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还要谈到我当年对旅行的热爱。这里面既有平庸生活中的浪漫主义的期盼，也有对现实生活了解的热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中三个月的旅行，我从上海出发，沿陇海线到开封、洛阳、陕西乾县、山西芮城、风陵渡、西安、敦煌、又从阳关故址越过当金山口、柴达木盆地到青海湖，然后再到四川的峨眉山、柳州、桂林、衡阳、江西，记下了七万字的旅行日记，几百张黑白相片。结识了无数第一次见面又永远不再相遇的朋友。
那是一种永远美好的青春时代的回忆，我当时深受俄国作家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的影响，也特别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特别是高尔基的影响。记得在我的旅行日记的首页，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很多年以后，我会对那时的年青人说，在七十年代初期，我曾在祖国大地上漫游了两万里。”
“文化大革命”后期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十分贫乏的时代，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初，人们对于狂热理想的信仰已经无形中渐渐地瓦解，而新的精神依着点却并没有找到，尤其是林彪事件以后，人们会隐约觉得社会终归会发生变化，不会这个样子下去，但未来是怎样的，一个有思想的人如何迎接未来，谁也不清楚，我相信当时许多青年人都和我一样经历过这样一个意义危机阶段。然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受惠于一种在中学时期就形成的对知识的超越功利的追求。这就使我能够不断地克服内心的精神迷惘，重新回归一种更充实的精神生活。这种充实感使我能克服一个青年思想者的苦恼、迷惘，度过漫漫的“文革”长夜。
当我在学业上有了长进之后，命运也确实对我微笑。高考恢复不久，我就有幸考上了南京大学研究生，我开玩笑对朋友说，当社会害怕知识时，我阴差阳错地变成了“领导阶级”中的一员，当社会重新对知识追求时，我又从“领导阶级”变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至少我可以说，我没有刻意去追求功名。
如果说，我的年青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处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时期，我们看不到求学的前景与希望，而在今天的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却不得不面对世俗化对我们的冲击。我时常在想，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时代，超越功利的知识审美精神，与我高中毕业以后那十二年相比，同样具有沙漠里的甘泉一样的价值。它将使你在全民世俗化的潮流中，变成追求知识的“永动机”，得到人生的至高欢乐，正如我当年在车间里一样。当你进而感受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民族经历的苦难，对于理解现实生活、对于展望未来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并有所创获时，你就会感受到一个历史学者，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的自我实现。
当研究生时的体会：认识你自己的学术个性
问：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意义。那您接着谈一谈考研的经历吧！
答：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去考研究生，在“文革”后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有幸与南开大学的着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建立了通信联系。他老人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呼吁加强清前期历史的研究。我看了之后不揣冒昧，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一个正在自学明清史的青年工人，在信中还谈了我的一些十分粗浅的看法。没想到老人家很快回信鼓励。我一直珍藏着他这这封信，从他的字可以看出老人家动笔已经有些困难了，字写得很大，文字也很简略，有一种写得很吃力的感觉。此后，我就与他经常通信。
“文革”结束以后，全国开始招考研究生，我收到了郑先生的一封来信，问我愿意不愿意去考他的研究生。当时我非常激动，我连大学都没有读过，根本没有想到过可以去报考研究生。由于郑先生的鼓励，我决定试一试。那几个月是废寝忘食的日子。几个月以后，我参加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初试，初试已经录取之后，再次来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复试，在复试笔试开始前，我看到考场门口有一位白发老人，他轻声问监考老师什么，然后就走到我的桌前。这就是郑先生。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走到我身边，拍拍我，表示了对我的鼓励。然而，后来很不幸，复试并没有被录取。
问：什么原因呢？
答：说来非常有意思，我的政治成绩给南开大学的批卷老师弄错了。成绩应该是85分。但批卷人却把正面的成绩50分忘记加了上去，于是我的卷面成绩就变成了35分。这样，我的名次就跌到录取线以下了。不久后，郑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的信的大意是：你没有被录取，也许我比你还难过，希望你明年继续来考我的研究生，你是一个自学的学生，我知道你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是相信你的能力的，你需要什么书，我给你寄过去。
