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革命的人生观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以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必须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都可想通了”。看来，父亲已经对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力量心悦诚服，这种话语的核心就是，只有通过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的方式，才能迎来新世界。个人是小我，在伟大的革命面前，小我要牺牲，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集体这个大我。
1952年父亲信中的这段话，恰恰是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运动以来的左翼革命的价值核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好几代中国人，都是把这种激进革命理念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无条件接受的。我们从小受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教育，这种理念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心目中渐渐具有了不受挑战的合法性。
然而，站在新世纪来重新反思的话，这里面确实有着值得警醒的地方，所谓的“新”，如果是脱离了，甚至摧毁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集体经验，如果仅凭一种想当然的价值理性，作为什么是“新”，什么是“旧”的标准，并把这种价值理性论证为“历史规律”，那么，这种我们所崇尚的“新社会”会不会变成一种想当然的乌托邦？当人们用乌托邦的理想标准来改造社会，摧毁旧世界，重建新世界，会不会变成另一种灾难？
其次，要建设新社会，要砸掉旧社会，需要的是集体的“大我”，集体的“大我”总要有代表者，但谁来作为集体“大我”的代表者？谁能全知全能地代表集体？这个全知全能的集权者，会不会受权力本身的毒害，而变成以集体名义行个人之私？
如果我们把思想与理念看作为改造世界的软件系统，那么，这里就存在着思想上的一些“程序漏洞”。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人很少会想到过这些问题。父亲是个军人，他更想不到这些，即使是当时那么多的大学者、大专家，他们也都是在真诚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巴金、曹禺、傅雷，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陈垣、钱伟长、华罗庚，还有好多其他的大师们，都发表过同样观点的文章，都曾在这种革命大逻辑面前心悦诚服。
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这句话固然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左派作为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永远有其合理性，左派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底层权利的保护，永远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
然而，如果谚语中的所指的左派，是追求建构理性主义乌托邦那种意义上的左派，那么，这句谚语就具有很强的警示性。它以一种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左派浪漫革命理想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社会良心，人类正是凭这种良心来批判现实、改变现实的，正是凭借这种良心，作为对批判不公平社会的参照坐标的；另一方面，左的浪漫主义，以乌托邦与“集体淹没个人”的革命手段来创建“新社会”，这就与我们所谓的“左祸”有了不解之缘。当一个民族处于脱胎换骨的新生初期，左的东西天然具有吸引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提供了改造的动力与充沛的激情，但正如一个人总要长大一样，一个民族终究要成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三十岁以前。
1954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平静的一年，父亲在这一年逝世，他没有看到革命的巨大车轮在此后是如何一步一步滚滚向前推进的，他也没有看到，他信中所拥护的那些左的意识形态理念，包括“小我为大我牺牲”，包括“必须以革命手段改造旧社会”，后来带来多么大的灾难与悲剧。1955年的肃反，1956年的告别市场经济的全盘社会经济改造，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到1962年发生的夺去了数千万人生命的大饥荒，1962年的强化阶级斗争，1963后的思想肃清运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无不与“以革命手段”取代“旧社会”的“左”的思想的膨胀有关，无不与“砸烂旧世界”“大我高于小我”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体系有关。到了“文革”，这两种左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所谓的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的“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迎来新世界”，全是这一逻辑的进一步延伸。而“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恰恰是他在信中诚心诚意要大家想通的逻辑。
