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所看到的巨大的毁灭性力量，以及我们在当今时代所亲眼目睹的可怕事实，全都根源于人的本性，正像创造的冲动亦根源于它一样。说人能够发展其最初的爱和理性的潜力并非意味着对人抱有善的朴素信念。破坏性是与之相联系的潜在可能性，它的根源就在于人的存在中，并且如同任何欲望一样，具有同等的强度和力量，然而创造却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创造和毁灭，爱和恨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两种本能，它们构成寻求超越同一需要的两种答案。当从事创造的愿望难以满足时，破坏的愿望便会由此产生。不过成就需要的满足会带来幸福，而由破坏所招致的痛苦——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破坏者本身咎由自取。
同样由人的生存处境所产生的第三种需要，也是人的寻根需要。人作为人的诞生意味着他离开自然界寓所后突现的肇始，意味着联结他与自然界之间的纽带被割断。然而，这种分裂是令人生畏的。假如人失去其自然的根基，他能够奔赴何处并成为何物呢？他将被迫孤独地自持，没有寓所，失去根基；他会不堪忍受此种孤立和无助的处境，他会因此而患精神病。只有当他找到新的人类基础，并且惟其如此，他才能重新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自由自在的，并因此而脱离自然根基。然而，试图由人那里寻找如此一种不愿割断自然纽带的深深渴望，亦即一种为了与自然界、母亲、血和大地相分离而战斗的深深渴望，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最基本的自然纽带是儿童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婴儿在母亲的子宫中开始其生命的历程。与大多数动物的情况相比较，他不得不在那里度过更长的时间；即便在他出世后，婴儿也仍然处于生理上无助的境地，为此他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母亲，这种无能为力和完全依赖于母亲维持生命的时间比之于任何动物甚至还要长些。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在母亲与婴儿之间不曾有充分的分离，他所有生理需要的满足，以及他寻找爱和情感的生命需要的满足，都仰仗于她；她不仅仅使他作为生命而诞生，而且还得继续赋予他以生命。她的关怀并不取决于幼儿赋予她的东西，也不取决于幼儿未来不得不履行的任何义务，这是无条件的。她之所以照料他，就因为这个幼小的生命是她的孩子。
在这些决定性的最初年份中，幼儿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生命的源泉，感受到一种周密的、保护性的、滋养丰富的力量。母亲就是食物，她是爱，她是温馨芬芳的，她就是大地。为她所爱就意味着成为活生生的生命，它深深植根于自然的根基之中，如同在家里一样。
正像出生意味着脱离子宫周密的保护一样，生长也意味着离开母亲的保护范围。但是，甚至在成熟的成年人那里，对这种曾经有过的处境的渴望也从未完全停止过，尽管在成人和儿童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别。
成年人拥有自立的手段，他拥有关心自己，为自己负责、为旁人负责的手段，而儿童却还不能做到所有这一切，不过，考虑一下不断增长的生命的困窘状态，我们知识所固有的不完全性质，以及成人生活的偶然性和我们所犯的无法避免的错误吧，这样就会看到，成年人的处境绝不像人们通常所断言的那样，与儿童的处境根本不同。每个成年人都需要帮助，需要温暖和保护，他们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儿童的需要，但在许多方面却又与儿童的需要相类似。
我们从普通成年人那里发现，他们有寻求安全和他曾由与母亲的联系所获得的生命的源泉这样一种深深的渴望，我们难道会为此而诧异吗？难道没有理由设想，除非他能找到别种生命源泉，否则就绝不会放弃这种强烈的期待吗？
在精神病理学中，我们为这种拒绝脱离母亲荫庇的现象找到了例证。在大多数极端形式中，我们发现，病人渴望回复到子宫中去，一个为这种期望所缠绕的人往往为精神分裂症提供了说明他的感受和行为就像是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他甚至于不能承受一个幼小儿童的最基本功能。在很多较严重的神经功能症病人中，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渴求。然而作为一种被压抑的愿望，仅仅表现为梦境、症状及神经过敏性行为，这种种反常均源出于滞留于母腹子宫中的深层渴望与倾向于过常规生活这种成人个性角色之间的冲突。
在众多的梦境中，这种渴望往往由以下种种征兆表现出来：病人常常处在一个黑洞里，在由他一个人操纵的潜艇中，潜入深水中，如此等等。在这种病人的行为中，我们发现其往往表现为对生的恐惧和对死的深深迷恋（死，是以一种幻觉形式回到子宫和母腹中去的行动）。
还有一些较为轻微的恋母情结形式，可以说，它表现为一个人意欲回到他自己曾经出生的地方。然而，令他生畏的则是采取出生后的下一步行动，亦即惧怕母亲给他断奶。那些被缚着于这一出生阶段上的人，一般都怀有祈望得到母爱、喂奶、有一个母亲般形象加以保护的深深渴望；这种人扮演的角色永远是奴隶。一旦失去了笼罩于他们身上的母性保护，他们就会生出一种恐惧和不安全感。
