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是由谢灵运开创的而逐渐占领诗坛的，并由谢眺发扬光大而最终取代了玄言诗的。二谢是山水诗蓬勃推进的主力军。谢灵运生于晋太元十年（385年）。他是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年少时代就以“好学，博览群书”和文章美而闻名朝野。他不耐寂寞而又富于创新，性情奢豪，车服艳丽，对于自己穿用的衣服和器物，经常改换样式，而每一次的改换总被世人接受并受到推崇。最著名的就是“谢公屐”，谢灵运在诗歌领域也同样身手不凡，他最先以大量的山水诗“实绩”向兴盛一时的玄言诗发起了冲击。他写山水诗，与他的爱好分不开。谢灵运热爱大自然。宋景平元年（423年），他任永嘉太守时，郡内有名的山水，他都“肆意游遨”，有时“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甚至连民间听讼的官司，也不很关怀。每到一名胜佳地，都有新作出现。这些诗作只要有传进城市，不管是仕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争相抄传，一夜之间，全城尽知，远近钦慕，名声直达京师。景平二年（424年）宋文帝登基以后，谢灵运见原来官位不如自己高的人都超过自己，心中十分气愤，便经常称有病不上朝，却在家里“穿池植援，种竹树槿”。有时外出游览，一日行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经旬不归。他对于游历名山大川有着持续不衰的热情和癖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有一次去临海观赏风景，他特地选最难走的一条路，跟从者有几百人，伐木开道，轰轰烈烈，临海太守甚至以为土匪来了。文帝让他任临川内史，他却本性难改，“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都这样创造出来的，因而诗中不乏清新动人之句，例如“密林含云情，远峰隐半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等等，特别是景平元年初春写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一生中最名盛的山水诗句。他对这两句诗也十分满意，曾对人讲，这两句诗是在梦中遇见谢惠连时突然冒出来的，正所谓“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谢灵运写山水诗是由爱好而致的，他对于玄言诗的进攻也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他虽然从玄言诗的营垒中冲杀出来，但他的山水诗毕竟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束缚。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作“有句无篇”，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老庄余音，爱引经聚典，且过于雕琢，一篇或几篇中才偶有一二佳句。谢眺生于刘宋末期的大明八年（464年），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在齐代。谢眺继承了谢琨的传统。青少年时代即以“好学，文章清丽”而闻名，后任宣城太守。他的诗大多是此时写成。宣城是当时江南大郡，经济发达，又有敬亭、双溪等名胜，因此，他在宣城所写的山水诗，脍炙人口的佳句颇多，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等等。但是谢眺仕宦之路不顺，三十六岁就被下狱死去。他的诗歌对黑暗现实和仕途充满不满和畏惧。由于有这么一股情感在胸中骚动，所以他的山水诗成就很大，不但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而且极为清俊秀丽，当时的一代文宗沈约说他“每诵名句，渊然泛然，觉笔黑之中，笔黑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不但其“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佳句象萧疏淡远的水墨画，而且每首诗都以流动的情感贯穿始终。他不再是“有句无篇”，而是全篇浑然一体，因此有人说他的山水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经过大谢，特别是小谢的拨乱反正，玄言诗终于从诗坛上销声匿迹了。山水诗的兴起，前继玄言诗而后启唐诗，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著名的过渡阶段。
陶渊明其人其文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他的远祖是东晋开国名臣陶侃。他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少年时代父亲便去世，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太元十八年（393年）以前，他在家过着清贫而自得的生活，在一篇《五柳先生传》中写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示。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对此生活，他十分满足，戏称自己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的人。尽管如此，但作为一个有学识有志向的青年人，起初他并不甘心身处贫贱之中。他“游好在六经”，给儿子俨取字“求思”以“尚想孔伋”，仰慕刑无、荆轲一类气干虹霓的英雄好汉。
太元十八年（393年）他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但不久就看透官场内幕，明白自己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便弃官而去。弃官虽然痛快，但生活无保障，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经常“偃卧瘠馁”，没有饭吃。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去做官，他不再想猛志之事，纯粹为填饱肚子而“自役”。此后，曾任镇军、建威参军。从晋太元十八年（393年）到晋义熙元年（405年），这十三年断断续续的做官生涯中，他对变化无端的社会和污秽的官场忍无可忍，经常幻想“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憧憬的是“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家居生活，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田园风光。一想到自己心被形役，被迫束于尘网就愤愤不平。
