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上层无意识暴露在眼前，被容忍并被吸收了，原来并不危险、并不可憎。然后是再下一层，又下一层，在同样的过程中使一个人正视他十分畏惧的东西，并发现当他确实正视它时，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东西。他曾经怕它，因为他一直是用他惯用的那种儿童的眼光看它，这是儿童的误解。儿童畏惧并因而压抑的东西，被推出了常识学习和常规体验的范围以外因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它再被某种特殊的过程拖出来。意识必须变得十分强大才敢于同敌人交朋友。
在历史中，类似的情况可以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发现。男人害怕女人，因而统治女人，这种统治是无意识的，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的理由非常像他们对自己始发过程的畏惧。动力心理学家往往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很大成分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即女人会使男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也就是想到他们自己的女子气，他们自己的柔和与温存等等。因此，同女人作战或力图控制女人，贬低她们，这已成为对于这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的无意识力量进行努力控制的一部分，在惊恐不安的主子和仇恨满怀的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
只有当男人变得足够坚强，足够自信，并足够整合时，他们才能容忍并最终喜爱自我实现的女子，喜爱人性丰满的女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女子为伴侣，相信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实现他自己。因此，坚强的男人和坚强的女人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因为两者的存在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也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女人成长为男人，男人也成长为女人。而最后，他们也是相互报答的。假如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子，你要赢得的也是那样的女子，那样的女子也是你应得的报答。
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类比上来，健康的始发过程和健康的次级过程，或健康的幻想和健康的理性，需要彼此的帮助，以便融合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按年代顺序来讲，我们关于始发过程的知识最初来自对梦和幻想以及神经症的研究，接着又来自对精神病和疯狂过程的研究。这一知识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它的病理学儒染中解放出来，从非理性、从不成熟、从贬意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
只有在我们对健康人的研究中，我们才逐渐充分意识到创造过程，意识到娱乐、审美感知、健康的爱的意义、健康的成长和形成、健康的教育，才懂得每一个人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孩子，又是成人，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既处在心理世界中，又处在自然世界中。我们也是逐渐地才懂得，我们如果天天都力求成为仅仅纯粹合理，仅仅合乎科学、逻辑，仅仅明智、实际、承担责任的人，我们便会有所失。
我们确信，整合的人，充分发展的人，充分成熟的人，必然是在这两种水平上同时对自己起作用的人。当然，很少有人污蔑人性的这一无意识面，把它说成是病态而不是健康，弗洛伊德曾这样想过。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全面的健康意味着在所有的水平上都对自己起作用。我们不再说这一方面是“恶”而不是“善”，是低级而不是高级，是自私而不是无私，是兽性而非人性。通观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史，更特别是基督教史，总是不能摆脱这种二歧式。我们不再能把自己二歧化为洞穴人和文明人，恶魔和圣贤。我们现在能够把这看成一种不合理的二歧式，一种不合理的“非此即彼”，通过这种分裂和二歧化过程本身，我们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此”和一个病态的“彼”，也就是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一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理性能成为十足的病态，你在电视上的问答比赛节目中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病态。
我听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古代史专家，他的收入极高，曾告诉某人他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靠熟记下全部剑桥古代史——从第一页开始直到末一页，现在他已熟知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日期和每一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家伙！亨利曾写过一个人的故事，他想，既然百科全书概括了全部知识，他就无须为进入学校发愁了，只要熟记百科全书就行了。他从A部开始，然后是B部、C部等等。那就是一种病态的理性。
这种二歧式一旦被超越并得到解决，我们如果把这两极能够一起纳入它们原本相属的统一体中，例如，在健康儿童中，在健康成人中，或在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中，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二歧化或分裂本身是一个病理过程。这时一个人的内战也就有可能结束了。这种事情也正是被我称为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描绘为心理上健康的人，那正是我们在这样的人中所看到的。
当我们从总体中挑拣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最健康的人时，我们将发现，这些人在他们一生中，有时得益于治疗，有时没有治疗，都已经能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并在两者中都能安然地生活。