许多家人都说，父亲一辈子洁身自好，刻苦自毅，有很强的、有时是过分的自尊心，旧军人的习气很重，以他的个性，他肯定过不了后来的思想改造这一关，更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历史变化太快，他肯定会跟不上这个他想跟上的时代。
结束语
这篇回忆写得够长了，该结束了。
英国哲学家奥克索特有一句名言，“人没有本质，只有历史”（the man has no nature but history），人是适应历史环境过程中的产物，本质主义者把所有的具体的个人，定性为是具有阶级本性的，历史主义是把所有的人放在其所处的历史具体环境中，去理解其行动与思想选择的。作为历史学者，我更倾向于历史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
其实，书读多了，阅历多了，原来小时候的卡通片式的好人坏人的简单化的界限就模糊了。我自己的藏书中最多的是回忆录，最喜欢收集的也是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读得越多，就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人们总是在自己面对的环境中，适应着这个环境，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与价值，来追求着他所认为的正确的目标，人们总是以此来自认为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只不过历史中的具体的人，被不同的坐标定义为君子或恶人。当我们脱离了好人与坏人的两值分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可以被我们理解的具体的人，这就让我们可以带着同情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经历中，从他们与环境的互动与相当影响中，寻找出意义来。
也许，多一点历史感，多一点环境对人的塑造与约束的观念，多一点思想对人的行动的支配的角度，少一点脸谱化，少一些教条与政治标签，我们看出来的历史，就会比我们头脑中灌输的历史观念要丰富得多。当历史摆脱了刻板教条而变得更有趣味时，它所提供的智慧将更加丰富。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也会更多。而所有这些教益，都会转化为我们争取更美好生活的经验资源。
在近百年苦难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有过许多求索者，在我们民族为美好未来所做的所有努力中，也包括所有失败者的求索与努力。当我们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过去的历史，我们反而会变得更加聪明而睿智。
附记：关于我的母亲
《家书中的百年史》完稿后，我把它分别发给几位研究生。他们都问，这篇回忆录中为什么没有写到自己的母亲。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要在文章中突出父亲建国初重新认同左翼思想以及左翼思想的变异问题这条主线，担心过于枝蔓，所以没有把母亲的情况写出来。
父亲起义后，母亲就进了解放军卫校，我在幼儿园寄宿，母亲过世时，我只有五岁。在她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她来幼儿园看我，当阿姨把我从教室引到操场上去见她时，由于我怕生，赶紧回过头来扑到阿姨怀里，不愿认她。我记得，她坐在幼儿园的儿童转椅上，离我有几步路的距离，当她见到这情景，就伤心地掩面哭了起来……。也许是由于她患病，也没有过来亲近我，她只是远远地望着我。这个印象如同黑白电影镜头一样，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也是我此生对她的唯一印象。
由于她患有肺病，临终前一直住在四川长寿县的野战医院里，关于她的逝世，大哥萧功平给在朝鲜的父亲写的信中有一段记载：
父亲：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希望你不要过分难过。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我亲爱的母亲了，她已经于上月二十日晚十二时与我们永别了。
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她从长寿的军区直属医院来了一封信，说她的病已经好得多了，也不出汗了，所以我很放心。
元旦的时候，她要我去医院看她，但是元旦只放一天假，所以我没有去。我当时的想法是，学校考完了以后，再从重庆到长寿，痛痛快快在她那里住几天。当她后来病情转危时，她便要李东云医生赶紧写信给我，但后来她后来改变了主意，让李医生不要写信。她当时的想法是，怕我看到她生病的样子难过。
直到临终前，她很想与我们见一面，便下定决心要我们去看她。当我收到李医生的信时，已经是二十日晚上八时。（那时离她去世只剩四个小时了）那时我正在上自习课，我很着急，同学都来安慰我，有的为我借钱，有的打电话到民生公司问船期，有的帮我去请假，整个班都行动起来了。
次日一早我就和功汉（萧默，我二哥）一起乘船。当船还没有到达长寿的时候，我还怀着希望。当我们下船的时候，我问一个解放军同志，直属医院在哪里。他问我找哪位，我说找我母亲。他说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说叫万先逸。他显出一副忧愁的样子，轻轻说，她昨天晚上牺牲了。我听了这话，好像冬天一盆冰水往身上倒下来一样。功汉很惊讶，他想哭，解放军说完了，立即指路，我们便默默向医院走去，一路上我希望那解放军说的不是真的，或者我希望自己是在做梦。
