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一点十分有趣：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常常都把问题的解决和问题本身视为相同的或重复的。例如，如果我们能充分地理解的话，任何一个特殊的项都属于已经清楚的项，因此只是已知东西的重复，在这个意义上是同语反复。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思想在这方面也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相似，我相信，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至少过去是这样。每一问题都是由于其自身的资格和特异性而被仔细考察的，简直就好像人们以前从未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一样。这种努力是为了搜寻出问题的内在的真实本质，而在联想思维中却是为了发现这一问题是怎样与人们以前曾经经验过的问题相联系和相类似的。
从一个实际的意义来看，就行为来说，这一原则可以简化成这样一句箴言：“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这就是说，每当一个人面对着一个新的情景，他并不是毫不犹豫地用以前已经明确决定好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反应。这一情景实际上有许多方面都与以前的情景有区别。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抱着一种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做出适当的反应来。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处理新情景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优柔寡断，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做出决定来，相反，它能够使人避免仓促做出决定。它能够保障我们不会犯下这样一些错误，比如根据第一印象来评判他人，把我们对一般女司机的态度应用到所有个别的女司机身上去，谴责或支援一个人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情况或者一些非常短暂的交往。我们本来是在对个别的人进行反应，但我们却把它看成好像只是某一类型中的一个成员，而且与那一类型中的其他成员完全相同，这时我们就会犯上面的错误。如此看来，我们之所以不适当地进行反应，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观点认同了。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整体思维中从不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当然要利用过去的经验，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经验的。这一点在上面关于所谓的内在学习（即学做你潜在地是的那个人）的讨论中已经描述过了。
毫无疑问，联想思维确实会出现。但我们所讨论的是，究竟哪一种思维应被当作中心、范式或理想的模式。整体动力学家们的论点是，如果思维活动具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应该具有发明创造性、独特性和天才性这样的意义。思维是一种技巧，凭借着它，人类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而这又意味着，思维必然经常地与已经得出的结论发生冲突，甚至革命性的。如果它与一种思想现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习惯、记忆或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的对立面了，这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从定义上说就与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势不两立。如果我们过去习得的东西和我们的习惯运转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一种自动的、习惯性的和熟悉的方式来进行反应。这就是说，我们用不着进行思想。从这一观点来看，思维可被看成是学习的对立面，而绝不是一种学习类型。夸张一点说，思维可以界定为一种突破我们的习惯、忽略我们的过去经验的能力。
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涉及到另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可以从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中显示出来。这就是它那富有特征的大胆冒险精神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在还不能准确表达的话，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着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远离家门去玩耍。那种与胆怯地紧抱着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抱住习惯不放。
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几乎是多余的，就像说“一个思想着的思想家”一样——在冒险越出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突破调整，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习、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另外我们发现，许多人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观点。这类实例不胜枚举，它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成是健康人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表现了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这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就成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分传统化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自信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
我们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所得出的结论和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总爱看前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拣来的一些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这种认识肯定会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教育为何比理想目标差距如此之大。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让人学会直接观察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先造好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确定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么，应该赞同什么，应该反对什么。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拿出自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看待现实，破除迷信。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倾向也触目皆是，我们可以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一门课涉及到怎样瞬息万变、无法描述和神秘莫测的现实，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为3个学分，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15周。它们就像水果一样被整齐地分为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门类。科学常被当作某种稳定不变的东西来教给人们。其实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其生命和价值依赖于它的流动性，只要新的事实或新的观点暗示着可能有别的结构，它就应该立即修正它那些最珍爱的结构。可惜，目前科学并不是当作这样一个知识系统来教授的。这类标签不是来自于现实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中去的。有一种所谓的“平行教育制度”，或者可以称为人文教育，这种教育制度旨在纠正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
尽管这一切都已经非常明显了，但仍无法清楚地确定应对此采取何种措施。许多人在考察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这就是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心那些新鲜的经验的那些特殊具体的现实。在这点上，怀特海说得很对：
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就是，它们过分关心思想的分析活动以及公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个别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这些个别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单纯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陈述，而这些抽象的陈述却完全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几个抽象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了一些。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迂腐了。按理学校的普通训练按理应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应该满足他们做具体事情的热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各个不同领域中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亚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触及到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理智上，其主要工具是印刷成文的书籍。但专业训练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重心应该落在直觉上，应该避免与整体环境的分离，其目标是尽可能少地对整体进行分割，而去对整体进行直接把握。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直接评价。
人们都能接受这种观点，建立理论就意味着选择和拒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一种理论可以弄清楚世界的某些方面，而同时又不必去关心另一些方面。大多数非整体论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一套一套的标签或门类。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设计过一套所有现象都与之天衣无缝的标签，疏漏的地方总是在所难免。有些现象介于各种标签之间，有些则好像可以同时归于好几个不同的标签。
这种理论强调出现象中某些突出于其他性质的特性，说明其可重视性，因此这种理论好像从来都能引起人们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去除掉或忽略掉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掉部分真理。由于有这样一些选择和拒斥的原则，所有理论就难免仅仅对世界持一种部分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这一切理论即使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一种完全可能的情况。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验的全部主观丰富性，相反，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感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经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掌握的绝好的和极端的表现。
特殊化的个别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它的非抽象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的对比考虑揭示出来。但这与哥尔德斯坦所说的具体并不是一回事。当一个大脑受损的人具体地行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能看到对象或经验的全部感官特征。他所看到的只是由这一特殊情景所决定的某一特征，而且他也只能看到这一特征，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可能是一种武器、装饰，不可能用来爆破或者灭火。如果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考虑其他方面，那么，哥尔德斯坦的病人可以说都在进行抽象活动。
照这样看，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认知，以及将经验进行归类和具体评价经验，利用经验与欣赏经验所有这些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相反，那些研究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学者们都异口同声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日益变得有系统起来，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功利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来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会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消了。”
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同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对它们苛刻挑剔，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理论和抽象概念所提供的好处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交流方面和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
如果我们有责任向各方面研究工作者提出规劝的话，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深刻铭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的认知活动无疑就会变得更加有力。的确，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库中还有别的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通常都分发给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些遭到忽视的认知形式能够通向另一部分真实世界，而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进行抽象活动的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
而且我们早已了解到，完全有可能进行整体论的理论活动。在这种理论活动中，事物并不是互相分离、彼此独立的。它们是完整的，并且作为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彼此关联，毫无例外地包容在同一整体之中，如形影一般时刻相随，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只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正确认识语言与命名
语言是一种标签化的手段，主要是体验和传达命名性信息。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宣告失败，比如可以参见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或者关于诗歌理论的各种讨论。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名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起着组织安排作用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一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造成一系列类似关系、比喻或新的词型。
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如果他想把各种词汇变成独一无二的话，那么交流传达就会受到损害，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种非表现艺术中就是如此。
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上曾登载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达了我们上面这些观点。这篇前言如下：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我们朋友的所有书和所有充满智慧的思想归根到到底都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关于人临死前的情景、关于年青恋人的故事、关于丈夫不忠的故事、关于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我们读得何其多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无一没有反复发生过，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详尽、仔细地读过上千遍，并且还精确地作过记录。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开始生活，就被那些关于人心的故事淹没了，人们不厌其烦、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灌输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