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精神病人和青少年犯罪层出不穷的时代，在某些公谊会教徒甚至美国的华人社会中，却只有极低数量的青少年犯罪，精神病患者和吸毒癖。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群中不仅十分崇尚彼此间的亲爱，而且将这种精神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人联合成了一种真正的兄弟会。
精神病学研究也愈益强调爱的治疗作用。K.E.柯普尔，F.E.菲德勒，C.罗杰斯，V.E.弗兰考，H.J.艾森克，G.W.奥尔波特，R.阿萨高利，E.斯塔斯以及别的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治疗精神错乱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那些由不同精神病学派所运用的专门技术，倒不如说是在病人和治疗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友好、同情和移情关系，并且给病人造成一种摆脱了内在的和人类相互间各种冲突的“社会气候”。
哈佛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中心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揭示了爱的力量的另外一些表现，尽管我们对于爱的神秘而崇高的能量只具有极贫乏的知识。然而，对于爱的大量集中研究已经证明，爱具有使人恢复新生、治疗、改进和创造的功能。
例如，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在哈佛和拉德克里夫5对学生中间的每对成员之间以往的敌对关系，在实验后都能变得友好相处（在三个月的时期内，通过由每对中的一个参与者向另一对中的一个参与者表示“善意行为”的方式），这很好地证明了，爱在平息人类的仇恨和消除他们之间骨肉相残方面具有积极的力量。
同样，我们在哈佛和拉德克里夫两校学生中对于友好态度和敌意态度的反应所作的实验研究和临床诊断，以及对波士顿精神病院病人的治疗都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古老的箴言：“爱生爱，恨招恨。”对于友好（或者寻衅）态度所作的约莫65%至80%的反应，相应的都是善意（或敌意）的。
同样，对于大约500个哈佛和拉德克里夫大学学生中每一个人怎样和为什么将某个人感受和视为他或她的“最好朋友”，并将另外个人当作“最坏仇人”所作的详细分析揭示了如下观点：在所有“最好朋友”的场合下，友谊都是由某个人的某种友好行动开始的，这个人必定继续保持这种友好的表示，直到成为“最好的朋友”。而在所有“最坏仇人”的场合中，招致仇恨的起因总是某人的侵犯行为，而渐渐地就成为“最坏的仇人”。
我希望，这些由实验所证实的真理会深深植入美国和（前）苏联政治家们的心灵深处，他们似乎一直在企图通过相互仇视和谩骂的过时方法，通过相互侵略和有害行动，通过冷战和热战来取得持久和平，他们相信“恨生爱，爱招恨”和“冷战热战产生和平”这一类的政策。毫无疑问，他们的政策并未带来和平，尽管耗费了成百上千万美元，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生灵死于非命，尽管有无法计量的能量、时间、健康、安全和千百万人的幸福却在这些荒谬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白白耗尽。
爱的建设性功效也十分明显地表现于不同社会的生活史中，以及人类各民族和国际生活中，创造性的爱不仅延长了个人的寿命，而且也延长了社会和组织的寿命，相反，凡是靠仇视、征服和压迫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成吉思汗、帖木儿、拿破仑、或希特勒，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几年，几十年、很少有超过几世纪的，它们往往在其创建者们死去之前就崩溃了。
相应的，那些无私之爱在其中只扮演着无足轻重角色的，不同社会组织的平均寿命也较为短暂，因此，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的平均寿命，如美国的药品、杂货、金属商店一般只存在4年时间；而那些大型企业公司（在英国、瑞士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中注册的），也只有27年，甚至在这些国家中寿命最长的也很少超过200年以上。寿命最长的现存组织都是些影响巨大的伦理宗教组织、道教、儒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如此等等，它们已经延续了1000年以至2000或3000年的时间，而这些组织都是以无私之爱进行利他主义教育为动机的，并为之奉献组织者生命的。
阿育王（印度）的例子提供一个证明爱在平息战争和其他流血形式的人类争斗方面所具有的威力。由于深为胜战以后的灾难性结果所震惊，阿育王在其后半生里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激进地用和平、友好和建设性改革的政策取代了好战政策；他建设公路、孤儿院、学校、博物馆、寺庙、种植草木、挖井蓄水；消除不公正现象，缓解民众痛苦，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自己的臣民和相邻国家。
