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类研究工作和理论探讨固有的特征就是面对一定程度循环论证的困境，这一点在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但我猜测在其他动物那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种循环论证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良好的样品或健康的动物选择或偏爱某事物。”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虐待狂者、反常者、受虐狂者、同性恋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杀者做出的选择和“健康人”的不同呢？值得怀疑的是，把这种困境与肾上腺切除的动物能在实验室中做出赞许的动作相提并论是否正确，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而只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并处理而不是回避或忽视的问题。在人类被试那里，很容易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技术选出“健康人”，然后指出得到如此分数的人（让我们说在罗夏测验中，或在智力测验中），也就是那些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的人。但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我们正在利用各种方法证明其前景，证明反常、或谋杀、或虐待狂、或物恋的所谓“快乐”和在奥尔茨或卡米亚的实验中所表明的“快乐”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快乐。当然，这是我们供助我们主观的精神病学技术得知的。
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都能懂得，潜伏在神经症“快乐”或反常状态下的实际上是大量的烦恼、痛苦和畏惧。在主观领域自身中，那些对健康和不健康的快乐都体验过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他们喜欢前者而摈弃后者。柯林·威尔逊清晰地证明，性罪犯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克尔肯达尔也证明，相爱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性活动在主观上优越。
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有一定的证明意义，因此有研究的必要。它可以用来证明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激进后果和涵义。我们当然可以恰当地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有机体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选择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长、生物学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们一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了。这一般地说是反专制的、反控制的。这让我回忆以前并仔细思考道家学派的观点，更信赖孩子在当代生态学和习性学中能更快生长和实现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用下面这段文字来解释预测和控制的论题：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的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自己想让人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我不愿走得太远，说到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我想说，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吵闹着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确实具有某种性质和我们主观上的自由感而不是受外界控制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能肯定地说，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
这一整套思考能引起的后果也是较普遍的，那就是它对科学家形象的影响。不仅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都将改变。已经有一些论据表明，举例说，高中女生设想科学家是怪人和恶魔，她们害怕科学家。例如，她们不认为他们是可供选择的终身伴侣。我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这样观点既是“疯狂的科学”电影的产物，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内容。
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对动物、对某些问题发号施令，进行工作，他是他审视的对象的主人。这一画面在观察“医师的形象”时尤其清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持刀者，和改革打交道的人等等。他显得是老板，是权威，是专家，是一个管事者，告诉人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心理学家有可能栽在这个“形象”上，心理学家就被大学生认为是操纵者、说谎者和控制者的代表。
如果我们付与有机体智慧又将如何呢？如果它可以很明显地得到更大的自主、更大的信任，能自我管理、自我选择，那么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或甚至父母，就必须反映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最简括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打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这似乎在表明，如果想知道鸭子的事，就要向鸭子询问，而不是要教导鸭子，同样对于人类儿童也要遵守此原则。在规定“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他们告诉我们，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优秀的心理医师已不再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把自己的意愿强求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患者自己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渴求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他这位患者是有益的，而不是对于医师是有好处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显而易见把我所说的设想和意义作为基础，但像这样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比如说大部分人要选择健康而不想患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一个颇为良好的向导，使人能达到“对于他本人是最佳的境界”。
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由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人都想成为人性丰满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亡。在我们作为心理医师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确实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以前对一种较健康的事态有过体验，那他就会舍弃使自己遭罪的那一套而去选择它。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适合具有道家意味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适合更有道家程度的科学家。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打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客观认识生活的途径
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物、对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我们是客观的，这时我们自己的愿望、畏惧和希冀已从观察中排除，这时超自然的上帝的意愿和安排也已排除。这自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并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确实，我们不能否认，在与非人类打交道时，这种方法确有可取之处，因为，它能起到一种客观促进作用，甚至同低等生物打交道时也有好作用。在这里我们也很超脱，无牵连，足以使我们能成为相对无干扰的观察家。一个阿米巴向哪里移动或者一条水螅喜欢摄取什么东西，对于我们不会有多大的关系。但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这种超脱变得越来越困难。
