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可认为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根本不同于任何其他问题的。如果一个问题十分类似于过去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都必须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完全是有益的，而且这也有可能是危险的。
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讲得通，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抱有多大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用新的解决办法。
习惯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的适应具有双重作用，既有必要性，又有危险性。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作人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一旦形成，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迅速做好变化的准备。
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做出必要的新的反应。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巴特莱特谈到“外部环境的挑战，这种外部环境部分是在改变，部分也是持续不变的，因而它要求我们做出随机性的调整，但又不允许有一个全新的开端”。
为了把这一点弄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也许要从另一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想。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的话，我们的心里就会自动跳出某种习惯性的答案，从而节省了大量思想，不去重视这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我们之所以说习惯是一种“好像”反应——“好像世界是静止的，常住不变的”，原因正在于此。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作为适应性机制的习惯的根本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现象。上面那种解释显然就是由此而引导出来的。
不必说，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熟悉的、相对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往往就会以那个样子出现。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这些活动首先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涉及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
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别的东西，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我们无须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是恒常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习惯对于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不管是多么有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幻莫测、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习惯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我们面前是这样一幅人的图景，他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日益精细的反应来适应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他必须找到从直接环境的完全控制下摆脱出来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主人。
我们的自由如果不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更新自己的话，那么就在它被肯定的那一刻，它就会制造出不断发展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将会窒息自由，它会被自动性所毁坏。即使是最活跃的思想在表达它的公式中也会变得干燥、僵硬。词语与思想格格不入，字母会毁灭精神。
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但却不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途径，必须从那一观点对它加以节制。它只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能帮助我们取得进步，即它能够节省时间，保存精力，但是如果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保存下来的精力不是用于改造其他行为的思想活动的话，就根本没有进步可言。刮胡子对你来说越是变成习惯性的，那么，在刮胡子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自由地去考虑那些对你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在这里面总有大量的方便之处——除非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悖论：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还有一点是，复制性记忆在我们得不到一磋商标题（参照本）时将是最重要的阻碍。关于这一结论的实验方面的证明，大家可以参见巴特莱特的书，夏赫特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卓越的见解。在此，我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幸好十分容易查证。
我曾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我发现自己很难记住那些我十分喜爱的印第安歌曲，不管我试上多少遍。我可以跟着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过不了5分钟，我就不能独自地把这首歌重复出来了。对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音乐记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都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他意识到印第安音乐在基本结构和性质方面非常独特，因而人们不能对照着一个参照系来把它记住的时候，他才能够理解这种经验。
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大家更容易体会。这就是说，一个讲英语的人在学习譬如西班牙语时所碰到的困难与在学习像俄语这样的斯拉夫语时所碰到的困难是不大相同的。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中的多数词汇在英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同源词，一个讲英语的人可以把这些同源词用作参照系。但是由于这些同源词在俄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这样，学习俄语就变得极其困难了。由于对熟悉的东西不会让这样的人焦虑不安，所以当他们必须去感知问题时，往往首先努力将这一问题纳入某一熟悉的范畴中去。
克服陈规化思考问题的技巧
一个明显倾向于标签化的人首先必须努力将任何种类的问题抛开。那些患强迫症的病人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往往极有系统地管理和安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任何突发事件，任何一个没有现成答案而需要有自信、勇气和安全作为保证才能加以处理的问题都会让他们感到极大畏惧。
