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的方法论对人进行的“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更困难、更令人恼怒的应用，因为研究者将还原分析法加在一个极不合适的对象身上。有人这样说，人是一个特例，是在非人格科学方法边缘上的一个外周例子。我建议我们要把人作为起点或中心替代上述非人格的中心。让我们试着把有关人的知识当作范例，并由此创立属于人的方法论、概念化和世界观，属于哲学和认识论范畴的范式或模型。
如果把即时发生在你和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我们都暂且把它当作为一种终极的知识来看待，那么，后果将会如何？让我们设想这种知识是“正常的”、“基本的”惯例，像我们基本的测量工具对任何知识所进行的判断一样。
不总是可逆的人际关系的例子是：朋友对朋友的认识，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认识，父母对子女的认识，或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兄弟对兄弟的认识，医师对病人的认识等等。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的距离不是很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领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与他有牵挂。
我们必须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要比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更了解她的孩子。如果这些医生有起码的明智，他们会利用她作为解释者或翻译，并常会问：“他想说的是什么？”老朋友，特别是夫妻之间，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心心相印，而对于旁观者来说，其表现简直是一个谜。
人际知识发展的极限或完成是通过亲密达到神秘的溶合，这时两个人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人，神秘论者、禅宗佛教徒、高峰体验者、情侣、审美学家对此均有精彩描述。在这种溶合的体验中，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是通过变成另一个人而实现的，即，它变成一种发自内部的经验知识。我认识它因为我认识我自己，而它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与认识对象的溶合使经验知识成为了可能，而由于经验知识就许多人类目的而论是最佳类型的知识，认识一个对象最好的方式便是趋向与之溶合的运动。当然，由于要达到与任何人的溶合，因此，要关心他、爱他，我们甚至能由此提出一条关于学习和认识的“定律”。你想认识他吗？那么开始关心他吧！
与神秘的溶合相比，更倾向于中性的例子是治疗和成长中的关系。我这里仅限于谈论各种顿悟揭示疗法、道家方法、非指示疗法，例如，弗洛伊德，罗杰斯，存在主义疗法等等。关于移情、交友、无条件积极关怀等等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但这一切有共同的明确认识，即，为了使个体能控制自己的自信和自疑，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以打消畏惧，使人能接受治疗，能更实际地看自己。
首先让我们把这一治疗的和成长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然后把这种认识工具和一台显微镜或望远镜做一对比：
显微镜或望远镜
（旁观知识）治疗关系
（人际关系知识）涉及主客之间的分裂，所谓的“笛卡尔式的分袭”。这一分裂和“距离”被认为对于达到认识的目的是好的，有益的，必要的。在医师和病人两方面都趋向减轻分裂和缩小距离，双方活动的方式不同，但都趋向对病人的深入理解而不是对医生的理解。理想是旁观式的完全脱离，彼此完全“相外”。不打成一片，而是分开，解脱。理想是溶合，融化，合并。减少再输入和交往。如我对一张桌子或一座雕塑的看法。较疏远而少趋同。观察者是一个参与的观察者。力图不发生关系和避免发生关系（为了能够成为一个吕立的裁判）。力图发生关系并更亲密。对于正在体验的自我和自我观察的自我之间的分开不觉察也不加利用。在认识过程中对自我知识不加利用。特别增进正在体验的自我和自我观察的自我两者的相互作用和他们富有成果的相互依存和彼此独立。自我知识是这一认识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观察者的本性和独特性不是大问题。任何胜任的观察者都能看到同样的真理。认识者的本性是认识对象的本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认识者彼此之间不能随意交换。观察者不能看作是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在创造着真理。他发现、看到、或领会真理。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真理，这和他是怎样的，他是谁，和他在做些什么有关。主动注意，有意集中。有目的。自由漂浮的注意，耐心、等待。初级过程，前意识、无意识。我—它（布伯用语）。我—你（布伯用语）。放任的（非关怀的）认识。出自关怀的，彻底（道家的）非干预的认识。较多心理活动，推论，假设，猜测，分类。较多承受，更愿意先进行纯体验再让次级过程接替。旁观者的趣脱，中立，不介入的客观，放任的不关心。知觉对象的内在本性如何没有任何关系。由于不干预、由于关心、欣赏有关的人并愿任他自然而产生的超脱和客观。对于对方的存在的认识（存在认识）。