通过这种友好政策，阿育王赢得了大约72年的和平时间。与这种情况相反，希腊、罗马和其余9个欧洲主要国家从公元前600年开始直到目前的历史中，平均几乎每两年就发生一次战争；而且，在希腊、罗马和西方世界大约25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延续72年的和平总共才出现过两次。阿育王对于维持和平的体会是极有指导意义的：它提示人们，友好互助政策能够成功地赢得一个更为持久的和平，而仇恨、破坏性的竞争和战争则做不到这一点。
最后，爱的巨大力量是由最杰出的爱的传播者们对于人们和人类历史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得到体现。如果我们询问何种个人在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答案必定是这样些个人：比如老子，孔子、摩西、释伽牟尼、耶稣、圣·保罗、圣雄甘地以及其他伟大的宗教奠基者、永恒道德原则的发现者、崇高的、无私之爱的活生生的体现者。
与那些短命的、主要起着破坏性影响的独裁君主、武力征服者、革命专制者、财富的统治者和其他历史人物相比，这些伟大的精神和爱的使徒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给予无数人的生活、心灵和肉体以实质性的影响；而且还继续给当代人的生活以实质性影响：他们既不拥有军队和武器，也没有物质实力、财富，以及任何足以影响各民族历史命运的世俗手段。为了获得其力量，他们也不曾诉诸于仇恨、妒忌、贪婪和别的人类欲望，甚至于他们作为物质有机体的肉体也不属于最强壮之列。然而，正是依靠与少数追随者们的共同奋斗，他们改造了千万男男女女的道德情操，赋予文化和社会制度以新的形式，并且制约着历史的进程。
所有这些都是仅仅通过他们崇高的、纯洁的和充沛的爱的力量实现的，亦即通过其无私的精神和超人智慧所实现的。
概括一下无私之爱的主要力量，我们可以说，无私的创造性之爱能够阻止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侵犯性斗争，能够将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敌对关系改造成友好关系；只有爱才能够赢得爱，而恨则只能招致仇视（根据70%至85%的案例研究）；爱能够在实际上影响国际间关系，平息国际间的冲突。
此外，无私的和智慧的爱还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它对于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上的健康都是十分必要的；无私的人比自私的人活得更长久，被剥夺了爱的儿童易于产生道德、社会和精神上的种种缺陷；爱是医治犯罪、变态和自杀倾向的解毒药；爱是人类启蒙和道德完善的崇高教育力量，爱具有重要的认知和审美功能；爱是自由和所有道德和宗教价值的灵魂；对于一个持久的、富有创造性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及其进步来说，最低限度的爱是绝对必要的。
最后，在人类历史这个多灾多难的时刻，在整个人类世界中，“爱的能量的不断生产、积聚和传播”对于阻止新的战争，缓和在个人和组织间不断增长的竞争，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下这样一段预言性的话：“目睹着人的罪孽，人们往往怀疑，一个人究竟应当报之以强力，还是施之以谦逊的爱。要打定主意，永远以谦逊的爱与之战斗。这种爱是最有感染力的、最可怖的、最有力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力量都难以攻克的。”价值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生存诸条件之中，因此，正是依靠有关这些条件，亦即关于“人类处境”的知识，我们才得以建立起具有客观效准性的种种价值。
人类生存的客观有效价值
价值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生存诸条件之中，因此，正是依靠有关这些条件，亦即关于“人类处境”的知识，我们才得以建立起具有客观有效性的种种价值。显然，这种客观有效性仅当与人的生存相关时才会存在，在人之外则决无所谓价值。
人与人类生存条件
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类生存独有的条件是什么？以及根源于这些条件的种种需要又是什么呢？
人很早便从与自然界的原始统一性中脱离出来，正是这种原始的统一构成了动物生存的特性。由于人在这种分离的同时禀赋了理性和想像，所以他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孤独和无助，无力和无知，以及他来到这个世界和悄然离去的偶然性。他以前是借助本能制约的联系与伙伴们保持联系的，如果他不能找到取代这种联结他与伙伴们联系的新的联系方式，那么，他就连一分钟也不能正视这一生存状态。甚至在他所有心理需要都能满足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经历这种囚徙似的生活，以便能恢复其健全的理智。