由于对熟悉的东西不会让这样的人焦虑不安，所以当他们必须去感知问题时，往往首先努力将这一问题纳入某一熟悉的范畴中去。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一特殊问题能够置入以前曾经经验过的哪一类问题中去？或者这一问题适合于哪一个问题范畴呢？它能够被塞进去吗？这样一种“置入”反应当然只有在人们感知到相似性时才有可能。我们不想去讨论相似性这一复杂问题，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这种对相似性的感知并不一定就是对被感知的现实的内在本质所进行的谦逊的和被动的记录。
不同的人是根据不同的、适合他们个性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的，但他们却都能成功地把经验标签化。这样的人不愿意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中去，他们要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验统统加以分类，即使他们感到可能需要把这种经验加以裁剪、挤压甚至歪曲。
据我所知，克鲁克的文章就是讨论上述结论的事实证据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他医学诊断中所涉及到的那些问题。心理学家们当然更加熟悉许多精神病学家对待他们病人的那种严格的分类学的态度。
标签化的一个主要的益处在于，某一问题能被成功地置入某个范畴之后，就会自动随之出现一套相应的处理技巧。这还不是标签化的唯一理由。一位医生在处理一种已知的、虽然不能治好的疾病时，比在处理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把问题置入某一范畴中的倾向的背后潜藏着很深的动机。
一个曾多次处理同一问题的人，就如同一台加满了油的机器，可以随时运转使用。当然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问题的习惯解决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列举它的一个好处，这就是，一个人做事情时可以轻松自如一些，可以节省精力，可以有一种自动性，使自己的兴趣得到适当满足，不会感到焦虑不安等等。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一个人由此而失去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发明创造性，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成静止的世界来加以对待。
关于陈规化思维技巧的后果问题，路金斯对调整所作的那些有趣的实验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例。我们像对待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对待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把一切现实，不管它是怎样变幻不定，都放在那种牢固不破的形式之下加以思考，我们只有在不连续的、不动的和僵死的东西里面才感到舒适自在。
培养充分理解生命的理智
在这个领域内，标签化有以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含义：人们仅有陈规化的问题，或者不能感觉到新的问题，或者以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强求一致的方式重新塑造这些问题。这样，它们就可以归为熟悉的问题而不是新的问题了；人们仅仅使用那些陈规化的和机械的习惯和技巧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在遇到生活的所有问题之前已经有了一系列现成的、简捷的和单调乏味的解决办法和答案。这三种倾向加在一起，就几乎完全可以窒息人的发明创造性。
但即使像柏格森这样深刻的心理学家也难免，因为受到这种倾向的强烈控制而给理智下了错误的定义，认为理智仅仅是对事物进行标签化。例如柏格森说：“理智是一种把彼此相同的东西联系起来的能力，是一种感知同时也创造重复性的能力。”“解释那不可预见的和新的东西总是意味着把它溶入到那安排在一个不同秩序里的旧的和已知的因素中去。理智既不能接受真正生成的东西，也不能接受全新的东西。这就是说，在这里它又一次漏掉了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像对待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对待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把一切现实，不管它是怎样变幻不定，都放在那种牢固不破的形式之下加以思考，我们只有在不连续的、不动的和僵死的东西里面才感到舒适自在。理智的特征就是，它天然就不能理解生命，但是柏格森本人的理智却恰恰推翻了这一概括。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抱着一种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做出适当的反应来。
培养感知问题内在本质的方法
感知问题这一过程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起见，这一过程可以作如下界定，即人们事先就有一个现成的观念或无法改变的结论，然后再进行大量的思想活动来支持这一结论，为它找出证据来。我不喜欢那个人，于是我就为此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种活动其实不过徒有思想的外表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思想，因为它不顾问题的本质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皱眉头、激烈的讨论、竭尽全力去寻找证据，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耳目之举，其实思想还没有开始，结论早已注定了。人们还常常连这种思想的外表都不要，他们甚至懒得去做这种好像有思想的姿态，尽管去相信就够了。这比起合理化来更省事。
心理学家几乎都很清楚，一个人生活中完全可以按照他生命最初10年所习得的一套观念，而这套观念也许永远都不曾发生过一丁点儿变化。的确，这样一个人也许智商很高，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思想活动，从这个世界中选取哪怕是极可怜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现成观念。不可否认，这种活动也许有时对这个世界十分有用，但心理学家们似乎都明显地愿意在生产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最熟练的合理化活动之间照字面上划分一道区别。合理化活动常常使人对真实世界熟视无睹，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使人在感知和记忆时发生歪曲，丧失掉对一个瞬息的世界的适应能力。与这样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现象相比，与思想停止发展的其他一些迹象相比，合理化活动偶尔有的一些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但并非我们对合理化只能举出唯一的例证。当一个问题仅仅刺激了我们的各种联想，使我们从中挑选出那些最切合这一特殊场合的联想时，这同样也是标签化。
在标签化思想与复制性学习之间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相似性或关系。我们上举的三种类型的过程可以十分容易地当作习惯活动的特殊形式来加以处理。这里明显地牵涉到与过去的某种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不过是从过去经验的角度来对新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解决的技巧而已。这种类型的思维经常都等于是在不加思索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前获得的复制性习惯和记忆。
整体动力性的思维与感知过程的联系要强于与记忆过程的联系。明白了这一点，它与标签化思维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整体思维所作的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的内在本质，正如维台默在他的一本书中所强调的。卡塔那认为这是一种“在问题中感知其解决办法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