对他没有错觉，逼真地领会，不拒绝也无须改善对方，对他没有预先的要求。接受他的本来状态。不插手，因为喜欢他现在的样子，希望他依然故我，不愿他成为另外的什么。知觉对象已被感知。组织学的载片，显微镜，以及生物学家各走各的路。他们分手了。不论显微镜或载片都不会爱上生物学家。被理解者有反馈反应。他由于被理解而十分感激。他希望能被人正确理解。他向理解者投射幻想和希望。他赞美并崇拜理解他的人。他爱理解他的人并可以依恋他。或者他可能恨理解者或怀有矛盾心情。他有什么关于“认知手段”的话要说。他的这种表现能改变“认知者”（抵抗移情等等）。认识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因为人的动机生活大部分是和他人有联系的。一般来说，由于他人的给予或阻挠从而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受挫。假如你想了解一个人，最好让他和你在一起时毫无顾忌，让他觉得你接受、理解并喜欢他，甚至爱他，让他觉得你尊重他，你不会威胁他的自由自在。相反，如果你不喜欢他或不尊重他，如果你轻视或不赞助他，看不起他，或者用“惯例化”的眼光看他，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人，那么，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真相。
这和一件日常事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爱孩子，我就不会把我的孩子的照片拿给你看；假如你不喜欢孩子，我将不想让他们来见你。他甚至会怀着隐藏的恶意故意以假象蒙骗你。在其他领域这也是极常见的事，例如，文化人类学、心理治疗、社会学、民意调查、儿童心理学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文献了解上述结论，如，关于访谈，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法，关于心理治疗技术，关于民意测验，关于理解和被理解，关于强者和弱者的相互关系，关于人际知觉等等。但我想不出这些研究的发现曾应用于认识论的问题，或阐明如何“获取”可靠的和确实的知识。
我认为，这些研究领域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可能有这一特殊的应用，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但被这一应用的涵义给唬住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接连不断地受到的教导告诉我们：不论你想研究的是分子还是人，但是，通向可靠知识的研究法却是相同的。而现在我们却被正告，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有时甚至还有进一步的涵义：研究人所采用的技术有一天也可能被推广应用，直至包括对分子的研究。因而，我们甚至可以再次盘旋上升到一元认识论的高度，但围绕着的是一个不同的核心！
至少在较小的程度上而言，通过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亲密人际关系，获取知识的情况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也会发生。习性学是我们最先想到的例子。但来自医师“临床”研究的各种知识形态也都有某些这一类的特征。社会人类学也一样，社会学的许多分支——政治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许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或许我们还要加上多种或全部语言科学。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没必要表明倾向于哪一边，或是投哪一派的票。的确，我们能把各门科学或所有知识领域排列为一种层次系统，或者根据牵连程度从最大排列到最小。
但我还想提出一个更激进的问题：能否把一切科学、一切知识都概念化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爱或关心的结果？把这一认识论和在“客观科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并列，对于我们会有怎样的好处？我们能否同时利用两者？
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利用这两种认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显然，把两种武器都收入想认识各种事物的任何认识者的武库中是必要的。我们理应怀有一种希望，甚至在天文学、地质学、化学领域中，或许也能对甚至非人格的东西取得更完整的理解。我在这里指的是那种意识的、语言化的、列为公式的可能性。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可以从一位热爱他的工作和他的课题的人那里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审慎研究“通过爱得到知识”的这一范式。
调动工作热情的力量
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对产生对研究对象的爱的复杂性到底有什么内涵。至少它表示要对研究对象发生“兴趣”这一点是肯定的。你完全不感兴趣或厌烦的东西是很不容易观察或倾听的；也很难去思索有关它的事，很难想起它，很难想继续研究它，很难溶合它。
当你被某种外力逼迫去研究某一种你完全没有兴趣的问题时，你身上的一切防御和抵抗力量都会动员起来。你会丢三落四，想别的什么事，思想不集中，疲倦袭人，智力似乎衰竭。总之，你很像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顶的工作，除非你多少对它有点兴趣并受到它的引诱，最起码少量的热情（或欲力化）似乎是需要的。
