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很显然，这取决于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呢？还是独裁者？是专制的父亲呢？还是打算让他的妻子依然是个孩子的丈夫？显而易见的，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对他的真正内在的本性的压制。因此，病态是对这种罪恶行径没有提出抗议。我遗憾地转达我的印象，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如此代价：产生各式各样的神经病和精神病。
也许在一些案例中，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和真正实现了拥有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和美的反应，更没有体会到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奇妙。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正视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必要性。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吗？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程度的限度是什么呢？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抛弃痛苦始终是坏的观念。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溺爱意味着不让人们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包含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发展的意思在内。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生物学试验的最佳工具
我认为，既然要做生物的试验，就要选用优秀样品或高级样品，这样选择的结果是组建了最佳武器或工具。举几个例子：如在一次探索调查中，我曾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优越”的人，是较好的认识者和知觉者，甚至在感觉水平上也可能是如此。例如，如果他们证明能更敏锐地区分颜色的细微差别等等时，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曾组织的一次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学试验”实验的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用当时能够利用的最佳技术——精神病学的交谈，投射测验，操作测验；等等——在布兰代斯大学对每一新生班进行总体测试。在一个班集体中，分别选出2%健康人，2%中等健康人以及2%不健康人，让3组分别利用12种感觉的、知觉的和认识的工具，检验过去临床的、人格学的发现——健康人是更好的现实观察家。我预计这些发现会受到支持，然后是继续追踪这些人，看他们大学生活的四年，然后根据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操作，对成就和成功的测试进行评分。
我还认为也有可能建立长期跟踪研究，由一个长期且稳定的领导进行下去，这种组织可以延续到下一代，甚至更久。我们的想法是最终证实我们关于健康的看法，追踪全组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有些问题很明显了，比如说跑步对强健身体抵抗压力等。我们也期望这种追踪能揭示不能预见的特征。特曼很多年前曾在加利福尼亚选择了一些高智商儿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测试，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他的一般性发现是，智力优越的儿童在其他各个方面也优越。他用巧妙的手法得出的推论是：一个人的一切合乎需要的特性都是正相关的。
这一类研究设计决定了统计学概念的改变，也改变了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我大力赞赏的是“成长尖端的统计学”。我的名称是从这样的事实得来的：最大的遗传作用是在一个植物成长的尖端发生的。正如有些青年人所说：“那就是作用的所在。”
人类学家们错误地把健康动机的快乐与病态动机的快乐强拽在一起，并由此得到一个错误的平均数，这样就等于把疾病与健康互相混淆，优良样品与腐败样品、善于选择者与不会选择者、生物学上健全的样品与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样品等等的混淆。
如若要研究人到底能长到多高，最佳办法很显然是直接研究那些个高的人；若要研究人的最高奔跑时速，那么，计算出总体“样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最为适当的办法是搜集奥运会短跑金牌获得者的资料，看他们能够达到的时速。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从整体上看，这还算是公平的。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表明，对人性的论述从来都是不够的。甚至当“优良样品”——那些圣贤和历史的伟大领袖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时，也有太经常的诱惑认为他们不是人而是自然的天才。优秀人才需要在优良的社会条件下成长。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
发挥人性潜能的基础
人的潜能发挥与“条件”是否良好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优秀人才需要在优良的社会条件下成长。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我认为，这可能暂时会使描述传统的生物学家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曾学会避免说“好”和“坏”这样的字眼。然而，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清楚，在传统的生物学领域中早已把这一类的事实认定为应当如此。例如，基因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为“潜能”，它们能通过物质自身中、细胞质中、有机体中，以及有机体自身所处地理环境中的直接环境的作用，实现或者不实现。
拿人与猴子和白鼠作比较发现，能使个体受到刺激作用的环境，对大脑皮层沿着正常有益的方向发展也起着独特的作用。在哈洛的灵长目实验室进行的行为研究达到了同样的结论。被隔离的动物的能力在一点点丧失，超过了一定限度或一定时间，这些丧失的功能将去而不返。杰克逊在巴尔港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让狗脱离人的接触，在旷野中和野狗撒野，时间一长，它会丧失驯化的可能，再也不能变成可供玩赏的小狗了。
另外，如果印度儿童的脑损伤的原因在于食物缺乏蛋白质而造成的，又假如我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都和这一匮乏的形成有关，那么很清楚，人要成为良好样品就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容许他们实现他们自己的潜能。
我认为，没有一种生物哲学能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下生存发展，也更别提它能在政治上完全中立。我的意思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是直接参与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旨趣的问题，并且我也知道，确有某些生物学家出于对他们知识被废置不用的愤懑，不得不涉足政治，使他们的发现能够生效。但完全和这种状况无关。因此，现代生物学家应该意识到的是，只要他们开始对人种或其他物种进行规范研究，开始发展良好样品，那么，研究所有那些能导致良好样品发展的条件以及限制这种发展的条件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科学责任。显然，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和进入社会。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史？我们能传授哪些技巧？什么东西会损害这种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这种抉择？
良好样品是代表全种的选择者