我曾描述健康人好像具有一种健康的稚气。这是用语言难以说清的，因为“稚气”一词习惯上意味着成熟的反面。假如我说，最成熟的人的生活也是赤子般的，这听起来像是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也许我能用我说过的聚会的例子来解释。最成熟的人也是最有情趣的人。我想，这是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这些人也是能够随意倒退的人，他们能变得像个孩子并和孩子在一起玩，接近孩子们。我想，孩子一般会喜欢他们并愿意和他们相处，这绝非偶然，他们能倒退到那一水平。非意愿的倒退自然是非常危险的，自愿的倒退却显然是非常健康的人所特有的表现。
我无法说清如何才能达到这种融合。在日常促进人内部这种融合的实践中，我所知的唯一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心理治疗。这当然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或甚至受欢迎的建议，自然也存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治疗的可能性。任何能增进深蕴自我知识的技术在原则上应该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力，使他能够利用思想与观念作戏的这些原动力，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地球，摆脱常识的束缚。
常识意味着在现实中生活，但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不想要现实而宁愿造就另一个世界的人。为了能够做到这点，他们必须能够脱离地球的表面，去想像、幻想，甚至成为疯狂的和着迷的等等。我能向那些管理有创造力的人的人员提出的实际建议很简单，只能是注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们是已经存在的，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并紧紧把握住他们。
如果向某一个公司说明这些第一流的创造性人物是怎样的，我想他们就会明白这些人是多么有作用的。他们往往正是那些在一个机构中制造麻烦的人。他们往往不循规蹈矩，往往有点不合时宜、不现实，常被称为缺乏训练；有时不严格、“不科学”，这是就一种特定的科学定义说的。强迫性格较强的同事往往称他们为幼稚、不负责任、野性未除、发疯、爱推测、无批判、无规律、容易激动等等。这听起来像是对流浪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的描述。
但我认为应该强调，在创造性的早期，你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了。有一种“脑风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成为有创造性的，因为这种方法来自那些已经成功地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们让自己在早期思想阶段成为这样的流浪汉，他们让自己成为无批判的，他们任自己产生各式各样怪诞的想法进入脑海。在情绪和热忱的冲动下，他们可能潦草地写出诗篇或公式或数学解答，或制定理论，或设计实验。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进入次级过程，变得较有理性，较有控制，并有批判了。
假如你在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力求有理性，有控制，有秩序，你会永远得不到它。我所记得的“脑风暴”法正是这样的——无批判——任你自己与观念作戏——自由联想——任它们大量地跳到桌面上来。然后，只有这时，才抛掉那些不好的想法，或无价值的想法，保留那些好的。假如你怕造成这样的狂想错误，你也就永远别想得到任何光辉的思想。
当然不必按照一种模式将这种波希米亚式的事务进行到底。我所谈论的是那样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倒退为自我服务；自愿的倒退；自愿的发狂；自愿进入无意识。这些同样的人后来又能戴上他们的帽子、穿上长衫，成长起来，变得理性了、明智了、有条理了等等，并能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他们在热情迸发时和创造性强烈时产生的一切。于是，他们有时又能说，“它在诞生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但它实际并不怎么样”，因而又把它抛弃。一个真正整合的人能够既是次级的，又是始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的。他能倒退，又能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的反应中变得较有控制和批判精神。
我认为，一个公司，至少它的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人，是很有必要了解这一点的，因为他一直在考虑要解雇这样的人，他非常强调执行命令和顺从机构的安排。我不知道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将要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对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不是我的讨论范围。我不知道在一个机构的工作过程中怎样才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人物，这个机构不得不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贯彻某一想法的工作，一个想法仅仅是完成任务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的开始，这是不容易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对研究和发展投入大量经费。创造性人才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那些大公司中曾成功推行的行为准则显然需要进行某些改变和修正。我们必须寻求某种方法让人在机构中能表现出个人特色，我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步。我想这必将成为一种实践的结果，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再另外试一试，最后达到某种经验的结论。我要说，如果能认准这样做不仅是发狂而且是创造性的特征，那将是有帮助的。
顺便说一下，我不想对任何这样做的人都给予好的评价，他们有些人确实是发狂了。我们已学会分辨，要学会尊重这种人或至少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这样的人大都是孤独者。我想，你们将更有可能在学院环境中而不是在大机构或大公司中发现他们，他们在学院会觉得更安适，因为在那里容许他们爱怎么发狂就怎么发狂。
人人都期待着教授们的狂想，这对任何人都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任何别的人都见不到他们，除非是听他们讲课。教授有充足的时间在他的顶楼或地下室梦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论是否可行。在一个机构中，你会弄得混乱不堪。
我听到一桩滑稽事：两位精神分析家在一次聚会中相遇，一位分析家走到另一位跟前打了他一记耳光。挨打的分析家毫无思想准备，愣了片刻，然后耸耸肩说：“那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