义熙元年（405年）底，他出任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郡里派出一个督察县、乡，宣达教令的官吏督邮到他那里。县吏请他换好衣服前去拜见，他长叹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自动解职，回到老家。
归隐第一年，他把自己解脱束缚、奔向田园的归途和心情描述如下：“舟遥遥以轻风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他的身心得到解放。陶渊明隐逸诗歌选材平淡，又用白描手法，但却有一股耐人寻味的意蕴于其中。义熙二年（406年）他把自己的家居环境写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平日生活是：“野外罕人事，穷苍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他与农民的往来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的喜悦与担心是“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劳动生活的情景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完全与农民融为一体，踏踏实实地成为了有血有肉、彻头彻尾的农民。
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处处渗透乐观霍达的精神。劳动生活再苦，就连家庭遭受火、水、兵灾，他都能从容对待，也不愿向官场乞求。义熙二年（406年）夏，家中起火，又遇大风，须臾间把仅有的家产烧光，他只好搬往南村营造新屋。当年秋天一个晚上，他回到被焚的故居，仰望着“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心中却想的是“形迹凭化生，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在《责子》诗中，他慈祥地和儿子们戏谑：“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褒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迁居南村后，他与农民关系依然十分融洽，“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每逢春、秋暇日，大家一起登高赋诗，有时则与大家共同探讨争论书中某些疑难句子。他充满热情地写下他与农民度过的快乐日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经常长时间坐在屋外菊花丛中，两手摘取满把菊花，思绪飞扬，不知今夕何夕，欣然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闲远自得，真若超然于宇宙之外。在饮酒时，他与农民不分你我，亲似一家：“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陶渊明虽不懂音乐，但身边却保存一张无弦琴，每逢酒后，便在琴上抚弄，以寄托内在的深远之趣。不管富人穷人访问他，只要有酒，他就摆出来，与之共饮。如果他先醉倒，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有人曾见他在酒刚酿熟时，取下头上葛巾漉酒，接着又将它戴到头上。行为放达，以至于此。但是陶渊明毕竟不是干庄稼活的行家里手，身体也并不强壮，又无人帮助，因而他大部分时间过的是穷困僚倒的日子。他经常陷入“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的困窘境地。宋元嘉三年（426年）夏旧谷吃完新谷未熟之时，他有时十几天才吃几顿饭，正所谓“弱年逢家贫，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时饿得没法，只好沿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尽管如此，他仍矢志不改：“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陶渊明一生好酒，但却经常处于无酒可喝状态。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他，他偏不去，只好借渊明去庐山的途中，派人赍酒于半道邀之。颜延之和渊明关系友好，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曾路过浔阳，知道陶渊明他们每天喝酒，至醉方休。颜延之离开时留下二万钱，陶渊明却全部拿去送给酒家，想喝酒就去。他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一生最大嗜好不能满足，甚至连饭也吃不饱时，他仍不愿去投靠官府。陶渊明的政治理想是虚拟的乐土桃花源。宋永初二年（421年），57岁的陶渊明写下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完整的乌托邦之作，把他的隐逸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先用散文描述桃源周围的幽美闲静，使之与丑恶现实作比较，接着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其中的土地、田园、房舍和耕田劳动中的安乐和幸福，然后写桃源人的好客和对渔人的款待，并指出幸福的原因恰是与动乱社会的隔绝，最后以“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点明自己的愿望。
宋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死于故乡。从《五柳先生传》到《归去来兮辞》，再到《桃花源记》，陶渊明走着自己独立的创作道路；他的隐逸诗歌象纬线一样交织着它们，组成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陶渊明性情之真率，态度之达观，归隐之真实，待到后代文人的不断赞扬。他所开创的质朴中富于华美、平淡中富于丰满的诗风则长期以来影响着后来的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