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我的父亲
梁漱溟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作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象比较能干许多。他心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底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付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底。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底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它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
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
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显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我从小学起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象不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我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三点：
（一）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第二年民国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么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艺，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可是他能容纳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
（二）后来我由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终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我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的意思，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象我这个固执的人来。
（三）就是不娶妻。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两弟兄，我哥结婚十年，没有儿子。照普通说，老人都很盼望有孙，尤其先父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间，始终抱殉道之念——不愿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当晚年没看见孙，有后无后将不知道；在普通人情，一定要责备我。可是先父半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就是我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要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民国七年先父在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我要结婚，他是完全不干涉。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
父亲的信任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作日记，勉励自己。这既有些像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版》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但这都是我十四五岁以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
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听任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意的思想行动是哪些呢？正如《思亲记》原文说的：
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如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民国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允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不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
父与羊
李广田
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爱诗，爱花，他更爱酒。住在一个小小的花园中——所谓花园却也长了不少的青菜和野草。他娱乐他自己，在寂寞里，在幽静里，在独往独来里。
一个夏日的午后，父亲又喝醉了。他醉了时，我们都不敢近前，因为他这时是颇不和善的。他歪歪斜斜地走出了花园，一手拿着一本旧书，人认得那是陶渊明诗集，另一只手里却拖了长烟斗。嘴里不知说些什么，走向旷野去了。这时恰被我瞧见，我就躲开，跑到家里去告诉母亲。母亲很担心地低声说：“去，绕道去找他，躲在一边看，看他干什么？”我幽手幽脚地也走向旷野去。出得门来便是一片青丛。我就在青丛里潜行，这使我想起在高粱地里偷桃或偷瓜的故事。我知道父亲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因为他从前常到那儿，那是离村子不远的一棵大树之下。树是柳树，密密地搭着青凉篷，父亲大概是要到那儿去乘凉的。我已经看见那树了。我已走近那树下了，却不见父亲的影，这使我非常焦心。因为在青丛里热得闷人，太阳是很毒的，又不透一丝风。我等着，等着，终于看见他来了，嘴里象说着什么，于是我后退几步。若被他看见了，那才没趣。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父亲倒很可乐的，虽然他醉了时也有几分可怕，他先是把鞋脱下，脚是赤着的，就毫无顾忌地坐在树下，那树下的沙是白的，细得象面粉一样，而且一定是凉凉的，我想，坐在那里该很快乐，如果躺下来睡一会，该更舒服。
