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规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财政的管理，二是公共价值的保护。前者主要是税收及其合理使用。在西方法治国家，纳税是公民最重要的义务，逃税是大罪，必定会被追究。当然，税收应该公平合理，中国现在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太重，根据2005年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国税收负担在全世界排行第二，这个负担大部分落在了民营企业家身上。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无非是用于行政、国防、公共安全、医疗、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开支，这里面就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真正做到对纳税人负责，取之于民也用之于民。这是规则，如果使用得不合理，就是不守规则。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府不太守规则，挥霍纳税人的钱，三公消费达到天文数字。腐败也很严重，2004年着名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国排在第71位。医疗和教育是最应该花钱的领域，但政府却舍不得花，负担落在老百姓身上，大量穷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医疗公平性评估，在191个成员国里，中国排在第188位，倒数第四。从支付能力也就是学费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看，中国大学的学费也是世界最高的。
公共价值的保护包括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自然遗产保护等等，这也是公共领域里的重要规则，政府的责任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并且严格执行，对于违背的企业予以处罚。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许多违背这方面规则的项目恰恰是政府批准和支持的。为了做大项目和形象工程，或者出于权力寻租的需要，官商勾结，肆意破坏环境，破坏资源，破坏文物，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环境可持续指数的排名，在144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排在第133位。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国占了7个，其中包括北京，太原名列第一。
症结在哪里？就是政府的权力太大了，缺乏约束的机制，实际上还是人治，使得权力有巨大的寻租空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药监局，现在在审判郑筱萸，药监局原来的局长，他下面的几个司长也都是贪官，这一窝贪官把中国的药品市场搞得乱七八糟。他们居然有这样的能耐，上台之后开始搞所谓新政，把地标改为国标，批药的权力全部收归药监局，所有的药进行重新认证，以前认证了的都不算数。三个月内居然批了十几万种药品，怎么审查得了呢？其实就是要药厂用钱去买批文，一个批文几百万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索贿受贿。这个药的成本就非常高了，药厂也有办法对付，很多老药改一个名字，把价格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为了推销这些价格高得离谱的药，药厂就派出大量所谓医药代表跑医院，给医院和医生回扣。这个负担最后当然是落在病人身上，2002年他们上台之后药价飞涨，看病贵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现在审判他们的一个主要罪名是玩忽职守，我就想不通，他们怎么能这么长久地玩忽职守，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了，怎么就没有人管他们，没有人管得了他们？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就那么几个人把药品市场搞得一团糟，不但药价飞涨，而且假药泛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真正的、健康的秩序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市场准入和商品流通的环节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其实是扰乱市场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成熟的过程，秩序形成的过程，就应该是政府权力逐步受到限制、逐步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事实上，什么地方政府对经济管得少，那个地方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比较好，民营经济发展得就比较快。权力必须与市场脱钩，否则法治建设无望，市场经济发展无望。
二、尊重灵魂：信仰从大一统意识形态向个人精神生活的转型
1.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我们现在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信仰的缺失。现在大家普遍感觉我们这个社会道德状况很差，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一个是因为前面说的法治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缺乏一个奖善惩恶的制度环境，另一个就是许多人没有信仰，缺乏一个扬善贬恶的精神环境。
人为什么要有信仰？因为人是有灵魂的。所谓人有灵魂，是说人有精神上的追求，如果让人像动物那样仅仅过肉体的生活、物质的生活，吃饱喝足，这样过一辈子，作为人来说是不会甘心的。人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人的这种灵魂的追求，可以说是人身上的神性，它正是人比动物高贵的地方。这个神性应该有一个来源，所以基督教就创造了一个上帝，或者用某些哲学家的说法，就是宇宙应该有一个精神性的本质。我们的确很难用科学来解释人的这种灵魂追求，比如用进化论也许可以解释猴子怎么变成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最后怎么产生了人的大脑，但是没法解释人的灵魂追求是怎么产生的。事实上，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那些有精神追求的人在生存斗争中往往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人太看重灵魂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会倒霉，未必有利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那么，这种把灵魂生活看得比肉体生存更重要的价值取向，它必定有一个超越于生物学的来源，不管你把那个来源叫作上帝还是别的精神实体。我想我们不管信不信基督教，信不信某一种宗教，我们起码要承认，人应该有一种更高的生活，比纯粹的物质生活、世俗生活更高的生活，承认了这一点，我认为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一个人有信仰，有灵魂的追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同情，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这可以说是道德的初级基础，是人与兽的区别的起点。另一个是尊严，这可以说是道德的高级基础，是人与兽的区别的顶点。如果说同情是人与人之间以生命相待，那么，尊严就是人与人之间以灵魂相待。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同情相当于孟子说的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尊严相当于孟子说的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荀子也强调，义是人与万物的区别之所在，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人因为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在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尊严，讲得最好的可能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说人有两个部分，作为肉体，人生活在现象世界里，跟其他生物差不多，要服从自然规律，是不自由的。但是，作为灵魂，人是生活在本质世界里的，是自由的。何以见得呢？他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他说的这个“法”就是道德法则，人能够按照道德法则来做事。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他受自然法则支配，而道德法则和自然法则往往是相反的。自然法则要人趋利避害，而作为道德的人却要让自己的行为体现出做人的尊严。用康德的话说，你要这样行为，可以让你的行为准则成为全世界的人的行为准则。
