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而在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隋文帝的新政富有开创性，经唐朝发扬光大后，融入了中国封建政治的血脉之中。尤其是科举制度，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变迁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这也成为隋文帝新政中最大的闪光点。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它创立于隋，完备于唐，是继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选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门阀世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这一矛盾使之围绕选举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庶族地主为了加强中央对于选官的控制权力，冲破门阀世族的垄断，踏上仕途，在曹丕称帝以后，由吏部尚书陈群主持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即九品宫人法，作为新的选举制度。在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对门阀世族的确有一定的限制。但在曹魏后期，特别是西晋以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到了东晋，门阀制度发展到高峰，门阀世族世代为宫，几乎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几乎都由他们占据，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到东晋后期，世族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对门阀世族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多寒士掌机要；梁朝时发生的侯景之乱；北朝末年相继爆发的边地六镇、关陇、河北等地的抗暴斗争，都沉重打击了门阀世族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北朝开始了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西魏、北周时，中央朝廷掌握的选举权力日益增大，这对于吸收有才干的人才到封建政权中来，从而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它为科举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隋朝统一全国后，继承和发展了西魏、北周的政策，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举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吏部。隋炀帝时创置了进士科，由此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
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
考生的来源有两种：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是指朝廷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其中国子学收高级官员（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员（七品以上）之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律学、书学、算学，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中央六学统属于国子监。朝廷设的学校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员之子。在地方上，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生徒的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就是要求生徒熟记经文，考帖经；讲，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口试，要求生徒通经义，教师问其若干条经义，生徒则按条答复。学生考试合格后，便可以参加朝廷由尚书省的吏部（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举行的科举考试。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上过学，通过自学成才的人，他们可以向所在州县报考，经考试及格，由乡贡到尚书省，参加吏部考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科目的设置也不尽相同。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予、道举、制举、武举等。科举经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最初以秀才科为最高，但由于很快即被废止，所以在当时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许多名臣多是这两科出身。而在这两科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推崇，而且也最难考，百人中仅取一二人，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后代沿袭科举制，实际上沿袭的就是进士科。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改易变动非常的频繁，其基本的规律是从较为简单到复杂严密，由不断变动到渐趋稳定，从不完善到日趋完善，逐渐形成为一种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
唐代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称为省试，起初由尚书省的吏部掌管。唐高祖武德年间，由吏部的考功司长官考功郎中具体主持，唐太宗时改由其副长官考功员外郎主持，唐玄宗开元年间改由礼部主持。武则天还开创了殿试的先例，但与后世省试之外皇帝另行殿试的做法仍有区别，而且唐朝的殿试并不常有，到后代才真正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
省试的时候，考生们需自带水、炭、脂炬、餐具等，等候胥吏点名，方可依次进入贡院。考场内部都用荆席围隔，考生坐在廊下答题。试卷一般不糊名，日暮后烧尽两三支木烛，考生就必须要交卷了。考生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批阅试卷时，对于回答正确的就批写一个“通”字，对于答错或未回答的问题，就批写一个“不”字。
唐代被举送参加省试的人，可称为“举人”，而应进士科考试的人，可以泛称“秀才”，这些称呼后世仍然沿用，但意义却同唐朝完全不同了。凡省试落第的考生，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考。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宫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这些得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称为“探花宴”，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其登第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进士们还要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称“题名会”，又大宴于曲江亭上，谓之“曲江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仪式活动，以显示其荣宠。
至此，科举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考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官，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
唐代的科举制在隋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充实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建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被后世所沿袭，直到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被正式废除，其间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中，共计约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者极少。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玄武门之变
