人格科学的一切方法和概念进行“正常的”处理，但这并不是真正解除争端所在。
这一类型的“科学的客观”是要防止把人的或超自然的动机或感情或先入之见投射到感知的对象中，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在“那里”的，因而也不应该看作是在那里。请注意，科学的这一必需的法则——只能观察确实存在彼处的东西，它的开始是勿在无生命物和动物中寻觅“上帝的设计或亚里士多德的断言或人的意图”，主要是试图防止科学家投射自己的价值观或希望或意愿。
尽管对于这一点还很难做到完善，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做到。正规的科学训练和正规的科学方法是力求越来越接近这一不可能达到的终点。毫无疑问，这一努力确实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我们称之为优秀科学家的人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方面，他具有领会他所不喜欢的东西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他在观察他所赞成的东西时能保持充分的怀疑态度。
关键的问题是：达到“科学的客观”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如何？把某物作为它存在的样子加以观察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最不受我们自己的希望、畏惧、意愿、目的所污染？更重要的问题是：达到这一目标是否只有一条途径？是否还有另一条途径也通向“客观性”，即，把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来观察？
从传统上来讲，“科学的客观”的成功一直是在科学的对象最远离人的理想、愿望和意愿时才可能实现。假如你是在研究岩石或热或电流的性质，那会很容易觉得你是无牵连的，超脱的，能看清楚的，和中立的。你不会使自己混同于月亮，你“关心”月亮绝不会像关心你自己的孩子那样。对于氧气和氢气不难采取放任态度，也易于有非干预的好奇心，做到道家的承受，任事物自然存在。直截了当地说，要坐做到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和恰当，你就不能关心后果，你不会认同或同情，你既不爱也不恨等等。
不过，当我们跨入人和社会的领域时，当我们力求客观对待我们所爱或所恨的人，对待我们的忠诚或价值观，对待我们自己本身时，这一观念和态度的框架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这时不再放任，不再是非人格、无牵连、不趋同、没有利害关系的了。要成为“放任的客观”或“不关切的客观”也变得更困难得多，而且新的危险已出现。
在试图达到“科学的”，即无牵连的、放任的、不关切的客观的努力中，例如，人类学家可能购买成袋的他误以为和这种客观有联系的资料。他可能变成科学主义的而不是科学的，可能觉得有必要为了他所研究的民族而淹没他的人类感情，可能不论需要与否都追求定量化，可能用准确的细节和虚假的整体进行编排。对文化人类学读物的最佳选择仍然是一种谨慎的混合物，包括专业的论著，较佳的游记，和更富有诗意和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家的印象派著述。
若那种非关切的客观可以靠改善训练达到一定目标，那么我们则可以说更重要得多的可能性是来自关切而不是非关切的另一种客观。这客观可以被当作存在爱的一种结果，高峰体验、统一领会、自我实现、协同作用、道家承受、“创造态度”、存在认知的一种结果，认为是存在心理学的一个总的方面，对于这一点纳梅奇也曾进行过很有成效的分析。
总之，我的论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假如你在存在的水平上极爱某物或某人，你将会欣赏它自身本性的实现，你将不想干预它，因为你是把它看作它自身而爱它。你将能以一种非干预的方式观察它，也就是任随它自然发展。这又意味着你能把它作为不受你自私的意愿、希望、需要、焦虑、或先入为主的污染而观察它。由于你爱它自然自在，你也不会轻易地去评判它，利用它，改善它，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把你自己的价值观投射于它。这往往又意味着更具体地体验和观察，更少抽象、简化、组织或理智操作。任它自然自在也含有一种更整体的、综合的态度，更少主动进行肢解。
概括来讲，你可能极喜欢某人，敢于把他看作他原本的样子；假如你爱某物原本的样子，你将不想改变它。因此，你可能把它或他作为它自己本性的存在来观察，不触动的，不污染的，即，客观地观察。你对那个人的存在爱越深，你也就越不需要闭上眼晴。
另外，“关切的客观”也有它超越的一面。假如客观的含意包括把事物作为它们原本的样子来看，而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是否赞成它们，它们是好还是坏，那么，一个人越能超越这些区分，便越能看清事物的原样。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存在认知中，例如在存在爱中等等，则或多或少能够做到。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这两种客观及其互补的性质，以便使作为局外人的显然有利和同样显然不利的情况得到有力的证明。犹太人或黑人对于我们社会的认识要比我们内部的人有多得多的旁观者客观。假如你是国家俱乐部或权力机构的一员，你很容易认为它的一切好处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些好处。这包括一切文饰、否认、官样文章和伪善等等。而局外人却能很容易看清楚这些东西。因此，有些真理旁观者能比体验者更容易看到，后者在这里是被认为是现实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曾提及很多证据，即在某些方面黑人比白人能更了解黑人等等。这里无须重复。
由“来自存在爱的知识”这概念所引发的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课题和假说。存在爱的能力是人格高度成熟水平的特征。因此，人格成熟是这种明晰知识的先决条件，增进认识者的成熟则是改善这种认识的一个方法。创造性的艺术教育，更确切地说，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它之所以特别重要，与其说因为能造就艺术家或艺术产品，不如说能造就更完美的人。
趋向自我实现的创造态度
创造性概念似乎越来越接近健康、自我实现、丰满人性等概念，最终也许会证明这是一回事。
即使我对已有的事实不完全肯定，但我似乎有必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创造性的艺术教育，更确切地说，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它之所以特别重要，与其说因为能造就艺术家或艺术产品，不如说能造就更完美的人。假如我们对教育人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变成人性丰满的人，能逐步发挥他们所具有的潜在能力，那么，就我所知，能有这种作用的一种教育就是艺术教育了。