自然。那长烟斗是早已点着了，喷云吐雾的，他倒颇有些悠然的兴致。书在手里，乱翻了一阵，又放下。终于又拿起来念了。声音是听不清的，而喁喁地念着却是事实。等会，又把书放下；长烟斗已不冒烟了，就用它在细沙上画，画，画，画了多时，人家说我父亲也能作诗，我想，这也许就是在沙上写他的诗了。但不幸得很，写了半天的，一阵不高兴，就用两只大脚板儿把它抹净，要不然的话，我可以等他去后来发现一些奇迹，我已经热得满头是汗了，恨不得快到井上灌一肚子凉水。正焦急呢，父亲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起来，什么东西不曾丢下，而且还粘走了一身沙土。我潜随在后边，方向是回向花园去。
父亲踉踉跄跄地走进花园，我紧走几步要跑回家去，自然，是要向母亲面前去复命。刚进大门，正喊了一声“娘”，糟了，花园里出了乱子，父亲在那里吵闹呢。“好畜牲，好大的胆的羔子！该死的，该宰的！”父亲这样怒喊，同时又听到扑击声，又间杂着小羊的哀叫声。我马上又跑了出去，母亲也跑出来了，家里人都跟了出来，一齐跑向花园去。邻居们也都来了，都带着仓皇的面色。我们这村子总共不过十几户人家，这时候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聚拢来了。我很担心，惟恐他们疑惑是我们家里闹事，更怕他们疑惑是父亲打了母亲，因为父亲醉了时曾经这样闹过。门口颇形拥挤了。大家都目瞪口呆，有些人在说在笑。父亲已躲到屋里去休息，他一定十分疲乏了。花园里弄得天翻地覆，篱笆倒了，芸豆花洒了满地，荷花撕得粉碎，几条红鱼在淤泥里摆尾，真个落红遍地，青翠缤绝，花呀，菜呀，都踏成一片绿锦。陶渊明诗集，长的烟斗，都睡在道旁。在墙角落里，躺着一只被打死了的小羊，旁边放着一条木棒，那是篱笆上的柱子。大家都不敢到父亲屋里去，有的说，“羊羔儿踢了花呀。”有的说，“醉了。”又有人说，“他老先生又发疯啦。”其中有一个衣服褴褛的邻人，他大概刚才跑来吧，气喘喘地，走到死羊近前，看了一下，说：“天哪！这不是俺那只可怜的小羊吗！”原来父亲出去时，不曾把园门闭起；不料那只小羊游荡进来，以至于丧了生命。我觉得恐怖而悲哀。
明晨，父亲已完全清醒了，对于昨天的事，他十分抱愧。他很想再看看那只被打死的小羊，但那可怜的邻人已于昨夜把它埋葬了。父亲吸着他的长烟斗，沉重地长叹一口气，“我要赔偿那位邻人的损失。”虽然那位邻人不肯接受我们的赔偿，但父亲终于实践了前言。然后，他又亲手整理他的花园——这工作他不喜人帮助——就好象不曾发生过什么一样的坦然。多少平和的日子过了，父亲的花园又灿烂如初。
直到现在，父亲依然住在那花园里，而且依然过着那样的生活：快乐，闲静，有如一个隐士。但是有点衰老了，有些事，便不能不需要别人的扶助。
先母事略
周作人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这年，在我是一个灾祸很重的年头，因为在那年里我的母亲故去了。我当时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同讣闻一起印发了。日前偶然找着底稿，想就把它拿来抄在这里，可是无论怎么也找不到了，所以只好起头来写，可能与原来那篇稍有些出入了吧。
先母姓鲁，名瑞，会稽东北乡的安桥头人。父名希曾，是前清举人，曾任户部司员，早年告退家居，移家于皇甫庄，与范啸风（著《越谚》的范寅）为邻，先君伯宜公进学的时候，有一封贺信写给介孚公，是范啸风代笔的，底稿保存在我这里，里边有“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君惟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先母共有兄弟五人，自己居第四，姊妹三人则为最小的，所以在母家被称为小姑奶奶。先君进学年代无可考了，唯希曾公于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去世，所以可见这当更在其前。先母生于咸丰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十一月十九日，卒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四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七岁。先母生子女五人，长樟寿，即树人，次寿，即作人，次端姑，次松寿，即建人，次椿寿。端姑未满一岁即殇，先君最爱怜她，死后葬于龟山殡舍之外，亲自题碑曰，周端姑之墓，周伯宜题；后来迁移合葬于逍遥，此碑遂因此失落了。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殇，亦葬于龟山，其时距先君之丧不及二年，先母更特别悲掉，以椿寿亦为先君所爱，临终时尚问“老四在哪里”，时已夜晚乃从睡眠中唤起，带到病床里边。故先母亦复怀念不能忘，乃命我去找画师叶雨香，托他画一个小照，他凭空画了小孩，很是玉雪可爱，先母看了也觉中意，便去裱成一幅小中堂，挂在卧房里；搬到北京来以后，也还是一直挂着，足足挂了四十五年。关于这事，我在上面已曾写过，见第十八章中，所以现在从略了。
先君生于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得年三十七，绍兴所谓刚过了本寿。他是在哪一年结婚或是进学的，都无可考，或者这在当时只用活字排印了二十部的《越城周氏支谱》上可能有记载。但是我们房派下所有的一部，却给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往北京图书馆去查访，也仍是没有下落。先君本名凤仪，进学的名字是文郁：后来改名仪炳，又改用吉，这以后就遇着那官事。先君说，“这名字的确不好，便是说拆得周字不成周字了。”但他的号还是伯宜，因为他小名叫作“宜”。，先母平时叫他“宜老相公”——查《越谚》卷中人类尊称门中有老相公，注云有田产安享者，又佃户亦常称地主为收租老相公，意如是称谓当必有所本，唯小时候也不便动问，所以这缘故终于不能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