到了医院见到李医生，他对我说：“你母亲的病是很严重的，复杂的，我们用了最大的力量，但还是不行。”他又带我去看了母亲的坟墓。
在许多坟墓中，找到了一个新坟，上面插着一块牌子，“十二军卫校学员万先逸烈士之墓”。我真想不到，这坟墓底下躺着的就是我的母亲……
晚上院里的政委找我们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这晚我又没有睡着，想了一夜。次晨我带着母亲的遗物搭了船回到重庆，我想这些东西伴着我们走了好多路，但结果却少了一人。今后我会照顾好两个弟弟，我们会更好地学习，报答母亲一生对我们的抚养……
以下是父亲在朝鲜读了上面这封信后，给伯伯与全家的信，其中谈到母亲病故的事：
大哥：
昨夜得到功平一信，才确实知道先逸己于一月二十一日晚上病逝于长寿医院。
她的病是不可能治愈的，思想上我早已经作好了准备，尽管如此，可是接了功平的信，不禁大哭一场。我悲痛她，我怜惜她，尤其是她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旁边，没有一个最接近的同志在旁，就这样凄凉地死去了。
临终时她只说了几件事，一是写信通知我，二是将行李交组织，作功平、功汉教育费，最后说对不起父亲（我爷爷），没有照顾好他。我想她一定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没有亲人在旁，都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这是我最难过的地方。
我与她结婚二十多年，实际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四、五年。在我过去困难的时候，她能自食其力，并抚育了孩子，减轻了我不少顾虑。前年离川赴朝时，她病在床上不能坐起来，尚极力压抑她的感情鼓励我出征、求进步，极力减少我的顾虑。但是我知道她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我知道她在暗地里不知要流多少泪的。
毕竟她是离去了，她那样的身体，既不能劳动也不能工作，拖在床上活活受罪，早死也少受一天罪。现在功平、功汉已经慢慢能自立了，小秦日前也有依托之所，她所最疼爱的人均已有了依托，她应该没有挂虑了，倒是未死的人对她不能忘怀。
本文写于2013年仲夏，2014年6月增改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小学生活的回忆
一
我是一九五三年进入上海昆山路小学的，小学紧依着昆山路上的一个小教堂“景林堂”。我们学校的礼堂就是景林堂的布道大厅的底楼改建而成的，建国前它就叫景林小学。我们就在这个用教堂的底楼分隔开的教室里上课。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2006年，我在台北国史馆阅读蒋介石档案时，才十分偶然地从档案中得知，1927年11月某日，蒋介石就在昆山路上的这个景林堂的礼堂里做过礼拜。十几天以后他与宋美龄在上海成婚。不久前，我回到虹口区旧居旧地重游时，才注意到景林堂门口墙上已经嵌上了一块大理石板，上面介绍说，宋氏兄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早年就是这个教堂的牧师。这时我才弄明白，当年蒋介石为什么选择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堂里来做礼拜。这些有趣的典故都是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我敢说，从读这所小学时开始，当时和以后的所有的校友与任教的老师，谁都不知道，在不同时期，蒋介石与宋美龄与我们曾经坐在同一个礼堂里。
五十年代的小学生比现在的孩子要快乐得多，学校与家庭生活中都没有多少压力，重点与非重点中学的区分，在家长、学生与教师心目并没有占有那么严重的意义。我是在六年级毕业前填表时，才临时决定把华东师大一附中填写为中学的第一志愿的，因为我的好朋友填写了这个学校，我不愿意与他分手，于是就跟着填写了这个志愿。此前也没有与家长，即我的姑姑商量过。考上了，我与姑姑也没有觉得特别兴奋，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一不留神”才考上重点中学的。当然，华东师大一附中是全市重点，对我此后的影响确实不少，但这是后话。
由于小学里的功课不多，我很早就喜欢上了读小说。刚没有识多少字，就要去读那些满页都是生字的小说，只能是半猜半读，居然也读了下去。当然，那时我心目中不知道什么叫文学，我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平妖传》，接着就读了《封神榜》，那还是四年级的事，这部小说的内容大多淡忘了，只记得特别羡慕那个反叛的小英雄哪吒踩在脚下的火轮。记得在读最后几章时，我就越读越慢了，因为我不想读完它，我有一种不愿意与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分手的恋恋不舍的感觉。接下来读了《水浒》《说岳全传》，读这些书当然是不求甚解。五年级时，无意中被姑姑放在她自己枕头下的雨果的《死囚末日记》中的精美的铜版插图所吸引，忍不住读了下去，那位死囚在生前对生活的留恋，对青年时爱情的回忆，对死亡来临的恐惧，我至今还忘记不了，这部小说让我有一种深深的窒息感，它甚至浸透着我的心身，我几次想读下去，又没有勇气往下读，最终仍然没有读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就叫做感动，这就叫文学，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但这似乎也并没有使我幼小的心灵有什么伤害，并没有“中毒”太深，也许是现实生活本身太丰富了，也许文学小说的多样性，使我同时又被其他同样精彩的故事吸引过去了。