隋末，太原留守李渊父子借助农民起义的声势，在晋阳起兵（今山西太原），不久即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了唐政权。在助父起兵及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建立了功业。他曾先后打败了薛举、薛仁杲父子，及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在唐朝建国与统一的过程中功绩虽然超过其兄建成与其弟元吉，但身为次子，是不能继承皇位的。李渊即位后，立建成为太子，并且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建功立业之后，意在登上权力的顶峰，并不能满足于秦王的地位。建成也知道世民肯定不肯甘居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建成、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殊死斗争。武德七年（624年）以后，这场斗争日益激化，双方都在培植羽翼，荐树盟友，结党营私，为发动政变夺权进行准备，双方也都在伺机谋害对方。太子建成曾勾结妃嫔，在太祖李渊的面前进谗言以诋毁世民。太子中允王硅、洗马魏征等也以“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为由劝太子早除世民。秦王曾在校猎中，乘建成马而被踬，又曾在一次与建成夜饮之后，“暴心痛，吐血数升”，怀疑被建成下毒所害，故彼此仇恨更深了。秦王府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纷纷为世民出谋划策，以为嫌隙既成，恐祸机立至，都劝世民诛建成、元吉，“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这期间，李渊曾打算让世民仍领陕东道大行台，分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并“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但被世民以“不忍远离膝下”为由而拒绝。建成、元吉也认为秦王如果去洛阳，有了土地甲兵，就更不好控制，不如留在长安，取之容易；故私下加以阻挠，事遂得以中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李渊虽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在这场斗争中，还是比较明显地站到了建成和元吉一边。对于世民，“每有冠盗，则令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故使得这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以世民先发制人、喋血宫门的武装政变而告终。
事变的导火索便是突厥的进扰。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突厥数万骑入塞围攻鸟城（属盐州五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南）。在建成的建议下，李渊派元吉代替世民督军北征。元吉乘机请令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与秦叔宝等同行，并简阅秦王府帐下精锐之士以补充元吉的军队，其意是在调出秦王府的主要兵力。建成、元吉还计划借出兵饯别之机，将世民杀害于城外的昆明池。不料事机不密，由太子率更丞王晊向世民告发。于是在秦王府属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鼓动和策划下，李世民决定一方面以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罪名上表参劾，一方面伏袭玄武门，举行政变。
玄武门是长安皇宫的北门。由于唐代皇帝居住的宫廷在皇宫的北部，故玄武门紧连大内，是担负守护之责的北军的所在地，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形势要地。李世民事先已收买了任屯守之职的常何、敬居弘、吕世衡等人。六月四日深夜，他借常何领兵戍守之机，预先部署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率兵先埋伏于玄武门内。清晨，建成、元吉早朝，行到临湖殿，发觉情况有异，立即转辔打算东归宫府。世民从后面呼唤二人，元吉返身张弓即射，但在惊慌中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所发的箭不能达到射程。这时世民却已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等率七十骑人马赶来，将元吉射落马下，但伤并不重。世民的坐骑逸入林中，为树枝所挂，也将世民摔坠下马。元吉赶来，夺世民的弓欲将其加害，并适逢尉迟敬德跃马而至，遂追射元吉，并将其杀死。敌将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率东宫、齐府精兵趋玄武门，张公谨刚闭门而拒，遂不得入。薛万彻鼓噪欲攻秦府，世民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的首级出示，宫府兵才得溃散。世民遂遣敬德入宫宿卫，“抔甲持矛”，到李渊处强迫他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不得已而从之，事乱才得以平息。建成之子安陆王承道等五人、元吉子梁郡王承业等五人均因此而坐诛。李渊遂立世民为太子，并在两个月之后，被迫让位于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年）正月，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主要是指唐王朝初期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清明政治。唐灭隋以后，唐高祖李渊诸子便开始为争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次子秦王李世民于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随后又迫使高祖李渊退位，自己即位，是为唐太宗，并改元贞观。贞观年间，唐太宗以隋亡为戒，率领朝臣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使隋末唐初的破败经济局面得以扭转，动荡的政局也从此稳定。国势昌盛，人口增加，史家因此称之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原因和内容在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中有较为完备的记录。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在朝官员则敢于为国事犯颜直谏，大臣各司其职。唐太宗认为，君主要避免失误，只有借助于忠臣的直谏。他十分赞同魏征的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在与诸臣论治国之道时，唐太宗每每鼓励大臣直言君主的过错。由于唐太宗的鼓励，直言进谏成为贞观年间的风尚。通过群臣的进谏，太宗可以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得知下情，并择善而从之。李百药谏止裂土分封，魏征谏止封禅，戴胃建议设立义仓等，都被太宗所接纳，避免了决策中的失误及过分地役使百姓。在谏臣中，魏征是最著名的，其先后数次上疏，以隋亡的教训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忧怜下民。由于君主的纳谏及大臣的直谏，贞观时下情上达，君臣一心，形成了贤人进、佞臣退的良好局面。除纳谏外，唐太宗格外重视人才的选用，太宗朝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太宗认为，君主治国应“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首先，太宗坚持量才器使，用人所长。贞观期间，太宗打破了统治阶级各集团所持有的政治偏见，竭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兼用关陇、关东与江南地区的贵族与士族，甚至任用曾经与自己为敌的人。这种以才取人的作法逐渐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稳定了局势。其次，太宗尤其注意从普通地主和平民中选拔人才。唐太宗的大臣中有出身于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世、秦叔宝等。有原隋王朝的将领，如屈突通等。也有出身寒素的刘洎、马周、张亮等。由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致使贞观朝中人才济济，如著名的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等对贞观之治的形成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的委派，他认为“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因此将各地刺史之名录于屏障上，将所听察到的刺史善恶之事注于各自名下，作为废置赏罚的根据。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举任县令，使官得其人。由于太宗知人善任，贞观年间能人尽其才，官吏能很好的各守其职，为各项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