然而，命运仍然再次对我微笑，南开大学没考上，我的考试资料被转到了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元史专业，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录取的希望。然而居然在南京大学被录取了。我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着名元史学家韩儒林先生门下的学生。其实，这里面同样充满了偶然性：韩先生与元史研究室的其他几位老师，在收到天津寄来的我的考卷以后，当时就很奇怪，这个学生怎么就只有35分呢？然后一查，竟然少算了50分。他们对我深表同情，另外，我的俄文成绩非常好，92分，这也大大地帮助了我。元史室有大量的俄文资料，他们正需要一位俄文好的学生，将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我报的专业是明清史，还是被破格录取了。在其中，郑天挺先生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特地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韩先生，韩先生是郑先生当年燕京大学的老同学。
问：您被录取了？简直是太幸运了。
答：我真感到这时命运对我实在太好了。这种运气也许一般人一辈子也碰不到。说实在话，我当时甚至连大学历史教科书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居然能考上研究生。记得在参加南开大学初试前一个星期，我曾请复旦大学的一个中年教师给我出几门模拟试题，拿到题目，我居然一门也答不上来，可以说，我录取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
命运真是在冥冥中帮助我，我记得那是临考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住在厂里，没有回家。厂图书馆里仅有的两三百本书里，正好有一本是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此书只有中册。我就把中册借出来，看了一整天，无意中记住了书中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观点。而后来考卷中的四个题目，竟然有三个都是恰恰是我在这本书读到过的，记得有一门考题是，“试分析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特点”，还有一个题目是，“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当时答题的感觉就象是左右逢源，每次我给大学生讲起这件往事，整个课堂都笑起来了，事情就是那么巧。
然而，每次讲这个故事，我都没有忘记提醒学生们，这件看来极其偶然的事里，多少也有点儿主观方面的有利的因素。我能够在一个星期天的时间里，能注意到这本数百页学术专着中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把它们记住，而且能在试卷上，用流畅的学术语言表达出来，（我甚至能凭记忆，把我从胡先生书中读到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某卷某页的引文也抄录到了考卷上！）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那100多万字的笔记。这也许是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吧。我每次给新生上课时都要告诫他们，做学问的要诀，实际上就是一个死办法，那就是，习惯成自然地把你所看到的每一篇文章的重要或精彩观点记到活页纸上，同时写出你的读后感。这个过程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积累了学术资料与信息，第二，锻炼了文字表达能力。学术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你在抄写、概述别人的观点时，你的概括能力就无形中磨炼出来了。第三，磨砺了你的原创性。因为每看一篇文章，你都得逼着自己写下一些自己的感想。当年记笔记只是自己对学术的朴素兴趣，没有想到从中磨出的功夫在考试时却派上了大用场。我常常觉得，人文社会科学是可能无师自通的学问。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进入神圣的学术殿堂，关键是毅力与兴趣。只要你掌握了好的方法。
问：很有意思。您的俄文怎么学出来的？对一个在校学生来说，外文都是非常难的科目，您却能在工厂里学出这种成绩来，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吗？
答：说起来也很简单。首先，是我喜欢外文，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把一本厚达500页文字的俄文版的《世界艺术史》硬着头皮啃了下来，在高中时期，我就在外文旧书店购得一部十卷本的俄文的《高尔基选集》，当时只花了4块钱。这一套书整整伴随了我12年。我一面看俄文书，一面查字典。考试以前，我根本用不着复习俄文。不但考了高分，而且考试的时候我还纠正了南开大学试卷上的两个错误，直接写在试卷上面了。
问：请你介绍一下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情形，研究生生活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情节？