事实上我们都十分清楚，如果研究对象是猎狗，那我们把人类的意愿喜恶爱憎加入它们思想中，那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研究对象换成猴子或猿则效果更明显。当我们进而研究人时，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冷淡的、平静的、超脱的、无牵连的、不干预的观察者，心理学的论据已经堆积如山，难以想象有什么人不能捍卫这一立场？
不管哪一个有经验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着手一项社会或亚文化群体研究之前，都会检验自己的偏见等观念。这是一种避免预先判断——研究前的先入之见——的方法。
但我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我们自己身外、观察者身外的现实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达到客观。这种方法产生于对爱的领悟中，而此种悟念只能在有爱存在的人之间产生，而绝不会在没有爱存在的中间产生。在我看来，这一类的某些情况也适用于习性学文献。我对猴子的研究，我确信是较“真实”、较“确切”的，在一定意义上，在客观上也是更真实的，假如我不喜欢猴子就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了解。事实是我已经被它们迷住了。我变得非常喜爱我的个别猴子，对于我的白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喜爱。
我认为，劳伦兹、迁伯根、古达尔以及沙勒尔的报告之所以真实生动吸引人，全在于他对他们所研究的动物有“爱”的成份在内。最起码这一类爱能引起兴趣，甚至入迷，因而能有极大的耐心和较长时间的观察。妈妈迷恋她的婴儿，能最专心地仔细反复察看他的每一英寸，当然能比并不关心婴儿的某一外人（就最真实的意义说）更了解她的宝贝。我发现，在爱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是如此迷恋，以至细查、注视、倾听和探索本身便成为一种迷人的活动，能使他们无尽无休地这样做。对于一个非所爱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腻烦很快就会出现。
当然，构成爱的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一个人的爱可以使人放松心情、放松防御，进而可以使他的心灵与精神袒露出来。一句话，他让自己暴露无余而不是躲躲闪闪。在通常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彼此是难以理解的。在爱的关系上，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有一点很重要，也很有趣，如果我们对某人或一件事物充满了爱和感情，那我们就不会想干扰她、改变她。我发现，对于你的所爱，你是准备放任不管的。在浪漫爱情以及祖父母亲情的极端例子中，被爱者甚至被视为完美无缺，因此，任何改变他人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或甚至是不诚的，更不要说改善了。
也可以这么说，由于爱，我们任其恣意纵容；也由于不愿意将爱改变成另一模样，我们对爱不加任何限制。在它的面前，我们可以是它的本性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看到它，而不是作为我们喜欢它成为或恐怕它成为或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去看它。赞许它的存在，欣赏它的本来面目，能使我们成为不打扰、不操纵、不抽象、不干预的观察者。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打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我始终持这样的观点，这是一条通向某些类型真理的途径，但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一条，也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的。我们也正是从同样的情境里很清醒地认识到，喜爱、兴趣、迷恋也有可能歪曲有关对象的另一些真相。我要坚持说的仅仅是，在科学方法的全套设备中，爱的知识或“道家的客观”在特定情境中对于特定目的有其特殊的优点。假如我们能现实地意识到，对于研究对象的爱既能产生某些类型的觉悟又能造成某些盲目，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我希望我能研究得更深入些，尽管它包括“难题的爱”，道理很明显，只有表现出对精神分裂症的“喜爱”才能进一步了解它、研究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精神分裂问题完全着迷的人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也会形成某处不平衡状态。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丛林动物一样。
引领社会发展趋势的大问题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真正关键的问题正在受着曼哈顿方案的攻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而且对于一切具有历史迫切感的人极端重要（这也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我愿把它添加在传统的标准中）。
第一个和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一般动物一样。这时应该做的是为“好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此定义在上面已有种种体现，而这种定义的论据己多得完全能够说明曼哈顿方案中的人。我自己觉得有信心，相信这一轰动一时的伟大计划是可行的，而且我确信，我能同100个、或200个、或2000个局部问题或附属问题打交道，它足够使巨大数量的人忙个不停。好人也同样被冠以自我演化的人，充分醒悟或有潜力的人，能奋发向上、自我实现的人等等。
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而且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这纳入现实的轨道。
同为重大问题的也不乏存在，就如造就良好社会这一大问题。要知道在好人与好社会之间有灵敏反馈的关系，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彼此是绝对必需的条件。我撇开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另一个目标。
这里所提的良好社会是属于全人种、全人类的，是大同社会，我们己对自律性社会的安排作了初步讨论。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做出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或者趋向恶行或者趋向善行。主要重点在于社会缺席的安排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和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指出某些社会潮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那些大的工业化文化中，在它身上已无自私和不自私之分。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安排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安排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我们的所得税一类的经济措施，它从任何单个人的好运道中吮吸利益给予全社会。这和营业税恰成对照，它起的不是吮吸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汇集作用。
在这里我不得不郑重声明，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魏因贝格在他著作中所说的大多数工业技术上的利益、进步和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利益，在实质上只能认为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这表明，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进交付在好人手中，否则这些改进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此时，令人惊讶的是，我增长了对生命的眷恋、对疾病的征服以及对痛苦、悲伤的躲避。
问题的焦点在于：谁想使恶人活得更长？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和在一场竞赛中先于纳粹完成它的军事利用。原子能在某一希特勒手中——有许多希特勒掌握国家大权——当然不是好事，那是很大的危险。同样，其他的技术改进也存在类似的规律而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某一希特勒现在是好？还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