反之，一旦受到慈爱的母性或母性替代物的照料，他们又会显出乐观和积极的心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既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只是表现为幻觉。
生活是一个持续降生的过程，我们多数人生命中的悲剧就在于我们死于我们充分的降生之前。但是，出生并不仅仅意味着摆脱了子宫孕育和照管等，它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地从事积极的创造。正如同一旦脐带割断儿童必须呼吸一样，人在其持续降生的每一时刻都不得不主动而富于创造性地活动。
就人的充分降生意义而言，他会由此发现一种新的根基，那便是他与世界的创造性关系，以及继之而来的与所有人和所有自然物之间密不可分的体验。正由于人是受动地植根于自然和子宫之中，才得以再度降生。不过这一次却是以积极而又富于创造性地与一切生命物相处的姿态呈现于世。
人需要拥有同一感。人可以被定义为能说“我”的动物，亦即能意识到他自身为独立实体的动物。而动物则由于身处自然界之中并且不能超越于自然界，因而并无同一感的需要。人则由于被从自然界那里抛开，禀赋着理性和想像力，需要形成关于他自身的概念，需要去说并且去感受：“我就是我。”由于他不是被养活，而是独立地生活着，由于他已经失去了与自然界之间的原初统一性，由于他不得不自己作决定，所以他意识到他自身与邻居是不同的个人，他必须将自身感受为他所有行动的主体。如同他需要联系，需要生命的根基和超越一样，这种对同一感的需要对他来说是如此生命攸关和紧迫，以至于只要人不能寻求到一种满足此种需要的方式，就很难维持其精神上的健全。
人的同一感是从其超越“原始纽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这种纽带维系着他与母亲和自然界的联系。婴儿由于只能感受到自身与母亲的不可分性，因而不能称谓“我”，也不能获得任何同一感的需要。仅当他能将外部世界设想为独立的和不同于他自身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身为独特存在物的处境，他所学会运用的最后一个词便是关于他自身的“我”。
在人类种族繁衍中，人意识到自身为独立自我的程度，取决于从氏族状态发展出来的程度，也取决于个性化发展的程度。原始氏族成员或许能将其同一感表述为“我就是我们”这一公式；然而，他还不能将自身设定为与他的氏族相分离而存在的单独“个体”。
在中世纪社会，个体被等同于他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社会地位。农奴并非偶然地才成其为农奴这样一种人，而封建主也并非偶然地才成其为封建主这种人。他就是一个农奴或者一个封建主，他对这种不可转移的处境感受本身恰恰就构成其同一感的主要之点。当封建制度崩溃之时，这种同一感便会随之发生动摇，而一个尖锐的问题“我是谁”便会由此生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怎么知道我就是我呢？”这是由笛卡尔以其特有的哲学方式所提出的问题，他对此种寻求同一性的回答是：“我怀疑——故而我思；我思——故我在。”这一答案将所有重点皆置于把“我”的经验视为我思活动之主体之上，因而未能意识到“我”正在感受和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
西方文化是沿着为充分的个性经验创造基础的方向发展着的，它为个人提供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而且，这种文化中的教育方式是引导他为自身而思，使他得以从来自权威的压力下解放出来。正因为这一缘故，一个人才得以在他是自身力量的积极主体的中心意义上感受着“我”，并且就依此种方式经验着自身。不过，即便如此，也仅只少数人获得了关于“我”的新的感受。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个人主义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外观，在其背后，却潜藏着个体同一感的丧失。
为了寻求真实的个体同一感的替身，曾有过各种追求和发现，民族、宗教、阶级和职业均被视为同一感的替代物。“我是美国人”，“我是新教徒”，“我是商人”，所有这些都是帮助一个人在原始的氏族同一性消失以后，在获利一种真实的个体同一感之前，感受着自身同一性的一般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彼此间互有差别的同一性通常都获得了同时并存的价值。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它们只是标志着身份的同一，在那些古老的封建残余与现代社会并存的社会中，它们显得更为有效，例如欧洲国家便是这样。而在美国，由于封建遗物极少存在，以及社会变动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标明身份的同一性很自然地较少发生作用，而这种同一感则越来越趋向于一致的经验。