实际上，不健全的个人也就是完全不能与任何人建立起联系的人，由此才使得他自身为这种隔离的孤漠所束缚，甚至在他尚未被锁于铁窗之中时亦是如此。与别的有生命的存在物相联合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必然性，是一种强制性的需要，人的健全理性就来自于这一需要的满足。这种需要存在于那些构成亲密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就爱这个词的最宽泛的含义来说的所有热情等等一切现象的背后。
寻求和达到这种联合的途径有几种方式。人可以试图通过归顺于某人、某一团体、某种机构而与世界相联系。通过这种方式，他使自己成为某些大于他的事物或组织的一部分，从而超越了他单独生存的孤立状态，并由此体会到他与他所臣服的那种力量之间的同一性。克服孤立状态的另外可能性则恰恰相反：人能够通过支配这个世界，通过使其他人沦落为他自身的隶属，从而借统治来超越他单个的存在而与世界建立起联系。
隶属和支配的共同因素是联系的共生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完整性和自由；他们彼此依赖和彼此利用而生活，这既在一方面满足了他们渴求亲密无间的愿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却由于缺乏内在力量和需要自由及独立的自信而遭受着不幸。更为严峻的是，他不得不经常承受着伴随共生关系而来的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敌意的威胁。
这种服从欲（受虐狂）和支配欲（施虐狂）的实现绝不会带来满足，它们具有一种自行作用的力本能，由于没有什么服从和支配（或者占有和名声）能足以提供同一感和联合感，因此，这种欲望的实现只能招致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尝试，而这些欲望的最终结果则是失败。除此之外不会有两样，尽管这些欲求的目标在于寻求一种联合感，其结果却反倒破坏了这种整体感。由任何一种欲求所驱使的个人实际上越来越依赖于他人；与力图拓展其个体存在的初衷相反，他不得不仰仗他所服从或支配的人们而生活。
要满足人希求与世界相统一同时又保持其整体感和个性这一需要，只有通过一种欲求，这就是爱。爱是在维持自立和一个人自身整体性的前提下，与外在自我的某人和某物的联合。它是一种分享和交流的体验，并且惟有它才提供一个人内在活力充分展示的可能性。爱的经验遗弃了种种虚妄的需要，显然，既然这种积极分享和爱的实践使我能超越我单个的存在，既然它同时能使我感受到我作为爱的行为的积极力量和承受者的地位，那么，我也就无需膨胀我关于他人和我自身的想像。
在这里，要紧的是爱的特性而不是对象。爱就存在于人与我们同类的团结中，存在于男女情爱中，存在于母亲对子女的母爱中，甚至存在于作为人类存在物的自爱中；它还存在于联合的神秘体验中。在施爱的行为里，我感受到与所有人的联系，然而，我本人却是一个独特的、自立的、有限制的、会死的人的存在。
确实，爱正是在自立与联合之间的两极之外才得以产生和再生。与寻求联系的人类天性紧密相关，人类处境的另一面，是人作为一种动物的处境，以及超越这种受动的动物状态之需要。人不由自主地被抛入这个世界上，就此而言，他与野兽、植物甚至无机物并无差别。不过，由于他禀赋着理性和想像力，他绝不会满足于动物般的被动角色，也绝不会满足于这种类似任意抛掷的骰子一般的角色，他无时无刻不为一种超越此种动物性地位，超越其生存的偶然性和受动性，以及成为一种“创造者”的愿望所驱使。
人能够创造生命，这的确是人与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所共具的非凡品质，然而这却是以下述区别为前提的，只有人才能意识到生命的被创造和作为创造者的身份。人能够创造生命，或者毋宁说，女人能够通过婴儿的生产以及耐心照料以便使他长到足以能照料他自身而创造生命。人——男人和女人——可以经由播种、制造物质对象、创造艺术活动和观念，以及彼此相爱而创造一切。在这种创造活动中，人便超越了他作为纯粹的动物式的存在，他使自身由一种生存的偶然性和受动性之中被提高到一个有目的和自由的王国，在人这种寻求超越的需求中，展现出一种爱的根基，如同展现着艺术、宗教和物质生产的根基一样。
生命的创造以活动和关怀为前提，它是以对自身创造物的爱欲为前提的。假如一个人失去其创造力，假如他不能爱其所爱，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超越自我这个问题的呢？对于这种希图超越的需求有着另外一种答案：如果我不能创造生命，我却可以破坏它，对生命的破坏同样可以使我超越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是一种奇迹般的、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破坏性行为中，人得以置身于生命之上，他超越了他作为动物的自身。从而，对于人来说，由于他被迫去超越他自身，所以，最终的选择就是去创造或者去毁灭，去爱或去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