答：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对我个人来说，应该说是人生一个新的里程碑，是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最感激韩儒林先生的，是他对我的宽容，他鼓励我去发挥自己特长，按自己的个性去摸索治学的道路。韩先生我国着名历史学家，他可以说是一个语言天才，懂得多国外文，又具有工程师一样的精密头脑。他的特长就是运用不同民族的历史语音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审音勘同，从而从波斯、阿拉伯的古代丰富文献中，发现了蒙古人活动的历史资料，并运用这些异域信息，来弥补汉文献资料的不足，并借此做出一些重大发现。然而，我却并不具有这样的禀赋与才能。开学以后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很快就发现，我和他的学术气质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没有按照他的特点来重新塑造我。他与我有一次关键的谈话，大意是，我这一套东西啊，你也学不好，学了以后也未必用得上，用了也可能会忘掉。还不如走你自己的路。你喜欢看什么书你就去看，我相信你是能够走自己的路的。这种宽容与学术上的自由放任，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韩先生主动地为我创造了一个自由学习与探索的环境。这个时期，我在南大图书馆，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理论、社会学方法方面的书籍，甚至还读了一本俄文版的曼费尔德着的《拿破仑传》，这本书的历史叙事风格给我很大的影响。我可能是“文革”后入学的研究生里面最早接触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人之一。掌握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之后，我回到元史当中来寻找一个适合我自己的课题。我开始研究元代的皇位继承问题。大家知道，宋朝之前的王位继承制已经是非常稳定了，明清也是基本稳定的，但元朝却是特别混乱的。元代中期的24年当中出现了6次皇位更迭和宫廷政变。我试图用文化比较与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来对此现象做出新的解释。我注意到，实际上蒙古草原文化中的那种选汗制度传统，与汉族王朝文化的嫡传太子制的继承传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然而这两种彼此异质的传统却重叠在元朝皇帝继承制度里。其结果是，蒙古贵族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各取所需”地或者坚持来自蒙古草原文明的选汗制，或者坚持来自中原农耕文化的太子嫡传制，争执的双方都可以宣称自己的主张具有合法性，于是这样就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激烈的宫廷冲突。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制度重叠，造成了皇位继承制度的功能紊乱。我运用这种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与文化学方法，写出了硕士论文《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当时我在研究生时期发表的五篇论文中，其中有三篇后来都被《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引用。这些成果表明我确实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如果韩先生坚持要我走他的路子，结果我可能一事无成。我在纪念韩先生的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韩先生有好多学生，也许我并不是他最满意的学生，但是，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正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研究生三年的生活中，我获得的一个重要体会是，学者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要邯郸学步，不要东施效颦。你是举重的料，就别学跳高，并不是所有名师的那一套东西你都能学会的。
从革命史观到改革史观
问：您80年代曾经说变革时代需要变革的历史学，正如革命时代需要革命史学一样，能不能对此略做解释？
答：实际上，革命史是众多史学研究范式中的一种。所谓的范式就是解释问题的参照框架，这一框架决定史料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革命史这种范式有其特定的政治功能，即在革命时代起到宣传动员大众起来革命的作用。要鼓动革命，势必要强调这个社会的阶级划分、阶级斗争，然后把近现代以来的复杂丰富的历史简明地解释为推翻三座大山、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过程。严格地说，革命史学范式是革命意识形态思想动员的良好工具。在革命时代具有重要的政治贡献。然而，这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唯一解释，更不是全部的历史解释。如果把它当作历史的全部内容或中心线索，就会忽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
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也同样贯穿于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涉及到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农业文明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现代化启程。这种冲突，是中国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时代，现代化的时代就面临很多现代化的问题。因此想知道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当然就需要有新的反思，需要有新的视角，我们需要考察历史的新的理论范式，通过这种新视角与新范式来从历史中获得有关变革的启示。原来三座大山的模式，在革命时代起到宣传革命政治动员作用，而在变革时代就显得不够用了。而且，用革命范式来解释历史上变革的失败，往往会得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
问：能否举例子来说明你的这一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