因此，我所以会想到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并不是因为艺术能产生美的印象，而是因为我认为艺术教育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切其他教育的范式。那就是说，假如我们认真对待并尽力去做，使艺术教育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标准，而不是被认为是十分脆弱和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终将有一天能依据这一范式教数学、阅读和写作。我所指的是一切教育问题。这就是我对于通过艺术进行教育感兴趣的原因——只因为它似乎是潜在的有效教育。
我能够深感历史的发展所引起的一个变化，是我对艺术教育、创造性心理健康等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们正处在历史上和以往任何时刻相比都是全新的一点。现在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得多地运转着。例如，各种事实、知识、技术、发明、工艺进步在发展速度方面的急剧增长。显然，这需要我们在对人的看法上、在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上有一个改变。说得更直截了当些，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人。
我觉得必须认真地看待赫拉克利特、怀特海德、柏格森的那种观点，他们强调世界是一种流动，一种运动，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假设真是这样，今天显然要比1900或甚至1930年远更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不同的人才能在一个永远不断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动的世界上生活。
对于教育事业我可以更进一步说：教授事实有什么用？事实用不了多久就变得过时啦！教授技术有什么用？技术也很快就过时啦！甚至工科学校也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而弄得面目全非。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已不再把工程学仅仅作为一系列技艺来教授了，因为工程学教授过去所学的一切技艺几乎都已经过时了，再学习怎样制造马车鞭子还有什么意义？我了解到，麻省理工学院某些教授所做的是放弃念过去的真经，宁愿尝试去创造一种崭新的人——他能随遇而安，能以变化为乐，能即席创造，能满怀自信、力量和勇气对付他生命当中的突发事件。
甚至一切都在改变：国际法在变，政治在变，整个国际舞台在变。人们在联合国中彼此从不同的世纪出发讨论问题。某人依据19世纪国际法发言，另一位依据某种全新的原则回答他，从不同的世界的不同的讲坛上发言。事情就是变得那么快。
言归正传，我所谈的是如何使我们自己转变为一种新人——他们不需要静化世界，不需要冻结它，使它稳定，他们不需要做他们前辈所做的事，他们能满怀信心地面对明天，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将要降临，什么将会发生，但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在从未出现过的情境中随机应变。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你也许会认为是赫拉克利特型，但请记住，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生存下来；不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灭亡。
我要特别强调这种随机应变和灵感，而不去探讨那些己完成的艺术活动和各种伟大的创造活动。实际上，我甚至不想从任何已完成的产物出发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依据我们对创造过程和创造性个体的心理分析已经相当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原发创造性和次级创造性之间进行区分；原发创造性或创造性的灵感阶段应该和灵感的发挥和发展区分开。这是因为后一阶段不仅强调创造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单纯的艰苦磨练，依赖艺术家的日常训练，他或许要花费半生的时间学习使用工具，学习技巧，熟悉素材，直到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准备，能够充分表达他的积累。
我敢肯定，许多人曾在夜半醒来时有灵感的闪现，这灵感告诉他们有某一小说他们想写，或有某一剧本，一首诗词，或不论什么他们想做的事等待着他们去做，灵感是多得很的。而这些灵感的大多数从未达到过任何成就。在灵感和最终产品之间的差别，例如，在灵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别，是极繁重的艰苦作业，大量的训练，大量的修养，大量的实践和重复，以及推陈出新的修改等等。那么，第二类创造性所需要的美德，和产生实际成品、伟大绘画、伟大小说、桥梁、新发明等等相连结的美德，这些美德对于其他德性——顽强、耐性和艰苦创业等等——的依赖程度如同对于人格的创造性的依赖一样。
因此，为了保持论述范围的纯净，你也许会说，我必须重视这一最初灵感闪现时的即席创作，并暂时不去考虑它会产生什么成果，尽管我们承认它们当中很多都会半途而废。部分地因为这个原故，要研究创造性的这一灵感阶段，需要以幼童作为一部分最好的试验对象，他们的发明才能和创造性大都不能依据产品做出说明。
当一个小男孩自己发现十进位制时，这可能是一个灵感的高峰，一个创造的高峰，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一经验的定义说创造性应该有社会效用，或它应该是新颖的，或应该是前人从未想到过的等等，就把这一创造的高峰一笔抹过。
同样因为这个原故，我决定宁愿利用别的例子而不再把科学的创造性当作一种范例。现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是有关科学家的创造的，他们已证明自己是有创造力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发明家等等。难题在于，假如你熟悉很多科学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个标准有些不对头，因为科学家作为一群人通常并不如你期望的那样有创造力。这也包括那些曾经做出过发现和确实有过创造的人，那些发表过著述、促进了人类知识发展的人。实际上，这并不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