通过几十年辛勤的探索性研究，我终于认识到，能够作为生物学的试金石的人是那些最富创造力、最健康、最坚强和最聪明的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作为前哨的侦察员，或更敏锐的观察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较不敏锐者什么是值得我们珍贵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就能选择出良好样品，例如，那些在审美上对颜色、形式敏感的人，然后学会让我们自己顺从或听从他们对颜色、形式、纺织品、家具等等的判断。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这事我不去过问或插手，我相信，我也会在一二个月之内喜欢上这些优秀的观察家所喜欢的东西。那就好像他们是我，不过他们更敏感些，而且较少怀疑、迷惑和犹豫。我将他们作为我的专家，正如艺术品收藏家雇用艺术专家帮助他们收购珍品一样。查尔德认为，有经验的和老练的艺术家有相似的鉴赏力，这甚至是跨文化的。我并设想，这样的敏感不像一般人那样容易受时尚的影响。
至此我已明白，心理健康的人是受人欢迎的，他们喜欢的人也肯定受人们欢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已说过中肯的话：“优秀的人认为是好的，那就真正是好的。”
例如，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在是非问题上比一般人较少怀疑。他们不会只因为有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迷惑起来。我可以说，至少在我研究的被试者中，他们往往有趋向一致的是非概念，就好像他们在观察某一真实的身外之物一样，而不是在对那些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好恶进行比较。一句话，我曾利用他们作为价值的试金石，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
也可以这么说，伟大人物所珍视的价值也代表了我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会用全身心的精力去追求它，就像在个人身体的某种不可或缺的器官一样，也就是“论据”最终将会支持的价值。
我的超越性动机论在根本上是以这样的操作为依据的，即，选择优越的人，他们也是优越的观察者，对事实的观察、价值的观察也都是优越的，然后利用他们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人种的终极价值标准。
在这里，假如我愿意，我可以用远为单纯的方式措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选定的是健康人，那他们毕生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他们心中不灭的火焰是什么？什么才能使他们奋发向上？但我确实希望最好不要在这里弄错。我是有意对生物学家（并向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规范问题和价值问题的。
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些问题，兴许会有好的效果，如果真像我所说的那样，人是一个追求着的、选择着的、判定着的动物的话，那么，进行抉择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任何给人类下定义的努力中。但进行抉择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有效性和效率的问题。问题接着提出：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史？我们能传授哪些技巧？什么东西会损害这种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这种抉择？
当然，这些都属于古老哲学问题：“哲人在哪里？哲人是什么？”此外，也是古老价值论问题的新提问：“什么是善？什么是合乎需要的？什么是值得期望的东西？”
我应该再说一次，在生物学的历史表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要对我们自己的演化负责任。我们已经变成自我演化者。演化意味着选择，因此也意味着做出抉择，这也就是进行评价。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的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自己想让人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
连接主客观生活的关键因素
隐隐约约中觉得我们已处在一种生活的交界处，也已感到主观生活与客观生活的连接是一种趋势与必然。我期望，由于有这些新的迹象，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能有一个巨大的进展。
这一研究不是空穴来风，其中一项研究来自于奥尔茨，是被埋入嗅脑中隔区电极里，证明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当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种姿势，似乎想通过这些埋入的电极刺激它自己的脑时，它会一再重复这种自我刺激，只要电极仍然埋置在这一特定的快乐中枢。很明显，痛苦区或不愉快已显现出来，但当动物得到此机会时，一般会采取拒绝的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刺激对动物来说显得很“宝贵”（或合乎需要，或有强化作用，或有奖赏作用，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词），因此它宁愿放弃任何其他已知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等。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类似的人类论据能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也有一些主观意义上的快乐体验能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一类研究刚刚处在开始阶段，但已经在这一类不同的中枢之间做出某些区分，如睡眠中枢，食物厌足中枢，性刺激中枢，性厌腻中枢等等。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让这一实验与卡米亚的实验相结合，那结果定会很喜人，卡米亚实验利用了脑电图和操作条件进行，当α波频率在被试者自己的脑电图中达到一定点时，便给予被试一个可见的反馈。用这种方法让人类被试能把一个外部的事件或信号和一种主观感受的事态相关联，便有可能使卡米亚的被试建立对他们自己的脑电图的随意控制。那就是说，他证明一个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卡米亚有一发展广阔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在能被测试的条件下，一定水平的α波能引起一种沉思的、舒适的状态。某些跟进的研究以学会东方禅坐和沉思的人为被试，证明他们能自发地放射出那种“宁静”的脑电图，和卡米亚能让他的被测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已有可能教会人怎样去感受幸福和宁静。这些研究的革命意义是多方面的和极其明显的，不仅对人的改善，而且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非常重要。这里有很多研究计划足以使未来的大批科学家为之奔忙。被认为是不能解决的心身关系问题，终于已显得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对于一门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而言，这样的论据是关键性的。现在显然已有可能说，健康的有机体已有表露清楚、明了的信号的能力，这无疑宣告这个有机体的喜恶，以及认为合乎事态的标准是什么，称这些为“价值”是太远的跳跃吗？能说这是生物学上内在的价值，或似本能的价值吗？假如我们做出这样的描述、陈述：让实验室白鼠在按压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选择时，几乎100%的时间都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选择任何其他能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钮，难道这和“这个白鼠宁愿选择快乐中枢的自我刺激”有任何重要的区别吗？
我承认，“价值”一词在这里可用也可不用，或许不用这个词也能说明上面的问题，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至少是作为在科学家和一般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是更圆滑的手腕。我想，这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值得留心的是，我们十分认真的看待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等问题研究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