事实的确如此，世上存在着为责任感而工作的人，就连一个孩子也会在学校做许多并不是从兴趣出发或仅仅从外部因素出发的事情，以便让老师欢喜。但这样的孩子引起另外的问题，这里不能深谈，那是有关性格训练、增进自主性以及仅仅驯顺的危险等问题。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不想陷入非白即黑的二歧倾向，在这里那是很容易出现的。不管怎么说，关于这一简单的说法是很少有疑问的，那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最佳学习、领会、理解和记忆而论，最好的途径是对有关的问题感兴趣，有介入感，有“一点爱”，至少有一点迷恋并觉得受到吸引。
科学需要一种耐心、顽强、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以及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毅力等等，这是一种低限的说法。科学长时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是热情、迷恋和着魔般的执着。有成果的科学家是这样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课题”差不多就像情侣谈及他们的所爱一样，那是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升腾到一切分心之上，变得沉迷于工作之中，这表明他已完全溶入“课题”里，不再是分立的。他的全部智慧都可用于一个目的，一个他已完全献身于其中的目的。他把他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给了它。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假如你想在一项调查中用一个不中用的人，你最好找一个对这项调查结果毫无兴趣的人，他保证是那种无能的、绝对无疑的蠢货。”
这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现，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存在很多积极的因素的。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可以从一位热爱他的工作和他的课题的人那里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审慎研究“通过爱得到知识”的这一范式。这种爱我们可以在爱侣中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看到它的最纯表现，或者在神学和神秘主义文献中非常合适地译为自然主义的概念。总之，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现实，即创造着真理。现实似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合金，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交往。
人际关系中真理的形成
传统的非人格的科学是外在的、全面的、完善的、隐匿但可揭示的。在早期的说法中，观察者仅仅观察而已。在后来的说法中，人们已理解观察者是戴着眼镜的，眼镜歪曲现实但去掉却是万万不能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已懂得，观察活动本身是对被观察现象的一种塑造，一种改变，一种侵入。总之，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现实，即创造着真理。现实似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合金，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交往。例如，许多关于再输入的研究和关于观察者期待的影响的研究，这只是两类众所周知的实验。
我所指出的并不单纯是天文学观察中的“入差”和海森贝格的“测不准原理”，我指的宁可说是一种不可能。例如不可能找出某一文字前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即未受文化人类学家歪曲的真实情况如何。或举一个我曾介入的例子，你如何能从一个街头宗教群体的行为中把一个外界观察者的抑制影响抽象出来？我在大学时听过一个来源不明的故事：说一群联谊会的男孩商量好闹着玩追求一个土里士气的女孩。出乎意料的是，追求改变了她，使她变成一个自信、温柔而十分可爱的姑娘，使这些男孩真地爱上了他们自己的“创造物”。
大卫·沃森在《人性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当两个人在辩论时，我发现真理不总是在更不带激情的一边。激情可能增强辩论者表达的力量，并最终引向真理的深部。”毫无疑问，有几种感情会完全歪曲我们的判断。但我要问极端的理智主义者：假如真理不能在追求者中激发热情的奉献，任何科学还有产生的可能吗？”
这是心理学家中正在兴起的不满的一个典型表述，他们不同意那种过时的、广泛持有的看法——认为感情只能起破坏作用，感情是真正领会和正确判断的敌人，感情是和精明对立的，是而且必然是和真理互相排斥的。对科学进行人本主义研究能产生一种不同的态度——感情与认识具有协同作用，感情可以成为寻求真理的一个动力。
这些爱的关系能过渡到与世界溶合的神秘体验中，这使我们通过与对象溶合、与对象合为一体，从而达到知识的终端。从理论的观点看，这可以认为是变成经验知识，来自内部的知识，由于我们正在变成我们认识的对象。至少这是这种知识接近或试图接近的理想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