因为我不是有差别的，因为我就像旁人一样多并且被他们视为“可靠的伙伴”，故而我能将自身感受为“我”。正如皮兰德罗在一出剧的标题中所标明的那样——我是——“就如你所愿的那样”。在这里，取代前个人主义的氏族同一性的是一种新的众人同一性，从这种彼此间的同一性眼光看来，此种同一感就建立在一种无疑为公众所共有的感受之上。尽管人们往往并不承认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这种性质，尽管为个性的梦幻所掩盖，但这些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同一性的意义问题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只是涉及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问题。造成感受同一性需要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生存条件本身，它构成了大多数强烈追求的源泉。既然我在失去“我”的感受之后难以维持我的健全，我便被迫采取任何行动来获得此种感受，那种潜藏于追逐地位和一致性的炽热欲望的背后，正是这种需要。
在某些时候，对这种需要的渴望程度甚至于比生理上的生存需要更为强烈。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为明显的了：人们往往愿意冒生命危险，放弃他们的爱，失去他们的自由，牺牲他们的思想，而这一切，却都是为了这一目的，那就是使自己成为大众和统一整体之中的成员。换言之，也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同一感，尽管这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理性与在世的定向
人具有理性和想像力这一事实不仅导致感受其自身同一性的必然性，而且也导致他理智地为自己在世界上定向的必然性。可以将此种需要与生理定向过程相比较，后者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发展起来，并且仅当儿童学会自己行走、触摸和抓握实物、认识其为何物才告完成。不过，获得行走及言语能力只不过是这一定向过程的初始阶段，他不得不借助其自身的理解力弄清其意义，将其置于某种他能理解的情境中，由此他才能根据其思想来与这些现象打交道。他的理性愈发展，这种定向系统便愈加完备，亦愈接近于实在本身。然而，甚至连人的这种定向框架也完全是虚幻的，它只是满足了他对于那些有意义事物的需求。
不论是信奉一种图腾动物、一种雨神，还是信奉种族的至上权威和尊严，都能使他这种定向需要得到满足。很显然，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依赖于他自身理性和知识的发展，尽管从生物学上讲，人类种族的大脑容量数千年以来始终很少改变。然而，只是在经过了长期进化过程以后，人才达到客观性，亦即获得了如实地观察世界和其他人的能力，而不至于为愿望和恐惧所歪曲。人愈是发展这种客观性，他就会愈加紧密地接近实在，他愈是变得成熟，他就愈能创造出一个他感到自由自在的人类世界。
理性是人借助思维来把握世界的能力，而理智则是人借助思维的帮助来控制世界的能力。理性是人达到真理的工具，理智则是人更为成功地处置世界的工具；前者属于人的本性，而后者则同时属于人的动物性。
理性是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加以发展的能力，它是不可分割的。我这样说意味着寻求客观性的能力不仅涉及有关自然的知识，而且亦涉及人的知识、社会的知识以及关于自我的知识。假如一个人抱着对生命的某个因素的虚妄偏见而生活着，那么，他的理性能力便是受限制的或有害的。因此，理性的应用是受所有别的因素制约着的，理性在这方面就如同爱一样，正如同爱是涉及所有对象，并与禁固于单一对象不相容一样，理性也是人必须领会人所面对的世界全部整体的一种能力。
对定向框架的需要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也是更为基本的需要是建立起某些定向组织，无论它是真的或虚幻的，除非人拥有这种满足主观愿望的定向组织，否则，他便不能健全地生活。第二个层次的需要是借理性触及实在，亦即与客观地把握世界相关。但是，既然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对人来说，生命攸关的是他的幸福与安宁，而不是他的健全，因此，发展其理性的必要性远不如发展某些定向组织那样迫切。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理性化的作用，那么，这一点就会很清楚。无论一种行动是如何不合理和不道德，人总有一种试图使之理性化的无法抑制的冲动。换言之，就是试图对自己或别人证明，他的所有行动都是由理智、常识，或者至少是道德习惯所决定的。尽管他在非理性行为方面所遇到的障碍很小，不过，赋予他的行为以不合理动机的外观，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情感与在世的定向
如果人只是与其肉体相脱离的理智，那么，他的目的便只能从一种无所不包的思维系统中获得。但是，既然他是禀赋着肉体和精神双重存在的实体，故他不仅在思维中，亦在其全部生活过程中，在他的情感及行动中对其生存的二重性作出反应。因此，定向系统的任何令人满意形式都不仅包括理智因素，也包括那些通过人与特定客体之关系得以体现出来的情感及感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