康德由此提出了一个着名命题，就是人是目的，永远不能把人当作手段。他说的应该是目的的这个“人”，就是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这才是人的真正本质之所在。这个意义上的人是目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你都不能把这个意义上的人当作手段。对自己来说，你不能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出卖灵魂，把你身上的高级部分作为手段去为低级部分服务，那样你就不是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了。对他人来说，你也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一个灵魂，你要尊重他，如果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而损害他人，你实际上就是把他人用作手段了。不光是这样，当你不把别人当目的而是当手段的时候，当你不把别人当作灵魂的存在而予以尊重的时候，你是侮辱了人性中的高级部分，因此是侮辱了所有的人，也因此是侮辱了你自己。一个人如果不尊重他人的尊严，就是不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包括你自己的尊严。
一个人意识到并且在行动中体现出做人的尊严，他就是一个高贵的人。真正讲道德，我认为应该强调两个品质，一个是基于同情心的善良，一个是基于做人的尊严的高贵。我们讲道德，往往容易从意识形态着眼，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守纪律等等，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没有触及道德的根本。真正的道德应该建立在人性中善的成分的基础之上，就是同情和尊严，善良和高贵，这才是道德的根本。人要活得高贵，活出人的尊严来，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而不光是一个肉体的人。一个人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他就一定会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高贵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贵族不只是门第和身份，在待人接物上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要让人感到你值得被尊敬。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很少把高贵看作一个重要价值了，或者是把它庸俗化，好像拥有豪宅、名车、品牌奢侈品就是高贵。那算什么高贵啊，不过是钱多罢了。人的高贵在于灵魂，灵魂都丢了，还有什么高贵可言。
一个灵魂高贵的人，他的突出特点就是待人平等，尊重他人，把每个人都当作有灵魂因而有尊严的人对待。一个人尊重他人，实际上也就是尊重自己，在对他人的尊重中，体现出了他的自尊，体现出了做人的尊严。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把别人当作人对待，实际上也就没有把自己当作人，他根本不知道生而为人有多么宝贵。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有钱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开着宝马横冲直撞，压死了人也无所谓。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往往就只用物质来给自己估价，也给别人估价，因为他没有别的标准嘛。有灵魂的人之间，一定是互相尊重，诚信相待。两个没有灵魂的人在一起，无非是狼狈为奸或者彼此恶斗。最麻烦的是有灵魂的人遇见没有灵魂的人，真是秀才遇到兵，既不愿和他斗，又没法讲理，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2.中国缺乏尊重灵魂的传统
如果说法治社会的出发点是对个人生命权利的尊重，那么，信仰的实质就是对个人灵魂生活的尊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两种尊重都相当欠缺。儒家很重视道德，把道德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但是在儒家学说中，你找不到灵魂的概念，看不到对灵魂生活的描述，道德缺少信仰的根据，最后看重的就只能是道德的社会功能。
这是中西道德的重大区别。西方人的道德是有信仰作为背景的，这和西方哲学的传统有关系。从古希腊开始，他们的哲学是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的追根究底的追问，到了基督教，便形成了灵魂来源于并且回归于上帝的信仰。在这个信仰背景下，道德实质上是个人的灵魂生活，是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个人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对上帝负责，要带着一个干净的灵魂去见上帝。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哪怕没有任何人监督我，总有上帝在监督我。
在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就相当薄弱，缺少那种终极追问。儒家哲学基本上是道德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维护好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维护好社会的稳定。在缺乏信仰背景的情况下，道德就成了意识形态，成了社会义务和他律。在儒家经典里，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言论，强调慎独，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价值，甚至是最高价值，比如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人不知而不愠”，孟子说的“天爵”。但是，从总体上看，儒家伦理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目的，所谓修齐治平，修身归根结底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人性有两端，一端是兽性，就是生命本能，另一端是神性，就是灵魂追求，处在这两端之间的是社会性。西方传统的特点是肯定两端，中间的社会性是为两端服务的，这样建成的社会一定是高质量的。中国正好相反，压制两端，只要中间，结果反而得到了一个低质量的社会。我认为这个情况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3.信仰的重建
中国人缺乏信仰，这是一个老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上面讲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有这个毛病。这个毛病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时代也是存在的，严格地说，我们当时有的是意识形态，不是信仰。意识形态和信仰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解决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就是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而信仰解决的是形而上层面的问题，人生意义的问题，就是人怎样活才有意义。以前我们把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混为一谈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所谓信仰危机，实际上是人们发现不能再用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了，每个人必须自己去寻找信仰、去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了。你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怎么活才有意义，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起码表面上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党都给你解决好了，一切交给党安排，你就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吧。现在你如果还是这样解决的话，就不太够了吧，当然你可以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但这基本上是社会层面的理想，不能取代你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以前常常说共产主义人生观，其实严格地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人生观，而是一种社会历史观，是解决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这个问题的，并不是解决什么样的人生是好人生这个问题的。现在每个人必须自己去解决为什么活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
现在仍然有人鼓吹要建立一种大一统的信仰，比如把儒家思想做一番改造，树为当代中国人的统一信仰。这可能吗？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东西，缺乏作为信仰所必须具备的形而上的深度，而且它事实上也解决不了现代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还认为，即使可能，也不应该人为地树立一种信仰，因为按照本义来说，信仰就应该是每个人灵魂中的事情，不应该是社会统一规定的事情。不过，我并不因此就认为儒学对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无所贡献，它可以成为我们确立信仰的思想资源之一，同时如果有些人自愿把它当作自己的唯一信仰，当然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